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广达仁堂方面，乐达仁并不时髦，他没有通过华美的海报、广告牌和其他视觉媒介来打广告，而仍旧沿用类似于同仁堂所使用的促销手段。像同仁堂一样，达仁堂仅在印刷媒体之一的报纸上作广告。而且，即便在这些报纸上登广告时，这两家药店的做法也与国内的西式药店迥然不同，不用图片，并采用传统书法中的草书来书写店名；而国内西式药店则恰恰相反，使用现代美术字题写店名。[60]一般而言，达仁堂像同仁堂一样，都通过相同的文化媒介来宣传自己。不过，与同仁堂相比，达仁堂吸引顾客时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更为开门见山，而不如同仁堂来得含蓄。

在向顾客提供药品方面，达仁堂也和同仁堂亦步亦趋。一些老式中药店向顾客出售原料草药后，顾客要回家自己煎制，但达仁堂和同仁堂通常都会配制更为方便的中成药。像同仁堂一样，达仁堂经常以“大丸”的形式配药，这种大丸有胡桃般大小，外面通常裹有一层白蜡，顾客将之打开后，里面有五十至一百粒小药丸。[61]

达仁堂和同仁堂药品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的价格政策更为直截了当。在同仁堂的整个发展历史中，它建立起了绝不打折和只选用最上乘草药的名声。到了20世纪，同仁堂依然通过控制华北地区的草药购买来维持这一标准。全国各地众多的老式药店和药业商会都要定期派人前往华北最大的药市采办药材，而只有同仁堂及其商会常年在乡村地区驻有经纪人、采办处以及私宅。[62]达仁堂也在同样的药市购买上乘的原料草药，但当同仁堂小心谨慎地避免谈及其药品的价格时，乐达仁却采用“善价”这种对顾客而言颇具吸引力的策略来推销达仁堂的药品。[63]

同样，在决定其药店应出售哪些药品方面，乐达仁从仰赖同仁堂的药品起步，再辅之以达仁堂自制的药品。在其巅峰时期，达仁堂药店的货架上有多达一千种药品，均系同仁堂或达仁堂自制，囊括专为男、女、老、幼所用的各种药品（表2.1）。

表2.1　同仁堂和达仁堂的主要药品(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侯式亨：北京老字号，第401页；何贝：天津达仁堂，见《津门老字号》，第261—262页；北京中医药老年保健研究所：北京同仁堂名药，第1—11页。

为了促进达仁堂的药品销售，乐达仁在同仁堂的推销方法上推陈出新，以迎合时代需求。例如，他像他祖父一样变成了一名慈善家，但他所资助的都是在他祖父那个时代并不流行的机构。1921年，乐达仁在天津创办了达仁女校，自任校董事会主席，并聘请著名教育家马千里出任校长。直到1926年这所学校关闭，乐达仁借助它在公众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并吸引了包括周恩来之妻邓颖超在内的进步教师。1924年，乐达仁在天津开设了另外一家慈善机构——免费的达仁眼科诊所，由颇受尊敬的眼科医生黎宗尧负责义诊。[64]

每逢传统节假日，乐达仁便采用他祖父或许也曾使用过的方式进行庆祝，但通常会加上他那以吸引顾客为主的格调。唐代的道家医师孙思邈曾编过三十卷的《千金要方》，被后世尊奉为“药王”。每年农历四月廿八的药王爷生日，乐家都要雇请京戏戏班搭台演出，并设宴款待当地名流。这些宴席大约可与他祖父当年所举办的宴会相媲美。同样，每年的正月初二，乐达仁会在达仁堂总店内敬财神，届时人们纷纷前往。为了从这一文化活动中达到商业宣传的目的，乐达仁还加上了自己的噱头，给来者每人发一枚价值两角的银币。他的另一个取悦众人的法宝，是有一支举办免费音乐会的乐队。他从达仁堂以外招募了一名音乐教师专门执教这支乐器齐全、服装讲究的乐队，而乐队成员也都是达仁堂的全职员工。[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