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楚九的角度来看，日本生产的仁丹为他自己的产品提供了一个样板，这是因为仁丹是当时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产自外国的药品。根据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说法，仁丹在中国的销售量几乎等同于其他所有外国药品销售量的总和。[19]仁丹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其疗效有多么显著，至少当时美国药学会所作的化验分析表明，仁丹“并不含什么有效成分”，因为它缺少“有效的生物碱”，它的成分大都是糖，“闻起来很香，非常类似于芳香产品‘森森’”。[20]不过，如果说仁丹的疗效大有商榷的余地的话，那么在中国市场上营销仁丹的这家公司的商业能力却是不容否认的。

公司的缔造者是日本人森下博，他于1893年开始在大阪生产仁丹之前就已经把眼光投向中国了。他一生都对“汉方”十分感兴趣，还在台湾服军役时，就产生了以后要生产仁丹的想法。[21]在咨询了一位日本汉学家和一位专门报道中国的日本记者之后，他为自己的产品选择了一个中文名“仁丹”。这个名字很可能是部分借用了“同仁堂”的名号，因为第一个字“仁”和“同仁堂”的第二个字是一样的。这个日本产品名字中的第二个字“丹”，则是一个长久以来便在中国道教的药剂以及其他中国传统补药中经常使用的字。[22]

不到十年的时间，森下博便把自己的营销体系从日本延伸到了中国。到1908年，他已经在中国的三座城市建立了分公司（长江下游的上海、长江中游的汉口以及华北的天津），并且让每个分公司负责一个包括了五到六个省份的销售区域。在上海分公司，他斥资50万日元建立了“东亚公司”，作为在中国的总部。东亚公司招募中国的企业为他们经销仁丹，并且通过给予他们七到十个月的信贷（相比之下，西方公司只给三个月的信贷）以及保证他们不受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以说服他们只卖仁丹，不卖其他西药。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双方的协议价格，东亚允许经销商把多余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如果市场价低于协议价格，那么经销商的损失由东亚公司埋单。[23]通过这一策略，东亚公司在黄楚九进入上海市场之前就把仁丹卖到了全中国。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评价仁丹时说：“这家公司在广告宣传和推广促销方面不遗余力，把全中国都有计划地梳理了一遍，即使是在偏远的内地，人们也很难不注意到那些对仁丹的好处大加赞赏的‘熟悉的海报’。”[24]

这些关于仁丹的宣传攻势和“熟悉的海报”所揭示的，是这家日本公司庞大的销售体系得到了有着全副装备的所谓“广告军火库”的支持。到1910年，它已是日本的头号广告商，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同样在中国也独占鳌头。[25]公司通过诸如报纸、杂志、广告牌、海报、传单、月份牌、行街展示等一系列的媒介活动来传递自己的产品信息，与此同时，仁丹的经营者们将注意力特别集中到了一点——“仁丹”这个商标上。1910年代后期，美国商务部曾派遣一位美国广告分析家前往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等地，对当地的广告进行长达十八个月的调查。根据他的报告，“仁丹”这个商标是同时为识字或是不识字的中国人所精心设计的。他在这份关于中国广告的报告中提到，“最好的‘商标’几乎都是图像化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配有几个通俗易懂的汉字”。他还用仁丹作为主要的例子，指出：“日本‘仁丹’所用的商标是最好的之一……它风靡全中国。这个商标的图案就只是一个人头和肩膀，戴着一顶非常别致的帽子，下面是两个甚至连文盲苦力都能认得并记住的简单汉字。”[26]说这两个汉字非常“简单”，并非夸张之辞，因为每个字都只有四画而已。(www.daowen.com)

1910年代后期立在华北城市天津附近、画着日制仁丹的商标的一块大广告牌：公司名称在一个留着“仁丹胡子”的男子半身像下面。照片来源：J.W.Sanger，Advertising Methods in Japan，China，and the Philippine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1），第74页背面。

1914年，在长江中游的汉阳城外，一排穿着三明治式广告牌的宣传队正在促销仁丹。选自《慈药院纪念帖》。

在20世纪头10年，通过不断在户外打广告，尤其是通过大型广告牌和让人胸前挂着广告牌展示，仁丹对于识字或不识字的中国人都已经是耳熟能详。[27]不仅如此，“仁丹”商标上的男人形象深入人心甚至影响了中国男人的时尚观。以“仁丹”男子浓密的小胡子为模仿对象，很多中国男人也留起了类似的胡子，这在很多城市（包括被小说家林语堂注意到这种情形的北京）和乡村（像吴组缃的短篇小说《樊家铺》里所描绘的那样）都可以看到。[28]甚至今天，尽管“仁丹”的形象早已不在中国的风情景观中占有任何显赫地位了，但“仁丹胡子”这个词却仍然在中国被用来描述男人的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