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的几位来自乐家四大房的亲戚一样，乐达仁曾到过西方。[44]他生于1875年，从小在北京长大。20世纪初，青年乐达仁随清朝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前往欧洲游历。（见之后照片，乐达仁在全家福中身着西装。）1907年至1912年，他周游了德国和英国。这期间正是大量连锁店开始在英国和德国各地出现的时代。[45]当他于清朝覆亡后回返中国之时，就因为在达仁铁工厂和渤海化学公司等工矿企业的投资，而赢得了西式资本家的声誉。他还开设了连锁药铺，但并没有给它们换上西式门面，也没有在西式媒体上打广告。[46]他给药铺起名为“京都达仁堂”，但他不是按自己的名字来给药铺命名的。他采用“仁”和“堂”这两个字来表示自己与同仁堂一脉相承，同时又表达了达仁堂将超越“京”都而广“达”天下的意思。

乐达仁（后排右一）、他的妻子（前排右一）和孩子们，约摄于1933年。

从一开始，乐达仁便精心选择总店的所在地，以便为分店供货。尽管药铺的名字中提到了北京，但他从来没有打算将总店设在那里。起初，他试图将达仁堂总店及工厂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当时从事城际贸易最多的城市。但他设在上海的药厂不久便垮掉了，这是因为上海所处的长江下游的气候过于潮湿，不利于贮存及加工产自华北的药材。因此，乐达仁于1914年将总店和工厂从上海迁至华北地区城际贸易最为活跃的天津，设在天津红桥区的沈家栅栏。[47]此后二十年间，他陆续在另外12个城市开设了18家分店，散布在中国九大区域中的八个中心地带：东北的大连和长春，华北的青岛、开封和郑州，西北的西安，长江下游的上海，长江中游的汉口和长沙，长江上游的成都，东南的福州，华南的香港。只有在西南地区没有开设分店。（参见地图2.1）[48]

地图2.1　20世纪30年代达仁堂药店在中国分布图

在遍布全国的这些城市中，乐达仁是以能够引起消费者瞩目的方式来设计建造药店的。正因为如此，达仁堂与同仁堂形成了鲜明对照。当时，同仁堂药店尽管处于北京大栅栏的黄金位置，但它的店面却非常不起眼，建筑为梁柱结构，正面是简朴的木制格子，屋顶是普通的瓦面，开放的正面使用门板以及不带玻璃的窗户。这个店铺开设于1900年，然而义和团运动时的一场大火曾烧毁了先前的建筑。[49]正如约翰·卡梅伦在1925年时所描述的那样，“在现今北京城里所有的老字号药店当中，［同仁堂］或许是最朴实无华的”。[50](www.daowen.com)

1925年北京同仁堂那昏暗不起眼的建筑，始建于1900年，是20世纪早期同仁堂的药铺。选自K.K.Chen，“Chinese Drug Stores”，载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第7卷第2期（1925年），第104页。

如果说同仁堂是朴实无华的话，那么达仁堂就另当别论了。与未加装饰的北京同仁堂药店形成对照，位于天津的达仁堂总店经过了精心装潢。与同仁堂的基本设计相仿，达仁堂也采用了梁柱结构，但它的进口处却显得更为气势恢宏：先是石阶，而后是如意式门楼下厚重结实的大门，大门上方是龙凤呈祥及百花争艳的雕刻，雕刻的上方悬挂着药店招牌，大门两侧垂下一副楹联。厚重的正门通向一座四合院，当人们沿路走向药房和问诊室时，可以看到庭院里的假山以及象征自然、长寿、健康的道家器物。药房门市柜台的正中央，悬挂着一方牌匾，白底黑字，上书“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书法风格同18世纪乾隆皇帝为同仁堂所题写的店名如出一辙。尽管这种设计和装饰风格展现了中国在与西方广泛接触之前的博大，但乐达仁还是毫不迟疑地使用进口的西式建筑材料，特别是安装在前门两侧的平面玻璃窗户。[51]

达仁堂遍布全国的分店在建筑风格上，也都仿效其天津总店。他们的进口处都有石阶、威严的大门、大门上方的雕镂、店内外的招牌、楹联、庭院和玻璃橱窗。这些分店像达仁堂的天津总店一样，在药店门市的后面都设有药库。分店与总店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规模大小，总店占地面积约有1 200平方米（其中门市占近30平方米），然而位于汉口的最大的分店仅占地20平方米不到。[52]

如果说达仁堂的外表是对传统的过分炫耀的话，那么它的内部也同样如此。像同仁堂和20世纪初中国其他几乎所有的老药店一样，达仁堂的每一家药店都有一个U字形的高柜台，其左边是配好的成药，右边是处方药，中间是结账处。[53]但乐达仁对这种传统的内部设计作了改进，添加了一项传统所没有的新特征：在柜台中间嵌入了一副三米长的算盘。当账房先生们砰砰地拨弄串在算盘黄铜梁上的檀木算珠时，清亮巨大的噼里啪啦声就会在柜台及整个药店里回荡，余音绕梁之时，正是生意兴隆之际。如此一来，乐达仁就打破了老式药店里一贯的肃静，用这种清脆响亮的声音去吸引顾客，正如露天市场上的喧闹声能让顾客备感兴奋一样。[54]乐达仁的达仁堂，正是通过这种声音及其店面去吸引顾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