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黄楚九为人丹所打的广告不如其他产品广告的效果好呢？就像宣传艾罗补脑汁一样，黄楚九在人丹的广告设计上使用了中国知识精英们所引介的概念和形象。自从世纪之交梁启超和中国其他的思想家开始倡导民族主义事业以来，在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领导了一连串抵制外货运动，每一次都是由某一政治或外交事件所引起的，大多针对日本（运动发生的年份有1908年，1909年，1915年，1919—1921年，1923年，1925—1926年，1927年，1928—1929年，1931—1932年），其次是针对英国（1909年，1925—1926年，1927年）。毋庸置疑，黄楚九采用并继续使用“国货”的口号，是因为一些抵制外货运动还是行之有效的。就像雷麦（C.F.Remer）所指出，如果一次抵制外货运动在中国广泛扩散开来并持续超过一年的时间，则外国货在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的销量就会下降25%—40%，在华北地区会下降10%。[41]经济史家侯继明以此为依据，并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在对中国市场的争夺中，经济民族主义是中资企业同外国对手竞争时所拥有的一个主要优势。[42]然而，这个结论也许过于强调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而对企业在推销商品方面所具有的组织能力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果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黄楚九同日本仁丹之间的竞争的话，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他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从1915年到1932年间，黄楚九一直大打民族主义的广告，并几乎每年都受益于抵制日货的运动。他同国货运动的其他参与者一道，把日本仁丹当做主要的目标，并使用各种手段使中国消费者不会误将仁丹当成国货。尽管仁丹的名字含有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儒家和道教术语，并含混地以“东洋”货而不是“日本”货来推销，但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这却无法阻止黄楚九和抵制日货的示威者们反复认定它是日货并予以痛斥。[43](www.daowen.com)

如果从组织上而不是纯粹从意识形态上来看黄楚九同日本仁丹之间的竞争的话，那他在竞争中失利的原因就变得清晰明了了。早在黄楚九进入市场之前，仁丹就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一个跨地区的销售体系（这是它在日本国内销售体系的延伸），并且继续通过这个体系销售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衰退。仁丹的销售体系并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药品销售体系（参见第四章），但是它远远要比黄楚九的大得多。而且，仁丹的日本员工和中国销售代表在中国所从事的长途贸易，在规模上是黄楚九的中国公司望尘莫及的。结果，当黄楚九的艾罗补脑汁在市场里所向披靡、日进斗金之时，他的人丹却无法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