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达仁和乐家其他成员的经营下，同仁堂和乐家老铺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活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乐家将几个儿女送到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这些留学的子女回国之后，便被委派到管理岗位，打理家族的中医药生意。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此一直担任同仁堂的管理人员，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然如此。[66]

20世纪50年代初，乐达仁的侄子、前北京警察厅督察长乐达义的独子乐松生，带头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贡献。他欣然响应政府的政策，特别是把像同仁堂和达仁堂这样的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1955年，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接见了乐松生，称他是他们在华北最重要的资本家盟友，并任命他为北京市副市长。[67]自公私合营以后，在国家的管控下，同仁堂经历了变革，并开设了多家分店。1991年，同仁堂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并且在四十多个国家注册登记。然而，同仁堂总店仍然藏身在北京前门南面大栅栏那条狭窄的巷子里，它的驰名之处依然在于不通过西式广告而依靠其“老商号”的身份来吸引中国消费者。[68](www.daowen.com)

对同仁堂的这种描述可能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乐氏家族是通过墨守传统而得以保存同仁堂及他们的其他药店的。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印象其实是不对的。正如我在本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乐氏家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其说是更多地坚守传统，倒不如说是更多地为传统赋予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