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前的年份里，许冠群不但使得新亚的销售网络变得更广阔，更先进，也更具有进取心，他还用同样的方法来发展公司的宣传刊物。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消费者觉得在生产现代药品的科学标准上，没有哪一家中国制药公司有能力同西方和日本公司相抗衡，许冠群曾一度对不能做到成功地宣传新亚药品感到绝望。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当他发现新亚生产的首批中国制造的药品卖不出去的时候，他采用了伪造药品来源地的方法，即在药品上加盖“日本制造”的字样。[16]尽管如此，战前在广告宣传方面和在销售方面一样，他从进行尝试性和有限的试验开始，很快便采取了雄心勃勃的、大规模的行动。

许冠群的第一个促销工具是新亚的商标，它的设计表明许冠群开始并不情愿暴露公司的中国血统，而更愿意将它同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医学联系在一起。新亚药厂的商标于1928年启用，外面是一个五角星，当中是一个十字。表面上，这两种元素只是代表“新亚”这一名称：星是“新”的谐音字（两者在普通话里发音相近），而十字则以汉字“亚”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第二种元素所代表的并不仅仅只是公司名称的一部分。当时，“亚”这个字（日语中用的是同一个字），出现在日本公司的名称里要比在中国公司的名称里多得多。因此，乍一看这个商标，中国顾客很容易将新亚公司的产品误认为日本产品。在许冠群看来，新亚商标中最重要之处是最里面的十字形部分，它是用红色印刷的，看上去同红十字会的标志一模一样，而实际上新亚同以欧洲做基地、为战争和其他灾难中的伤员提供医疗救护的国际红十字没有任何关系。对于这个红十字，许冠群解释说，它“与医药卫生的含义，亦联系得起来”。[17]

新亚制药厂的商标，外面是一个红色的五角星，里面是一个“亚”字。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直到1931年和1932年，许冠群才开始在广告中公开宣传新亚是一家中国公司。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了中国人为抗议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和1932年日本轰炸上海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的推动。运动期间，许冠群加入了中国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并像黄楚九和其他人已做过的那样，打出了购买国货的广告。[18]抵制日货运动结束后，许冠群仍继续推行强劲的促销运动，从1932年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都没有中断过。

20世纪30年代，许冠群创办了医学和健康方面的出版物，以用于促销其制药厂生产的药品，而当时西方医药公司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例如，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大型制药公司为其产品所刊登的广告都必须遵循美国医药学会和美国联邦政府的规定。一方面，这些美国大型公司必须遵守规则而对广告中关于药效的说明加以限制，并因此妨碍了其药品销售；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对销售专利药品的小型公司产生了毁灭性影响，这些公司能从中得益。但不管怎么说，诸如《美国医学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之类的专业学术期刊以及诸如《科利尔周刊》（Collier's Weekly）、《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之类的大众杂志，都不归它们所有，也不是由它们发行的。这些期刊和杂志所表达的是执业医师的意见，并且带头在专利药品规则的制定以及防止药品销售的商业欺诈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19](www.daowen.com)

中国的情况却与之不同。许冠群不仅是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几份在中国医药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的所有者和发行商。1932年，他创办了《新医药刊》，这是一份面向西医医生的中文专业杂志。许冠群利用这份期刊把新亚公司和曾留学国外而在中国最具盛名的医生联系起来。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的那样：“聘任特约编辑，均为英、美、德、日各派医师，声势浩大，流传更广。星牌药品的销路，也就不胫而走了。”[20]

作为《新医药刊》的出版商，许冠群定下的目标是要让每位医生办公室里都有一份《新医药刊》。他将《新医药刊》的价格定得非常低，每期从五十页至七十页不等，其中还包括十页到二十页的彩色广告，按中国货币计算定价仅为一角。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许冠群向驻各地的销售人员下达了编纂一份通讯录的任务，其中包括国内所有中国西医的联系地址。靠着这份通讯录，许冠群向全国各地的医生免费发放期刊，数量超过了一万两千份。但许冠群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出版了《新医药刊》的英文版，并按照与中文版相似的方法发送，从而使期刊发到更多医生的手中。他将英文版《新医药刊》的价格定为每份五角，并指示销售人员尽力查找到能阅读英语的医生（尤其是在香港和东南亚英属殖民地的医生），并每期都向每位医生免费赠送。[21]从那时起到《新医药刊》仍由他出版的1941年，许冠群一直把这本杂志当做一种广告宣传的工具来使用。

1936年，许冠群创办了一份新的中文刊物《健康家庭》，用它来直接吸引消费者（而不是像他出版《新医药刊》那样通过医生来间接达到这个目的）。后来，他在回顾创办《健康家庭》的原因时，曾将办杂志的“表面目的”和“真实目的”作了区分，说过一段值得我们在这里整段引述的话：“号召贡献健康知识，研究家庭问题，指导青年修养，提倡社会服务，发行‘健康家庭季刊’……出版《健康家庭》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促销新亚的药品。这说明宣传药品要想做到深入家庭，想把星牌药品，做到‘家喻户晓’宣传方法，所谓‘无孔不入’。”[22]

当时，许冠群绝不是唯一一个战前通过发行大众杂志为其商品大作广告并出于商业目的而巧妙运用先进观念的中国企业家，但与其他人相比较，他在吸引众多读者方面做得尤为成功。[23]根据许冠群的说法，1936年和1937年初出版的《健康家庭》的前三期，被“数万名读者抢购一空”；到了1937年6月，《健康家庭》在全上海市广为流通的同时，还在上海以外地区经由22个销售商来分发。当许冠群将杂志推向广大读者后，仍希望读者群能够进一步扩大，但由于1937年夏日本全面侵华，他被迫不得不在《健康家庭》第四期即将付梓前，暂停发刊。[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