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遍布全中国的市场营销体系通过公司所希望的或不希望的方式被地方化了。在高层，项松茂有意试图推进的，是在他集中控制之下的地方化。他从上海对中国各大区域中心城市的分店建设投入资金，并派遣他所信任的同乡同事去管理各分店。在他和分店经理们的监管下，五洲建立起了表面上很西式的分店，并与传统中药铺和其他中国商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五洲也通过各种手段将分店地方化，包括选取位于城市人口聚居中心的店址，在店面上大用中国文字，增聘或允许中国建筑商添加具有鲜明当地特色的设计和装饰，等等。我们不清楚项松茂是否从上海派遣设计师和建筑师去设计和建造每个城市的分店，但看来他对每家店究竟被地方化到何种程度方面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在大区域层面，五洲的分店经理们对其分店被地方化到何种程度上也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作为被项松茂任命的员工，这些经理都得听从他的命令，而且作为被他从上海派到分店的宁波老乡，他们更加熟悉他的方言、建筑嗜好和其他的文化价值观，这胜过了他们对自己所任职城市的方言、建筑风格和当地文化的了解。尽管如此，他们在某一特定城市的任职时间相对来说是较长的——通常是几年，有时甚至是十一二年——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了解各个城市的地方风俗。尽管他们的活动没有留下完好的资料记载，但他们可能通过在自己的分店，根据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改造来自上海的广告宣传而使之实现地方化。

在营销体系的较低层级，五洲的联号店也将它的广告地方化了，其幅度之大甚至到了违反公司政策的地步。和五洲的分店经理们一样，合资商们也利用了五洲从上海提供的招牌和广告。然而，和分店经理们相比，联号店的店主们并没有在同样程度上受到来自五洲的中央控制。他们展示广告的方式也与公司所希望采用的方式有诸多不同。陆树东利用了五洲广告却没有将其书店转变为一家药店（如他的五洲招牌所宣称的那样），而是成为一家百货商店，这就是例子之一。

在营销层级的更低处，零售商店主和流动商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乡村集市无疑也利用了五洲的广告。尽管我们对他们到底是如何做生意的知之甚少，但我们有理由推断，在五洲的大量广告中，有一些为中国的零售商和小贩用自己的路数将五洲的“西式”形象地方化和进一步地方化创造了机会。

通过这个巨大而复杂的网络，五洲将药品行销到了更广泛的地区，不但遍及各个大区域，还进一步深入到这些区域的各城市层级中去。在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前，五洲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企业都要好。而且，五洲公司在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仍以很大的规模持续经营，只不过那时它已不再是中国甚至不是上海药品行业中最为重要的公司了。[44]它已经被其他不仅在战时生存下来而且迅速发展壮大的中资医药公司超越了。像中法大药房和许多其他战前就存在的医药公司一样，五洲在日军占领期间继续运作，但它在战时的盈利已远远落后于一些竞争对手，尤其是落后新亚药厂了。

[1]C.A.Bacon，“Pharmacy in Shanghai”，见Chinese Economic Journal（1929年8月），第658页。五洲大药房还有一英文名字“The International Dispensary，Ltd.”，但作者在本书的英文版中使用了由其中文名称直译成的英文名，因为它用中文发布了绝大多数广告，其目标也主要是使用汉语而非英语的顾客。

[2]干谷编：《上海百年名厂老店》，第138—13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60页。

[3]有关这种移民模式，参见：G.William Skinner，“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4]沈祖炜：《项松茂：第一个抗日殉难的企业家》，见《国难中的中国企业家》，第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60页；干谷编：《上海百年名厂老店》，第138—139页；孙德祥：《项松茂》，见《民国人物传》，第4卷，第172页。

[5]沈祖炜：《项松茂：第一个抗日殉难的企业家》，第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62页。

[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58，260—261页；谈玉林：《五洲药房八十年来话沧桑》，载《长宁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第16—17页。

[7]Daniel H.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p.265.

[8]张燕凤：《老月份牌：广告画》，第1卷，第3、104页。

[9]《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203页。

[10]干谷编：《上海百年名厂老店》，第138—139页。有关五洲的非医药产品，最有名的是固本肥皂。参见：项泽楠：《五洲固本肥皂和祥茂肥皂的竞销经过》以及《五洲皂厂与英商的竞争以及与日帝的斗争》。

[1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66页。

[12]谈玉林：《五洲药房八十年来话沧桑》，第16页。

[13]Yoshinobu Shiba，“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见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第437页；William T.Rowe，Hankow，p.231；Leung Yuen Sang，“Regional Rivalr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载Ch'ing-shih wen-t'i，第8辑，第29—50页；Susan Mann Jones，“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见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第73—96页。

[14]张仲礼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740—741页；Sherman Cochran，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chaps.2 and 7.

[1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109—111，267—268页。

[16]《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13—12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3页。

[17]《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13—115页。

[18]Michael Tsin，“Canton Remapped”，见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第27—28页；Wang Liping，“Tourism and Spatial Change in Hangzhou，1911—1927”，见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第113页。

[19]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pp.114—117.

[20]Hanchao Lu（卢汉超），“Away from Nanking Road”，载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4辑第1期（1995年），第93—123页。又参见：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pp.184—185。(www.daowen.com)

[21]G.L.Wilson，“Architecture，Interior Decoration，and Building in Shanghai Twenty Years Ago and Today”，载China Journal第12辑第5期（1930年），第248页。

[22]Richard W.Longstreth，The Buildings of Main Street，p.45，p.82.

[23]《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22页。

[24]同上，第121—122，124页。

[25]同上，第124页。

[2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102页。

[27]孙德祥：《项松茂》，第178页；项泽楠，谈玉林：《爱国实业家项松茂遇难经过》，第314—315页；汪仁泽：《抗日殉身的爱国企业家项松茂》，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190—191页；庄欣儒：《日军枪口下的巨商父子》，载《上海滩》第8辑，第15页；沈祖炜：《项松茂：第一个抗日殉难的企业家》，第1，13页。1995年5月，在纪念太平洋战争对日胜利五十周年的庆祝会上，项松茂于1932年在保卫上海中所起的作用在上海一档叫做《泣血年流》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中得到介绍和宣传。

[28]Arnold Wright，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Shanghai，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pp.628 630；Joseph W.Feldwick，eds.，Present 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pp.243 245，261，349 357.

[29]《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07页；“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Notes”，载China Journal第12辑第5期（1930年），第101页。

[30]《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82页。

[31]同上，第108页。

[32]剪报，1936年9月9日和10月9日，载刘大钧文件。

[33]《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201页；剪报，1936年10月9日，载刘大钧文件。可参见：张包镐、范能船：《上海旅游文化》，第16章。

[34]《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03，105页。

[35]同上，第183—185，191—194页；剪报，1936年10月18日，载刘大钧文件。

[36]Joseph W.Feldwick，eds.，Present 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37]《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05页。

[38]同上，第119，121，123页；参见表4.1。

[39]五洲大药房文件，文件编号Q38—37—29，“董事会议纪要，1940—1941年”。

[40]Choi Chi-Cheung，“Competition among Brothers”，见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第96—114页。

[41]张燕凤：《老月份牌：广告画》，第2卷，第205页。

[42]胡骥如、李宝琛：《普育书局与五洲大药房》，载《徐州文史资料》第7辑，1986年，第90—95页。

[43]同上。

[44]五洲大药房文件，文件编号Q38—37—29，“董事会议纪要，1940年8月4日、8月8日、10月30日，194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