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厦门的这个商业区成为了30年代五洲大药房建立地方分店的建筑样板。厦门市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市土地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

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见第六章），52岁的项松茂在带领一队五洲中国员工进行了抗议活动后不幸惨遭日本人杀害。当时，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还为项松茂写了悼词，称其“精神不死”。从那以后，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仍然对他的英雄气概和为国殉难的事迹称颂不已。[27]1936年，也就是项松茂去世四年后，他的儿子暨继任者项绳武主持了五洲历史上最大的项目，建造从外表上来看没有任何本土化印迹的新的上海总店和公司总部。

项绳武在五洲新总店的地理位置选择和总体设计上，都使得它明显是西式的。他把店址设在福州路和河南路的拐角处（距南京路南面两个路口、距外滩西面三个路口处），在地理上位于英属公共租界中区的中心位置。他委托一家英资公司、1898年在上海成立的通和洋行里的建筑师负责大楼的设计和建筑。在按照西方建筑风格设计建造大楼上，该洋行在中国颇有声誉。[28]

通和洋行的建筑师们在设计项绳武的新楼时，采用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西方流行的风格。他们使用了一种当时最时髦的美国建筑材料“泡沫混凝土”来建造大楼，这是一种轻质、泡沫状的混凝土。新楼的中心部分是一座十层高的塔楼，两边是六层高的侧楼。建筑师们采用了两部分的设计，在下面部分的底层安装了整排窗户，而在上面部分则通过垂直梁柱来凸显大厦的高度。这种向上伸展的效果和五洲的各个分店并无二致，只是规模更为宏大。他们用优美的弧线对大厦进行了斜切处理（拐角处则处理为圆角），这样一来，大厦在福州路和河南路口与其他建筑物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柔和的圆形，而不是一个突兀的正方形。[29]

通和洋行的设计师还安装了玻璃橱窗和照明灯光，映得大厦闪闪发光。大楼入口是位于中间位置的一个玻璃旋转门，两旁是沿着福州路和河南路的八个巨大的玻璃橱窗，每个都有12英尺宽，24英尺高。除了从这些橱窗里反射出的光亮之外，大厦的整个外墙还装有霓虹灯，可以在夜空的衬托下勾勒出大厦光灿夺目的轮廓。[30]

在大厦里面，设计师同样利用玻璃柜和电灯照明以产生极为醒目的效果。在主楼层，他们在宽敞的购物区（面积为5 268平方英尺）摆放了长排玻璃展览柜，柜子里面和天花板同时发出光亮。[31]他们还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竖起巨大的粉红色云母石圆柱，以嵌铜的云母石铺成地板，从而添加了玫瑰色的光晕。在购物区外，他们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设施，包括洗手间、电梯以及供暖和空调设备等。另外，他们在高楼层上设了礼堂、餐厅、宿舍、储藏室和办公室。办公室是特地为医生所设，目的在于鼓励病人离开大厦之前在五洲的药房配药。[32]

五洲大药房在上海的十层总部大楼（1936年建），具有装饰艺术的风格。周遭的玻璃展示窗，每块都有12英尺宽和24英尺高。选自《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上海，1936年版，第107页。

1936年五洲大药房上海总部闪亮的夜景。选自《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上海，1936年版，第182页。(www.daowen.com)

1936年五洲大药房总部一楼明亮的售货大厅。选自《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上海，1936年版，第108页。

然而，尽管大厦具备所有这些西方特点——由西式建筑公司建造、装饰艺术设计、“泡沫混凝土”、巨大的玻璃窗和明亮的电气照明，项绳武并没有让药店完全脱离中国风格。在大厦的第三层，他为纪念父亲建立了项松茂先生纪念堂。他从北京聘请了中国美术专家来设计这个作为五洲董事会会议室的纪念堂，而他们则打造了一个包含中式室内设计和装饰艺术风格的类似博物馆的空间。木梁由榫和榫眼相接合而加以固定，墙壁上挂有卷轴和绘画。这些以及室内的其他一些艺术和建筑上的特征，在20世纪被视为至少是自唐朝，尤其自明清以来长江下游地区艺术和建筑的精粹特色。[33]

传统中式风格的项松茂先生纪念堂，位于五洲大药房总部三楼，照片摄于1936年。选自《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上海，1936年版，第201页。

项绳武认为其父对五洲的成功厥功甚伟。他指出，项松茂早就有了在相同地点建造一座更高的新总店的想法，以取代23年前即1913年所建造的三层高的店面。根据项绳武所言，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的父亲便曾向董事会提交过一份建设一座九层高的大厦提案（比最终建成的只少一层）。[34]

1936年10月10日，五洲新厦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项绳武通过称颂新店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进一步把它同中国历史联系起来。开业这年标志着五洲药房建店三十周年（始建于1906年），而开业这天也正是中华民国第二十五个国庆日，即用来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双十节”。项绳武亲自向出席开幕式的四千来宾（他共邀请了八千人）作了爱国演讲，并通过所有媒体传达了同样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购买国货的广告信息，包括以一种“商业广告轰炸”的形式在上海用商用飞机向下散发广告传单。他的广告显然是有效的，因为开业这天就有三万顾客涌入药房，而第二天光临的顾客人数更多。[35]

不管项绳武对他的父亲和中国历史做出了何种姿态，在把这座大厦本土化以迎合消费者的中国口味或风格方面，他就几乎没有花什么其他功夫了。他谨慎地设置项松茂先生纪念堂所在处，无论消费者是在一楼购物，或是从位于高层的医生办公室下楼，或是在大厦外浏览橱窗，都是看不到纪念堂的。他的建筑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已经完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了。因为他的新总部似乎告诉人们，对上海的消费者来说，全球和地方口味实际上已是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