许冠群通过引进一批特别杰出的中国研究人员，使新亚变得更为科学化和中国化。像20世纪30年代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制药公司一样，许氏的公司中既没有专门从事研究的全职研究人员，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室供研究人员作实验。[42]早在1935年，许冠群就在上海设立了麾下第一个规模不大的实验室，即新亚化学药物研究所，但一直到战争爆发后，他才建立了三个大型实验室，使新亚获得了从事大规模实验的设备和能力。1937年，他建立了新亚卫生材料厂，并且在该厂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来负责设计和制造外科手术器械、橡皮膏、纱布、绷带和药棉。1938年，许冠群增设了新亚血清厂，并有一个实验室来专门生产用于预防或治疗霍乱、伤寒、天花、白喉、狂犬病、痢疾、破伤风、脑膜炎、百日咳以及瘟疫的疫苗。1941年，许冠群在新亚生物研究所内设立了一个最先进的实验室，专门研制包括青霉素在内的抗生素。[43]

许冠群聘请了曾在日本、西方及中国国内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著名中国科学家担任这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20世纪30年代初，许冠群和曾留学日本的合伙人赵汝调一起，依靠日本的技术顾问使新亚开始掌握科学工艺以及专门技术。当第一个实验室于1935年建立时，他委任拥有东京大学药剂学博士学位的曾广方担任实验室主管。曾广方聘请了日本技术人员，并在实验室里使用日本制造的设备。但在战争开始后，许冠群转而聘请留学西方而非日本的中国科学家担任高级研究人员，例如，他为新亚血清厂挑选的主管是在哈佛大学接受过教育的中国细菌学家、前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实验所所长程慕颐，担任副主管的则是曾留学法国的吴利国。他还任命另外一位同样在哈佛大学深造过的细菌学家余贺担任新亚生物研究所主任。

为协助这些主管的工作，许冠群还聘请了其他在不同研究所和国家接受过教育的、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他所聘请的在中国国内接受培训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前成员、中国著名大学的前教员以及新亚每年都招募的中国大学毕业生。他招募的在海外接受培训的研究人员中，主要是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大学的医药科学领域获得了高级学位的中国人。正如许冠群所自豪地回忆的那样，战争结束时，新亚至少有百分之十的员工是医药科学这一或那一领域的专家或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员。[44](www.daowen.com)

除了在实验室开发尖端药品之外，新亚研究人员也研制适用于大众消费的药品。这些药品中的一部分是为治疗特定人群的特殊病症而专门研制的，当归儿便是这些药中的一种。当归儿是一种中草药滋补品，专为年轻产妇研制，用于产后补血活血和恢复精力（药品名称的字面意思是“当归的子孙”，这是一个双关语，它的意思既是中医长期以来使用的一种植物根，也可以解释为年轻妇女婚后回娘家“归”省之意）。[45]相比之下，新亚其他药品所针对的则是更为广泛的消费者群体，用于治疗缓解各种病症。新亚最受欢迎的药品之一是胚生蒙（字面意义是胎盘，这个药品名字的罗马字母拼写形式是“Placemon”），这种药品可以治疗以下病症：腰部疼痛、腿部软弱无力、心律不齐、失眠、抑郁、阳痿、不育、血细胞和精子数量偏低、动脉硬化、成人早衰及儿童发育迟缓等。这一长串的药效足以让胚生蒙成为一种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和黄楚九捧出来的人丹不相上下。[46]

新亚的这些药品和其他的很多药品，几乎完全是由战争期间设立的新厂所生产的。正如表5.2所显示的那样，战前新亚仅在上海有一家制药厂，但在战争期间又增加了六家（在上海另增设了三家，在重庆、北京和香港各设了一家），这几家制药厂雇用的工人超过了一千名。[47]这些制药厂满足了新亚在上海及上海以外地区不断扩大的长途销售网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