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卡梅伦在1925年曾说同仁堂的药丸使它名扬天下，本章并没有反驳他的这一观点。毫无疑问，同仁堂和达仁堂的成功至少应部分地归功于其药品的功效，这在当时给中外的药理学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事实上，当时全球最大的现代药品制造商德国拜耳公司便对达仁堂十分赞赏。达仁堂给它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在30年代曾向乐达仁提出了组建合资企业的建议（这一提议后来由于厂址等后勤原因而未能落实）。[69]但是，卡梅伦所表达的另一层含义，即同仁堂药品的声誉是在完全不进行推销的情况下获得的，则与同仁堂自身的历史不符。乐平泉和乐达仁都积极推销他们的药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对家族的企业进行了切实的改造。

若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判断中国商人是否传统的通常标准来看，乐家其实并不传统。用当时北京的著名作家及评论家老舍的话来说，乐家没有像一些老式的北京店主那样被动地将过去的所谓“君子之风的买卖”全盘保留下来。[70]要说乐家留有“君子之风的买卖”的话，那就是他们没有借助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海报、广告牌和其他图画媒介来促销其药品。但是，他们决定不采用这些西式广告媒介，似乎更像是积极的市场营销策略的一部分，而并非对传统的被动接受。

乐平泉没有被某个单一的旧传统所束缚住，而是对旧例作了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改变，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新传统。乐达仁则以传统的名义进行了更为激进的革新，尤其是他为了管理药品在各地区间的销售而在全国各地广设分店。乐达仁早在周游西方之际，就曾观察过西方的商业行为，并似乎已能老到地将西方商业组织形式（如连锁店）与它们的广告活动（尤其是通过印刷媒体打广告）区分开来。由于他在中国所面对的主要营销问题是如何满足市场需要，因而他欣然接受了西方连锁店的观念。但是，他既不需要重塑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也不需要激发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他们的产品早在乐平泉之前就已在中国广为人知，在乐达仁之后也是历久不衰），就断然拒绝通过印刷媒介刊登西式广告，通过其他途径来凸显其药店和药品的老字号传统形象。

正如本书在以下各章节中将要描述的那样，乐达仁在采用连锁店的组织形式以及设计出达仁堂这种颇引人注目的新型“老字号”药店等方面，同那些经营西式药店的中国老板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并同引人注目的“现代”西式药店处于互补关系。但是，经营西式药店的中国老板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市场营销问题，因而也制订了不同的广告策略。他们和乐达仁不一样，他们所面对的状况是中国消费者对其产品一般来说并不熟悉，因此便利用西式图画媒介来提高或创造消费者对其药品的需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乐达仁相比较，中国销售西药的商人们却缺乏在西方生活以及同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一般都没有到过西方，也没有在国内外上过西方赞助的学校，没有在西方公司及其他西方机构接受过培训。像乐家一样，这些中国企业家销售的是在中国生产的药品，但是他们统统以一种他们自认为是西式的风格，去包装药品、装修药店以及设计各类广告。一般来说，经营西式药店的中国老板都不通西方语言，也缺乏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亲身经验，因此，在没有向西方人咨询的情况下，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力来设计广告，以此将其药品塑造成“西药”。他们当中制作出了最富想象力的“西式”广告的，是有着中国“广告大王”之称的黄楚九。

[1]卡梅伦于1921年从家乡苏格兰来到中国，一直居住至1940年，最终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首席药剂师。参见洛克菲勒档案馆藏《北京协和医学院文件》，第121／178号，1940年1月10日Bowen致Pearce的信。

[2]John Cameron，“Some Sidelights on Pharmacy in Peking，China”，载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第97辑第10期（1925年），第665—666页。

[3]John Cameron and K.K.Chen，“The Old and the New in Pharmacy in China”，载Pharmaceutical Journal and Pharmacist第14辑（1925年6月），第636页。

[4]在同仁堂成为中国最大的传统药房之时，其他的大药房也纷纷涌现，包括苏州的雷允上、杭州的胡庆余堂、武汉的叶开泰和广州的陈李济。有关这些药房和其他大型中药房的情形，参见：陈新谦、张天禄：《中国近代药学史》；谢牧、吴永良：《中国的老字号》。

[5]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1—5页。

[6]资料显示，乐家在使用同仁堂作为药房名称之前，曾将其作为一客栈的名称。参见：张炳鑫：《同仁堂乐家老铺》，载《驰名京华的老字号》，第4页。

[7]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工作委员会：《同仁堂》，载第29—39页；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1—5页；Chang Te-chang，“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in the Ch'ing Dynasty”，pp.251 259；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 1900，pp.331 337.

[8]谢牧、吴永良：《中国的老字号》，第1册，第52页；王英奎：《趣谈天津商标》，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3期（1995年），第133页。

[9]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1—2，5页；李春生：《清代宫廷档案与北京同仁堂的历史》，见《清代宫廷医话》，第40页。

[10]刘永成、赫治清：《万全堂的由来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2页。关于大栅栏，参见：Susan Naquin，Peking，pp.623 632。关于清朝商人在北京选址设店的基本原则，参见：G.William Skinner，“Introduction：Urban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g China”，见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第533页。

[11]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5—6页。

[12]谢牧、吴永良：《中国的老字号》，第1册，第51—57页。

[13]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3、149页；张炳鑫：《同仁堂乐家老铺》，见《驰名京华的老字号》，第4页。有关绍兴人主导清代基层官僚机构方面，参见：James H.Cole，Shaohsing: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hap.6。

[14]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14—16页；郑天挺：《郑天挺教授序》，载《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第10页。太医院自六朝（222—589）以来就一直为皇帝服务，到了清代划归1661年设立的内务府管辖。清代太医院里医务人员的等级制度为：官职正五品的院使一人，御医十三人；八品或九品的吏目二十六人；从九品医士二十人，医生三十人，另有制药人员若干。参见：哈毅：《清代太医院》，载《燕都》第3辑（1986年），第40页。

[15]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19—23页。

[16]同上。除特别说明外，本书中所采纳的货币单位是中国的“元”，是一种银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每1元的价值在20到50美分之间波动，直到20世纪40年代因战时通货膨胀而急剧贬值。另一种货币单位是“两”，本书将其换算为一盎司白银，而精确地来说，一两重37克。

[17]Gary G.Hamilton和Lai Chi-kong（黎志刚），“Consumerism without Capitalism”，见The Social Economy of Consumption，第259页。

[18]张炳鑫：《同仁堂乐家老铺》，第4页。

[19]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12—13，19—23，24，28—30页。

[20]同上，第32—33页；袁树德：《北京同仁堂三百年沧桑》，载《春秋》第35辑（1985年），第59—63页。关于清代的捐纳功名，参见：Chang Chung-li（张仲礼），The Chinese Gentry，pp.5 6，11 13，19 20，103 111，139 140；Ho Ping-ti（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p.30 34，46 50，104。

[21]William P.Alford，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pp.16 17.

[22]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8—10页。在这里作者使用了韩书瑞的术语。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管理北京五城的市政官员“被称为‘五城御史’，但最好是把他们理解成警司”。在这个案例中，扮演警察角色的是钦命巡视中城察院。

[23]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8—10页。

[24]从理论上讲，这些考取举人以上功名的会试和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但实际上，在清朝每四年举行三次，有时一年中会试和殿试并举。参见：Susan Naquin，Peking，pp.415 416。

[25]有关这些精英，参见：Kia-ngau Chang，The Inflationary Spiral；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John Meskill，“A Conferral of the Degree of Chin-Shih”；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6]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3—4页；谢牧、吴永良：《中国的老字号》，第1册，第52页。

[27]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33—34页；今堀诚二：《北平市民的自治构成》，第88—94页；Susan Naquin，Peking，pp.660 662.关于当时汉口和天津的消防队，参见：William T.Rowe，Hankow，pp.317 321；Kwan Man Bun，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pp.94 95。

[28]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30—35页。

[29]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36—40页。

[30]同上，第19—23，150页。

[31]同上，第40—41页；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载《文史资料选集》，第11辑，第141页。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中国货币放弃银本位时，乐氏家族的联合管理处开始以现金方式对每家分店每年支付14 000元，而不再使用白银。在其他方面，家族1907年的规则基本保持不变，一直到1956年为止。

[32]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40—41页；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32页；王子然：《信誉卓著的乐仁堂中药店》，第118—119页。

[33]白丁：《同仁堂老店新开》，见《成都风物》第2卷，第106页。(www.daowen.com)

[34]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156页。

[35]安冠英：《同仁堂传人乐松生》，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154页。

[36]作者在美国新泽西州Montvale对乐笃週之子Roger Yeu的采访记，1999年6月28日。

[37]王子然：《信誉卓著的乐仁堂中药店》，第120—121页。

[38]20世纪初，在北京城以外的不隶属于乐氏家族的中国企业家中，至少在四个地方使用“同仁堂”作为店名经营其药铺：长江中游江西省的樟树（1910年建立）、华北山东省的莒县（1924年建立）、长江下游安徽省的蚌埠（1944年建立）以及上文提到的成都。参见：张芝裕：《同仁堂药铺始末》，载《蚌埠工商史料》，第9辑（1987年），第202页；传安英：《回忆同仁堂国药店》，载《江西定南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12月），第72—73页；王晋元：《“同仁”药房始末》，载《沂县文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201—207页。

[39]池泽汇、娄学熙、陈问咸：《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第387—392页；沈鸿娴：《浅谈同仁堂的丸散膏丹》，见《耆年话沧桑》，第128页。

[40]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40—41页；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32页；王子然：《信誉卓著的乐仁堂中药店》，第118—119页。

[41]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43—144页；安冠英：《发展中的北京同仁堂》，见《中华百年老药铺》，第563—582页。

[42]张蔚涵：《我所知道的天津达仁堂》，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1986年），第143—144页。

[43]同上；何贝：《天津达仁堂》，见《津门老字号》，第261—262页。

[44]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51页；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43页；王子然：《信誉卓著的乐仁堂中药店》，第120页；鞠承茂：《乐仁堂的经商之道》，载《石家庄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第111页；对Roger Yeu的采访记。

[45]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51页；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43—145页；吴洪、吴庭恺：《遐迩闻名的达仁堂药店》，载《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第67页。关于在欧洲连锁店的发展，参见：Alfred D.Chandler Jr.，Scale and Scope，pp.255 257，420。

[46]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44—145页；刘兆琪：《达仁堂》，见《中国老字号》，第239—241页。

[47]作者在天津对纪实华的访谈，1999年1月14日；作者在天津对沈文秀的访谈，1999年1月16日。纪、沈两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供职于达仁堂。

[48]吴洪、吴庭恺：《遐迩闻名的达仁堂药店》，第67页；张蔚涵：《我所知道的天津达仁堂》，第143—144页；白丁：《同仁堂老店新开》，第106页；安冠英：《发展中的北京同仁堂》，第563—582页。

[49]周简段：《京华感旧录》，第7页。

[50]John Cameron，“Some Sidelights on Pharmacy in Peking，China”，载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第97辑第10期（1925年），第668页。

[51]吴洪、吴庭恺：《遐迩闻名的达仁堂药店》，第67页。

[52]同上。

[53]John Cameron，“Some Sidelights on Pharmacy in Peking，China”，p.665.

[54]吴洪、吴庭恺：《遐迩闻名的达仁堂药店》，第67页。

[55]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44—145页；张蔚涵：《我所知道的天津同仁堂》，第143—147页。乐达仁总管整个药房，并将天津总部的管理分为如下部门——总管理处、公事房、药房、总分店和畜养生产药品所用动物的鹿囿，派家族成员管理每一部门。即使当企业发展壮大并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商品时，他仍继续在天津生产全部的药品。

[56]吴洪、吴庭恺：《遐迩闻名的达仁堂药店》，第68—69页；张蔚涵：《我所知道的天津达仁堂》，第144、147页。乐达仁在晚年制定了建立新培训中心“新学书院”的计划，以便为当时英属香港和东南亚的城市培养后备雇员。他从员工中精心选拔学员并设计包括英语在内的课程。但乐达仁于1934年逝世，其培养员工和发展达仁堂药业到东南亚的计划，也因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而未能实现。参见：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44—145页。

[57]张蔚涵：《我所知道的天津达仁堂》，第144，146—147页。

[58]吴洪、吴庭恺：《遐迩闻名的达仁堂药店》，第68—69页。

[59]K.K.Chen，“Chinese Drug Stores”，p.104页；John Cameron，“Some Sidelights on Pharmacy in Peking，China”，pp.667 668；John Cameron and K.K.Chen，“The Old and New in Pharmacy in China”，pp.633 634.

[60]关于同仁堂和达仁堂在当时天津发行的报纸上所作的广告，参见《北洋画报》（1931年2月26、28日）；《大公报》（1933年12月5日）。中法大药房、新亚药业公司和万金油（都是西式药房）在同一家报纸上采用图画及现代书法作广告，可参见《大公报》（1932年11月20日、1933年1月4日；1934年4月26日、7月25日；1936年1月9日、2月15日、3月25日和11月23日；1937年1月22日）。

[61]作者对乐达仁之子乐钊（John Yueh）的电话访谈，2000年8月9日；Roger Yeu给作者的来信，2000年9月24日；John Cameron，“Some Sidelights on Pharmacy in Peking，China”，p.665.

[62]Susan Mann Jones，“Trade，Transport，and Taxes”，见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第4卷，第126，130页。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医药盛会一年在北京西南约125英里属当时还是安国县的祁州镇举办两次，每次时间约持续三个月（即从农历三月到五月和九月到十一月）；在华南地区，最大的医药盛会在江西省樟树举行。两地在举办该类盛会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举办。参见：陈新谦、张天禄：《中国近代药学史》，第6章；刘华圃、许子素：《祁州庙会，药材市场概述》；余悦、吴丽跃编：《江西民俗文化叙论》，第5章；邱国珍编：《樟树药俗》，第2—3章。

[63]张蔚涵：《我所知道的天津达仁堂》，第143页。

[64]同上，第147—148页；季世华：《天津达仁堂七十五年》，载《天津河北文史》第2辑（1998年），第100—101页。

[65]张蔚涵：《我所知道的天津达仁堂》，第148页。关于孙思邈，参见：Nathan Sivin，Chinese Alchemy，pp.81 144.在天津，人们曾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孙思邈的诞辰。天津每一社区都建有药王庙，并在其生日这天举办活动以纪念药王。参见：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pp.67 69.

[66]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51页；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43页；王子然：《信誉卓著的乐仁堂中药店》，第120页；鞠承茂：《乐仁堂的经商之道》，第111页；作者对乐钊的采访。

[67]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编委会编：《北京同仁堂史》，第51—52页；安冠英：《对资改造中的代表人物乐松生》，第23页。

[68]韩文蔚、李岫：《同仁堂》，见《中国老字号》，第249页；石川：《同仁堂的巨变》，载《广角镜角刊》第12辑第12期（1999年），第94—96页；克木：《香港可望成为同仁堂海外基地》，载《广角镜角刊》第12辑第12期（1999年），第97页。

[69]拜耳医药公司计划与达仁堂合作在中国建立一家大型的新式医药加工工厂。两家公司进行了会谈，但谈判因对合资项目的名称和地点不能取得一致而很快破裂。乐达仁倾向于给它取名为“达仁堂”，并把工厂就建立在位于天津的公司总部附近，但是拜耳希望新公司取名为拜耳，把它建在天津西南约250英里的海滨城市青岛，青岛早在19世纪就已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参见：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第144—145页；安冠英：《同仁堂传人乐松生》，第133页。

[70]老舍：《老字号》，见《老舍文集》，第8卷，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