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有关许冠群在战前市场营销的叙述，显示出他充分利用了上海作为中国商业和流行文化中心的优势。可以想见的是，随着生意蒸蒸日上以及与商业竞争对手展开在全国市场上的竞争，他难免被卷入政治上的纠纷。他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获得了成为政治“路路通”的一些最初经验。例如，1933年，许冠群受到几家西方制药公司的控告，说新亚制药厂一直在进行非法药物吗啡的买卖。许冠群在对上海工部局禁毒部的回应中指出，新亚进口吗啡有着国民政府颁发的官方许可证，是用来制造麻醉剂的。但是，他并没有让这起案件走上法庭，而是通过贿赂工部局禁毒部督察长陆连奎把案子给摆平了。陆连奎正是一个能为许冠群提供帮助的人。根据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研究，陆连奎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警探，“他同青帮有联系……是一个能把事情办好的得力警察，需要时他会另辟蹊径，采取必要手段把事情摆平”。[25]

为了将来不再发生麻烦，许冠群想办法在纳税华人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中谋得了一个职位，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在公共租界制定药品销售管理章程的机构。同样在1933年，许冠群成立了一个专事游说的机构——上海制药业同业公会，自任主席。但是，尽管许冠群有了种种官方头衔并在台面上展开游说，他继续发挥着自己“路路通”的本事。[26]1935年，当德国拜耳制药公司控告新亚仿冒药品并侵犯注册商标时，许冠群没有通过游说或法律机构来处理这一问题。他再次发挥了“路路通”的本事，贿赂了时任民国政府实业部商标局科长的黎勉亭，把案子了结了。[27](www.daowen.com)

1937年战争爆发后，许冠群依然靠着战前便有的“路路通”本领顺利行事。在外国侵略使得国家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要整合遍布全国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对“路路通”提出了种种难题，但许冠群却表现出他在解决这些难题上的超乎寻常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