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关于中国和东南亚贸易边界的勾画问题引发了研究19世纪的专家们的一场热烈辩论，但在研究20世纪的专家们中间，这样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施坚雅、罗威廉和滨下武志表明，中国商人在19世纪成功地拓展了长途贸易的范围；易劳逸（Lloyd E.Eastman）、柯博文（Parks M.Coble Jr.）、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和柯伟林（William C.Kirby）则指出，中国资本家处于严密的政治控制之下，这在20世纪早期对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制约。

易劳逸、柯博文和白吉尔都注意到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对中国资本家的压迫，早在蒋介石完成北伐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不久，便在上海强迫资本家“捐赠”物资。他们的结论是，以上述行动为基础并通过其他政府行为，国民政府在“南京时期（1927—1937）”通过强制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来达到限制中国工商业发展的目的。白吉尔在对此所作的简短总结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成了“国家机器的附庸并被整合到国家机器中去”。[16]

根据柯伟林的说法，此后，在抗日战争（1937—1945）和国共内战（1946—1949）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资本家实行了更为全面的统制。柯伟林将自己的论述同先前对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各项研究细致地划清界限，他注意到，国民政府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到了轻工业前面，但他承认，轻工业“在1937年之前很大程度上是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17]然而，柯伟林与柯博文、易劳逸、白吉尔一样，注意到了国民政府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便已开始制订工业发展计划。此外，他比其他历史学家更注重强调，战后国民政府“继续朝着加强经济控制的方向走下去，以极快的速度扩展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18]

同时，一些研究中国和东南亚的历史学家的成果表明，早在20世纪初，外国政府也对中国企业施以政治干涉和经济控制。柯博文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记录了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后迅速攫取中国企业的事实。他的结论是，日本的这种权力使用严格限制了中国资本家，并使得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锐减。用柯博文的话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就其实际执行的情况而言，［日本的］‘新秩序’在中国不外乎是一个殖民政权。日本人控制了长江下游的经济，没收了中国工厂并将其转给日本公司经营，并且严格限制了市场活动”。作为对日本统治的反应，“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竭尽所能地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和主导”。[19]他指出，直到抗日战争后期（1943—1945），中国企业才开始与日本人合作，不过那个时候，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席卷中国，而中国经济又处在崩溃之中，要在市场上成功地推销商品已经太迟了。

根据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拓基（Carl A.Trocki）的看法，西方和日本的殖民政权在东南亚地区也采取了相似的限制措施。在他的编年史里，西方殖民政府“通过欧洲殖民地实现了对中国人在东南亚居留地的吞并（1830—1880）……并将海外华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来（1880—1910）”。他以新加坡作为主要例证，断言“新加坡的华人史就是［西方殖民者］［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包围华人经济活动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20]尽管日本占领东南亚国家的时间不如它占领中国的时间那么长，但在偷袭珍珠港后，它却取代了西方殖民政府并在1942年到1945年间对东南亚地区实行了军事统治。(www.daowen.com)

总之，研究政治史的历史学家已达成如下共识：中国、西方和日本政府在20世纪早期便已使得中国资本家和中国企业处于从属地位，并对之实行整合、限制和包围。如果严格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所提供的关于政商关系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若是从本书将要讨论的企业的角度来衡量，这一解释就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了。本书以下各章节所要展示的是，华人华资企业如何通过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规避政府政策的限制，克服政治障碍，并进入国内外市场。本书第二章将要讨论的是，中国的药店老板们在19世纪使得中药获得了广泛推广，又在20世纪推出了由新式分店组成的全国性经营网络。第三、四章介绍的是，西式大药房的中国老板们如何利用新的印刷媒体在全国大做广告，并通过各地的特许经销商以及药房自身的分公司去控制全国范围内的市场销售。第五、六章要讲述的是，中国老板们不仅使得西式药房生存了下来，而且无论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和日本占领之下的中国，还是在西方殖民政府或日本人统治下的东南亚，他们的生意都得到了稳固甚至引人瞩目的发展。

这些事例表明，研究政治史的学者过高估计了中国、日本和西方政府在20世纪早期控制和限制中国资本家和企业的能力。尽管有来自政府的干预，本书所述及的中国企业仍然在中国和东南亚比西方竞争对手更为成功地占领了国内外市场。此外，我还敢大胆地说，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各地的企业相比，它们保有这些市场的程度更为全面，时间也更长。

如果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这些中国企业网络是如何在和平时期克服地理和政治障碍，在战争时期跨越敌方的封锁线并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经营医药销售市场的呢？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们利用印刷媒体推广消费文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消费文化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