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统治中国长达两百多年的清朝被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随之终结。人们可能会认为，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仁堂或许会遭受重创，甚至倒闭关张。不会再有什么御药房到同仁堂来买药了，不会再有大清帝国的官差来保护同仁堂免遭竞争对手的仿冒了，不会再有进京赶考的举子来给同仁堂的药品打广告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尽管同仁堂失去了皇家的庇护，它的生意却蒸蒸日上。1922年，即清帝正式逊位后十年，乐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鲜明地呈现出了清朝皇室的孱弱不堪和同仁堂的历久不衰之间的对照：他们一笔勾销了清廷累计欠下同仁堂的实银187 387两以及制钱235 634吊的债务。[30]

为什么同仁堂能够在清朝覆灭之后生存下来并在20世纪初年继续得到发展呢？在乐平泉的遗孀许氏去世后，乐家成员碰头商量，根据一套条文分明的章程，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正式合伙制。尽管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在同仁堂掌柜人选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才接受了这种合伙制。按照中国人分家的习俗，他们把家族的财产平分给了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并将同仁堂置于“四房共管”之下。根据这一安排，四房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一个联合管理处，负责每年给每房分发一万两白银。在20世纪上半期，四房从未能推举出一位常任掌柜。最终，他们增加了一条规定，即每年同仁堂银钱账簿都应加盖每一房的印章才有效，四房各自持有一把能打开同仁堂药库门上四把挂锁之一的钥匙。根据这种安排，只有四房代表都到场的情况下，才能打开药库的大门。[31]

在这种被层层分割而且互不信任的领导体制之下，1907年，乐家人同意接受并实行乐平泉为同仁堂所定的家族传统。遵照乐平泉的做法，乐家人决定只保留位于北京大栅栏的这一家同仁堂药店，各房不能以同仁堂之名在他处另开分号。他们将同仁堂视为整个家族的共同财产，发誓要防止其他人获得秘方或使用同仁堂的名字及招牌。[32]

20世纪初期，乐家人在四房共管制度下严格执行了这些政策，并克服了几乎所有来自家族各成员的挑战。1926年，乐家的乐达仁在距北京西南约一千英里的长江上游城市成都开设了一家新药店，冠名为同仁堂，这就使得1907年的家族决议面临考验。他声称，当地的一个陈姓家族冒用了同仁堂的名字，将自己的药铺称为“同仁堂”。与此同时，陈家则反过来指控道，侵犯经营权的其实是乐家，并宣称他们自1740年以来就一直在成都独家拥有并经营同仁堂药店了，比乐家在北京独家拥有和经营同仁堂药店的历史更为久远。双方僵持不下，矛盾越闹越大。陈家依照20世纪初制定的一项法规，控告乐达仁侵犯了其商标权。乐达仁起而反击，设法把这场官司由成都改移到当时中国的最高法院——北京的大理院进行审判。然而，在他的老家北京，他却因未能赢得乐氏家族的支持而败诉，并不得不更换他在成都所开药店的名字。[33]

两年后的1928年，来自乐家另外一房的乐笃週，又在位于北京以南六百英里的长江下游城市南京开设了一家同仁堂分号。这种公然违反家规的行为，招致了来自乐家其他各房狂风骤雨般的批评。[34]乐笃週曾于20年代初期在法国学习商业管理，之后怀揣着建立一个实验室以对同仁堂的药品进行化学分析的宏伟计划回到国内。但是事与愿违，乐家断然拒绝为他的计划提供任何资助，并严厉地斥责他的“忘祖”行径。[35]尽管遭到家族的反对，乐笃週还是自己筹措资金开设了一家新药店，并向家族提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建议：如果南京这家药店赚了钱，他就会与所有乐氏族人均分利润；而如果这家药店亏了本，则所有的债务都由他一个人承担。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乐笃週才说服整个家族勉强允许他以同仁堂的字号经营南京这家药店。[36](www.daowen.com)

1931年，与乐笃週同出一房的乐祐申试图按照乐笃週的做法，在北京以西三百英里左右的华北城市太原挂牌开设一家“北京同仁堂分店”，但是他却无法依葫芦画瓢。当本地竞争对手对这家药店与北京同仁堂的关系提出质疑并控告乐祐申欺诈时，北京的乐家出面证实这家同仁堂分店的开设并未获得他们的认可。由于缺乏来自家族的支持，乐祐申最终只得让步，摘下了同仁堂分店的招牌。[37]

此后，在30年代和40年代，乐家除了在北京和南京的两家药店之外，再也没有以同仁堂的名义开设过其他分店。[38]尽管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自我束缚的商业策略，但同仁堂的声誉却广为传播。20年代，北京同仁堂的日销售额高达3 000元，它的药品销到全国所有省份以及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的海外华人圈。[39]

如果说，同仁堂仅有两家药店，同时它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失去了同皇家的联系的话，那么，乐氏家族是如何使其药品在20世纪初得到如此广泛的推广呢？乐家人在恪守家族传统，限制以同仁堂的字号开设分店的同时，并未忘记推陈出新，他们通过以其他的名字开设“老字号”药店的方法，创造出了新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