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3月23日，“二十一条”刚公开了还不到两个月，上海二十家主要商会的会长决定成立“劝用国货会”，开始抵制日货并推广中国制造的替代品。尽管受到北京政府的正式禁止，但这个组织还是迅速扩展，到1915年5月，已经在中国各地成立起了七十个分会。[32]随着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黄楚九开始在广告中宣称人丹乃是“国货”，以便趁机渔利。

从1915年5月到8月，黄楚九在报纸上为人丹大作广告时打出了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些广告敦促中国消费者要“杜绝漏卮”，“挽回利权”，以及“买完全国货”。[33]黄楚九承认他的人丹的口感一度比不上日本的仁丹，但他仍在广告中坚称即便那样人丹还是值得购买的，因为它一直是颇有疗效的药品，而且还是百分之百的国货。黄楚九的广告又宣称，到了1915年人丹的口感已经一点都不比外货差了，这是因为他把中国药材同最现代化的西方生产技术结合起来，改善了人丹的质量。为了加强视觉效果，黄楚九的报纸广告中充斥着民族主义的图画和口号。例如，在1915年的一则广告中，黄楚九使用了一幅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由旗帜和旗杆组成的广告画，其中，“国”字是旗杆的基础，“中”字作旗杆，一面写着“人丹”二字的旗帜则在旗杆顶端飘扬。[34]

在使用现代民族主义的竞争语言的同时，黄楚九也没有丢弃中国传统的和谐意象，而是把这两者结合到了一起。例如，他于1915年修改了人丹的商标，使之既包含了民族主义的竞争性，又包含了传统的和谐。为了突出民族主义，他将“中华国货”这几个字醒目地放在圆圈中；为了呈现传统因素，他又用了一幅龙虎图，根据传统的道家学说，当阴（虎）阳（龙）间的对立达到和谐时，就能产生灵丹妙药。[35]商标还使人丹给人一种不仅体现了民族主义和中国传统的特点而且还十分正宗的印象，因为它宣称获得了三家政府部门的认证：“卫生署化验批准，财政部奖励免税，商标局注册给照”。[36]为了加深这种印象，黄楚九还为自己买了几个荣誉官衔，其中之一是1915年成为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大总统府谘议”。[37]

即便是在使用民族主义及传统形象将自己的产品与日本仁丹区别开来的时候，黄楚九仍然采用日本竞争对手的财务和营销手段，来加强自己公司的销售体系。1915年，他将龙虎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吸收了好几个中国投资者作为股东，使得公司的资本提高到了10万元。以此为后盾，黄楚九开始像他的日本对手那样，给中国经销商以同样的销售信贷，允许他们在持有货物十个月后再付清货款。为了给这些经销商打广告，他亦步亦趋地把他的日本对手所做过的事情再来上一遍，派出一批批广告人员在上海日本仁丹曾打过广告的地方也张贴人丹的广告，并派出四五批广告人员去上海以外的城镇乡村做同样的事情。这些广告人员雇用了一批当地的小孩，让他们戴上高帽，穿上白袍，一边敲鼓游行，一边散发传单。[38](www.daowen.com)

中国造的“人丹”的商标，顶部的四个圈里是“中华国货”四个汉字，另一侧是传统道家中的龙和虎。选自张燕凤：《老月份牌：广告画》（台北：1994年）第2卷第47页。

然而，尽管黄楚九这样大张旗鼓地打广告，却依然没有赚到高额利润。1915年8月，“二十一条”后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已接近尾声，黄楚九对于人丹的销售极为失望，以至于他以4万元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两个中国出版商，即中华书局的正、副社长——陆费伯鸿和沈芝芳。一年以后，新老板的经营更为惨淡，甚至连为改进人丹而投入的6万元也损失殆尽。这时，黄楚九又从他们手里花2万元把公司买了回来，而这个价格只不过是当初他卖掉公司时价格的一半而已。[39]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黄楚九一直在卖人丹，但业绩平平，有时甚至很差。平均下来，他每年能卖掉200—300箱。他通常削价20%来销售人丹，有时甚至削价80%，结果，人丹销售屡屡亏损，他不得不用艾罗补脑汁的利润来填补人丹造成的亏空。人丹的最高年销售纪录是1 000—1 260箱，而这和两次抵制日货的运动紧密相连，第一次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第二次则是在1931年的抗日救亡运动期间。但即便拥有这样的销售纪录，人丹还是比不过它的日本对手仁丹。在1919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人丹销售的年利润是2万元，这还不到艾罗补脑汁年利润的一半。在193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人丹的销售总量甚至没有超过仁丹的1／30（人丹销售量为1 260箱，而仁丹的销售量则高达37 800箱）。[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