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楚九通过包括月份牌、报纸、电台节目和“大世界”在内的各种媒介作广告，并通过多层次的市场营销系统传送广告，从而吸引了上海的精英群体和一般民众的关注。在这一意义上，黄楚九让他的产品走向了大众市场。但问题在于，普通大众是否只是商品橱窗的观众，还是成了大众消费者？

在没有消费者支出明细表的情况下，要精确地分析出每个社会阶层究竟购买了黄楚九多少药品是做不到的。然而，从当时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来判断，上海的产业工人显然是既愿意也有钱购买其产品的。1927—1928年间的一项对230位棉纺织工人及其家庭所作的调查显示，有3／4的工人家庭买过药品，并将此视为一项要优先考虑的开支，他们在购买药品上的花费超过了洗漱用品、娱乐（去戏院和电影院）、教育、烧香拜佛等，或者说，超过了除交通、烟、酒和吃住穿等生活必需之外的其他任何花费。[73]一份后来在1936—1937年间对390户家庭所作的调查也显示，工人愿意购买药品，这份调查的结论还进一步对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消费习惯作了区分。根据这一报告，上海的技术工人家庭在非必需品（即除了衣、食、住之外的项目）上的支出，占他们收入的23.14%（这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人用于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在比例上大体相同）；半技术工人用于非必需品的开支占其收入的11.52%；而非技术工人则没有余钱用于这种额外消费。[74](www.daowen.com)

根据这些发现，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黄楚九药品的一部分是被非精英群体中的技术工人家庭消费掉了，而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家庭则不大可能会购买黄楚九的药品。可以确定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上海，技术工人家庭每年会花一到两元购买药品，而这足以购买一瓶黄楚九的艾罗补脑汁了（每瓶定价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