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分店管理权受到地方控制的同时，项松茂在为药店选址时，对当地消费者购买是否便利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以中国历史为背景，他在这些药店地点选择上的做法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历史学家的一般定论是，中国商人在做生意时是不把店铺设在对消费者来说比较便利的市区这些地段的。

施坚雅曾指出，清政府禁止商人们在有城墙城市的中心位置建店铺，因为这里的主要房地产都已圈为官家所用。在清王朝为辛亥革命所推翻、帝制终结之后，一些城市解除了这种对商业投资的限制。广州甚至在原清政府的衙门所在地，亦即城里最中心的区域建立了新的商业区，杭州也将原八旗营区改建成了新的商业区。[18]

根据城市史专家的研究，在中国其他城市，销售西式商品的企业一般会把店铺设在位于外国租界区的各商业中心。这些租界是外国政府根据与19世纪战败的中国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建立的，外国政府因此获得了通商口岸土地的永久租让权。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和卢汉超曾对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作过描述：上海的西式商店全部集中在租界区，尤其是沿着上海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南京路而建。[19]根据卢汉超的研究，上海的大多数消费者因为住处“远离南京路”而几乎无法购买到西式商品。[20]

如果说中国企业的店址没有为消费者提供方便成了一个通例的话，那么五洲则显然在这方面是一个例外。项松茂的药店几乎都建在城市中人口集中的地区附近，而不在意它们是否靠近城墙内市区的中心或与租界为邻。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城市人口大增，其蔓延范围也大大超出了城墙，项松茂把五洲分店设在城门附近，使得城里城外的消费者都可以方便地光顾。结果，五洲的分店往往开设在自帝制晚期以来便一直存在的老商业区，而新分店则开设在新近拓宽的大路上。与此同时，传统老店（包括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同仁堂）却依然留在狭窄的小胡同里。

同样地，项松茂把分店都设在城市的人口中心，而不是集中在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只有在中国几个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天津和汉口），才把药店建在外国租界里，但大多数分店仍然设在处于中国管辖之下的其他部分。在五个通商口岸（九江、厦门、杭州、重庆和广州），他把药房建在外国租界以外的地方。此外，他还选择在其他七个既非通商口岸又无外国租界的城市（济南、北京、蚌埠、郑州、扬州、南昌和成都）建立了分店（见表4.1和地图4.1）。(www.daowen.com)

在上海，项松茂为五洲所选的店址对消费者来说比其他地方甚至更为方便。1911年6月，即他上任五洲主管这一年，他在上海商业区的心脏——公共租界中区——建立了公司的新总部，但他几乎在同时也开始把五洲的影响扩展至城市的其他部分。1913年，他在法租界内建了一家分店，就在旧城厢的老西门附近，而上海老城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建立前便存在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口数量猛增到约三百万以后，项松茂又在中区建了一家分店，在北区、西区和法租界建了六家，这使得五洲公司在上海的总数达到了九家（见表4.1和地图4.2）。这样，假如在郊外工业区的工人和其他住在上海中区以外的消费者不愿意或不能去中区购物，那么，五洲走向了他们，全市各处消费者的家门口都有分店。

1936年五洲在上海的九家药店分布图，由埃里克·辛格（Eric Singer）绘制

项松茂在上海各处广设分店，并在其他城市也把分店设在人口聚居区，这表明他在挑选店址时考虑的是要给消费者带来方便。接下来，在将分店设在能被广大消费者看到的地方后，他又加上一招，通过建造醒目的“西式”建筑来赢得消费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