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帝占领时期］在敌人铁蹄包围下，我们唯利是图的工商界人士，是“出生入死，在剥削利润上搏斗，不让分毫的”。沦陷时期，我们上海租界的工商界头面人物，尤其在驰骋市场上，先要搞一个“路路通”。我就是典型的一个“路路通”。所谓“路路通”，就是和日敌方面、南京汪伪政权方面，还有重庆国民党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方面，都要搭好关系。战争时期，我成功地与所有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建立友谊。

——许冠群　《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1964年）

在日军占领中国（1937—1945）和东南亚（1942—1945）后，中国的药品公司是如何销售药品的呢？正如我在第四章所提到的那样，项松茂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因为领导五洲大药房员工抵抗日军而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此后，其他的中国商人都人人自危，尤其是在日本人宣布取得了1937年淞沪会战的胜利之后。战争爆发前，中国医药公司都倾向于将总部设在上海，并在这里打理方方面面的业务。那时的上海在工业产品制造、向全国输出消费品以及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广告）等方面，已经超出中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那么，1937年日本的侵略是否使得上海丢掉了在中国工业、商业及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呢？[1]一些历史学家表示情况确实如此。詹姆士·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认为，战前中国仅有少数实业家同科学研究人员一道从事研究和开发，他也描述了这些企业家在战时纷纷将位于上海和中国其他沿海港口城市的总部搬迁至更为安全的内陆地区。洪长泰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在日军入侵中国时，中国一流的新闻记者、作家及漫画家进行了同样的迁移，促使“文化中心从沿海城市扩散至内地……从而使得中国的关注重心转移到了乡村地区”。[2]

如果说日本人的入侵使得上海遭到破坏，并迫使实业家、科研人员和商业艺术家背井离乡，那么，滞留在上海的经营制药业的企业家难道不会缺乏研制药品及设计药品广告所需的专门人才吗？当上海于1937—1941年成为“孤岛”（当时整个上海仅剩外国租界区未被日军占据，其他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区域则完全为日军控制）以及在1942—1945年完全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时，他们难道没有因在上海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失去长途贸易的机会吗？

如果没有中国的“路路通”们存在的话，那么，答案便绝对是肯定的了。要搞清这些“路路通”的路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行动诡秘、声名狼藉。但他们中的一员许冠群（1899—1972），即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文字中承认自己是一名“路路通”的那个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扇观察这些“路路通”世界的窗户。

许冠群保留了他旗下新亚制药厂的详细档案，还撰写了一部透露内情但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与商界乃至政界、医药界、科学界、文化界的战时名流的往来。[3]战争期间，许氏公司的资本和销售额直线上升，其销售网络也急速扩展至整个中国及东南亚地区（见表5.1，表5.2）。战争结束时，许冠群已成立了以新亚制药厂为基石的新亚企业集团，下辖涉及药品、印刷、造纸、染色、纺织、五金器具、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等领域的三十五家公司，资本超过了一亿元。[4]对于许冠群所取得的这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本章将从下述三个方面加以追溯：战争前夕的企业运作，战争初期与日本和中国政府的谈判，战争期间通过科学技术实现商业扩张并扩大文化影响力。(www.daowen.com)

表5．1　新亚制药厂的资本及销售收入（1926—1945）

（续表）

注释：表中所略年份，是因为这些年份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数据。当时所使用的货币情形如下：1935年之前，银元；1935—1941年，法币（国民政府的官方货币）；1942—1945年，中储券（汪精卫傀儡政府的货币）。横线表示相关数据暂不可用。
资料来源：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7页。

表5．2　战时新亚制药厂的扩张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8—280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6，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