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黄楚九:将总公司设在上海的企业家在大世界的广告策略

黄楚九:将总公司设在上海的企业家在大世界的广告策略

时间:2023-05-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企业家当中,黄楚九是最早正式将总公司设在上海的人之一。黄楚九在大世界安装了哈哈镜,上演中国地方戏并提供其他流行的娱乐方式,吸引了大批民众,平均每天买票入场的人数达到了两万。在外面,黄楚九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大世界”来进行广告宣传。黄楚九的公司和其他大药品公司,通过租用这些中等规模药房的橱窗来作广告。

黄楚九:将总公司设在上海的企业家在大世界的广告策略

中国企业家当中,黄楚九是最早正式将总公司设在上海的人之一。为此,他对公司总部建筑进行了精心设计,使其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广告。20世纪20年代,黄楚九特意把公司总部大楼的地址选在上海中心热闹的交叉路口,以吸引“眼球”。公司总部设在两栋极为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一栋位于北京路和芝罘路路口,另一栋位于福州路和山东路路口。1928年,当黄楚九决定建造这两栋楼时,他制定了《新楼建造基本纲要》,发给建筑师和营造商遵照执行。在纲要中,他特别强调了大平板玻璃橱窗的重要性,以陈列商品吸引顾客目光。而且,黄楚九要求大门入口处不要阶梯,以方便所有人,尤其前来买药的老弱病残入内。建好之后,整个建筑的一层完全被玻璃橱窗环绕,光是这些橱窗的设计和建造(不算陈列商品)便花费了超过46 500元。这两栋建筑都是五层楼高,一栋黄色,一栋绿色,都带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陶瓦屋顶。甚至连黄楚九的药厂也备受人们关注,因为他在招牌上镀了20盎司真金。[68]

在黄楚九的所有建筑物中,最有广告价值的是于1917年开张的“大世界”,这是一栋五层楼高的娱乐场,位于上海法租界西藏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交汇处。黄楚九在大世界安装了哈哈镜,上演中国地方戏并提供其他流行的娱乐方式,吸引了大批民众,平均每天买票入场的人数达到了两万。当来此寻欢作乐的人在这个奇特的建筑物中从一层来到另一层时,迎面而来的就是黄楚九张贴在墙上的关于其药品的广告。在外面,黄楚九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大世界”来进行广告宣传。他在楼的外墙上安装了广告牌,并在塔楼上玩一些广告花招,例如放出一只巨大的风筝,向周边地带散发广告传单。日复一日,黄楚九利用“大世界”铺天盖地地打广告,以致当时的人们戏称“大世界”为黄楚九的“商品世界”。[69]

在设计楼房的同时,黄楚九和他的员工也在上海总公司设计广告。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广告科”,为它拨出大量经费。在他最热销的药品的预算费用中,60%到75%用在广告身上,只有25%到40%用于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广告预算的一部分用来支付画家和写手的薪水,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些人都收入不菲。另一部分广告经费用于资助“大陆电台”的运转,这是黄楚九完全所有的一家下属机构,每天通过播放诸如《西厢记》等经过改编的经典和其他节目,来为黄楚九的药品打商业广告。广告预算的第三部分是制作可视性商业节目——在影剧院的电影正片前放映的幻灯片和小电影。预算的第四部分主要是在报纸上作广告,其中包括一些前人所未曾有过的创举。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黄楚九是上海第一个用整个报纸版面来作广告的人,这一做法后来也被其他新药企业所采用。1923年,当黄楚九推出了新药“百龄机”时,他每个月都要在报纸上作一到两次整版广告,与此同时,他还专门印行了自己的杂志——《百龄画报》,很大程度上也是用来为这种新药作广告的。[70]

大世界娱乐厅由黄楚九在1917年建立,图中显示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世界。邓明编:《上海百年掠影,1840—1940》,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在上海,除了在电台上播放商业广告以及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之外,黄楚九与其他“新药”经销商还通过一个由批发商和零售商构成的商品促销系统来进行广告宣传。居于这个系统最上层的,是16家最大的中资连锁药房,每家都拥有超过100 000元的资本,它们自己制作广告,并通过自己的连锁药房来推广。到1936年,这16家最大的连锁药房的销售总额已经占了上海“新药”销售额的68.3%。位于这个体系较下一层的,是中等规模的药房,平均资本有15 000元,每年销售额为30 000元。黄楚九的公司和其他大药品公司,通过租用这些中等规模药房的橱窗来作广告。再低一层的,是一些小药房,平均资本2 000元,年销售额在15 000至30 000元之间。在这一层之下,是饭店、烟纸店和其他小商贩。大药房通过批发商直接或间接地把广告提供给这些零售商。[71](www.daowen.com)

由于缺乏详细的数据资料,我们很难评估这些广告的效果到底如何,但是现有的数据表明,截至1936年,新式药房通过作广告,在投入资金较少的情况下,获得了较销售传统中药的老式药铺更多的销售额。如表3.1所示,1936年,上海的新式药房同老式药铺相比,数量要少得多,资本较少,雇用人手也较少,但是它们的销售总额却和老药铺相差不大。因此,到1936年,黄楚九与其他西式“新药”制造商在上海的销售额几乎达到了乐达仁和其他传统中药商的水平。相比之下,黄楚九他们所开店铺的数量不到旧式药房的三分之一,投资额还不到一半,所雇用的员工数目则远低于一半。可以肯定的是,黄楚九的生意以及行业中其他人的生意能取得如此高的销售额,部分是因为他们通过视觉和听觉媒体作广告,而这是乐达仁和其他传统中药商所做不到的。[72]

表3.1 上海中资新旧药房发展情况比较表(1936年)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120,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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