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很多学者曾讨论过本土化进程的问题，并经常使用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词：“中国化”或叫“汉化”（Sinicization）。他们对这个概念适用性的辩论并不是在单一的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其中，当然包括汉族如何处理同满族以及其他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更为常见的是，他们经常在中西关系史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21]与本章开头所征引的人类学家华生不同，历史学家们在诠释“本土化”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世界性眼光并已经西化了的中国思想家。他们展示了这些人物如何译介从西方学到的东西，对之予以改造并使之本土化。他们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方法多样，颇具创意，从知识分子传记到集体肖像，再到文化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却是以同一预设为前提的，那就是本土化进程完全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来推动实现的。[22]白露（Tani E.Barlow）曾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用她的话来说，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精英“垄断了西方思想、形式、符号和话语的产生和传播”。[23]

这种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的集中关注，并没有阻碍关于思想从一个中国人传播到另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比如，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便认为，可以通过两个阶段来追溯西方思想观念的中国化。第一阶段，中国的“先行者”在海外或在处于中国社会边缘的通商口岸学到了西方事物，然后“把那些曾对中国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变成不怎么奇怪的东西，再逐渐使国人对这些新东西的新奇之处变得不敏感，使它们不那么惹人注意并更容易被接受”。随后，在第二阶段，变法派力图使西化获得合法性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直到不久前，他们所主张的变革还只有在适应习俗的次要事物上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在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来自通商口岸的先行者们对中国内陆发起了冲击，而内陆主张变革的人士则“通过中国化为这种冲击带来了合法性”。[24]

柯文设立了这两个阶段的先后顺序，指明了先行者和变法派之间的区别，并对重要的改革者及其思想上的继承者（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军活动中的先行者和1898年百日维新中的变法派）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他还用这一模式分析了革命领袖及其思想上的继承者（如20世纪初期的孙中山和此后的变革者毛泽东）之间的关联。和其他思想史家一样，柯文的唯一关注点是知识分子精英在西方思想本土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www.daowen.com)

对于理解思想上的先行者以及变法思想的肇始这一本土化的初期阶段，思想史家的著作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本土化的进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以后的阶段里，是谁充当了文化介质的角色？他们又是如何对西方思想、形式、符号及话语予以重新构建及创造，从而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甚至对他们产生感召力的？在本书第三至第六章中，我展示了中国企业家及其员工和生意伙伴如何在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消费者之间充当文化介质的角色。这些企业家将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分子当做商业艺术家和建筑师，把对他们本人以及其他知识精英分子的思想和意象的本土化当做其市场策略的一部分，并利用印刷媒体使得他们眼中的“西方”比中国知识阶层的出版物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正如本书以下章节所展示的那样，这些中国企业家绝不是千人一面，但与中国的知识精英相比，他们远远没有达到那样的世界化和西方化的程度。他们不曾在西方或者在中国的西方学校接受过教育，也没有做过买办或在西方企业中做过雇员；而且，他们不懂西方语言，也未在西方国家待过。典型的情况是，他们几乎未受过任何类型的正规教育，并且不怎么精通汉语和其他任何语言。他们的这些特征显示，非世界化和未西化的人物对西方思想和意象的中国化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西方”经过了中国思想先驱和变法派的双重过滤之后，他们是如何感知“西方”的？他们关于“西方”文化的自我创造是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同质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