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黄楚九没有什么西方合伙人，也没有西方的资金背景，更从未去过西方，从未学习过任何西方的制药知识或接受过西方教育，但是他却把“艾罗补脑汁”打造成了西药的模样。1872年，黄楚九出生于上海以南一百多公里的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桃源村。父亲是一名中医，所以他曾在父亲的诊所里当过学徒，学得了一些中医药知识。直到15岁，他一直在村里的私塾念书（私塾排斥西式的教育改革而实行传统中式教育）。[5]他生平只上过一次西式学堂。那是1887年他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一起搬到了上海，随后曾短期就读于清心书院。不久他就发现当街头小贩兜售药品赚钱的机会，于是开始逃课，然后干脆退了学，彻底同求学生涯告别。从那以后，他开始一步步地做大销售中药的生意，起初在城隍庙周围的茶馆和酒肆兜售药材，不久他和母亲在上海老城区开了一家小药铺，做了老板。[6]

黄楚九，中法大药房的老板和创办者。他同法国或者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打过什么交道。选自《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版，第62页。

艾罗补脑汁，其外包装上印有英文“Dr.T.C.Yales”的字样。选自张燕凤：《老月份牌：广告画》（台北：1994年）第2卷第34页。

1890年，黄楚九把他的店铺搬到了上海法租界。他把自己的药铺从传统风格的中药铺装修成新式风格的药房，黄楚九迈出了将旗下的生意打扮成西药的第一步。他放弃了最初的传统店名——颐寿堂（这种以“堂”结尾的店铺多见于中国旧式的药铺，如“同仁堂”、“达仁堂”等），代之以一个听起来很洋气并且很契合上海法租界的名字——“中法大药房”，使用了“药房”这个汉语里的新词。他还给他的新药房起了一个英文名——“The Great Eastern Dispensary”，并把这一英文名字和药房的中文名称放在一起，印在药房信纸的抬头处和药房的商标上。后来，他又将药房从法租界搬到了公共租界，这是他最后一次搬迁店址。[7]

黄楚九公司的信纸抬头、店铺商标以及其他促销产品上都在其英文名称上面写着“中法大药房”的中文名称。张燕凤：《老月份牌：广告画》（台北：1994年）第1卷第41页。(www.daowen.com)

黄楚九的药房和“艾罗补脑汁”的商标看起来颇具西洋风格，但实际上不含有任何西洋成分。他从一个名叫吴坤荣的制药商那里买到了这一个本来当做镇静药使用的处方。随后，黄楚九雇用了40个工人来生产和瓶装这种药品，并且通过他和其他中国人开办的新式药房从事销售。黄楚九在广告推销的过程中只选择中文媒体，如中文报纸、传单和海报，而且不遗余力地把他的“西”药放在中国医学的背景里加以宣传。[8]（因为黄楚九的药房和本书中提到的其他药店都把广告宣传集中在中文媒体上，而且都是通过其药品的中文名称而非英文名称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所以，我在本书英文版中提到这些药房时，使用的都是从其中文名称直译过来的英文名称，而不是其正式的英文名称。例如在黄楚九这个案例中，我便称药房为“Great China-France Drugstores”，而不是“The Great Eastern Dispensary”。）

黄楚九的广告力劝国人尝试他的“西式”补脑汁，以弥补中药的不足。他煞费苦心地将不足追溯到中医“五脏六腑”的理论，指出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它过于集中强调身体的功能，而忽视了脑子的功能。于是，根据他知道的西医理论，黄楚九指出脑子乃“第六脏”，并在此发现的基础上，宣称他已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亦即“六脏六腑”理论。[9]

因此，虽然黄楚九在广告中是以西方理论作为“艾罗补脑汁”的基础，但他的信息同时又是通过深深植根于中药理论的术语和逻辑来传达的。尽管黄楚九声称他采纳的是西方医学的看法，但他在描述身体时，却使用的全是“脏腑”一类的说法，而不用“器官”这样的术语。用医学史专家满晰博（Manfred Porkert）的话来说，“关于特定‘脏腑’的陈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同西方思想中关于相关‘器官’的陈述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中医对‘脏腑’的描述和西医对其基本特征的说明可以混为一谈的想法（是绝顶荒谬的）”。[10]事实上，黄楚九从未就中西思维模式中在“脏腑”和“器官”上的差异作过任何评论，也没有对两者在健康和疾病等一般性问题上的差异作过任何评论。黄楚九一直坚持只用中文术语作广告，夸口说他发现了关于“第六脏”的西医理论，并表示中国人有“健脑”之需——而这一需求正是他的药品可以满足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