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种记载，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企业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商品。本书所力图解决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中国企业在中国和东南亚达到了超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边界的程度。在关于19世纪中国长途贸易延伸范围的辩论中，这一问题的争议性质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在研究19世纪历史的专家中，施坚雅领风气之先，为关于中国长途贸易边界的热烈讨论建立起了理论框架。他在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对涉及中国城市所有层级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分析，包括从农村基层的乡村和市场集镇到位于被他称为“大区域”的城市核心的大都市。他把19世纪的中国分为八个大区域：华北、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华南（岭南）和西南（云贵）。此外还有一个大区域，即东北（满洲），但它作为大区域是到20世纪才完全形成的（见地图1.1）。在所有这些大区域中，诸如山川起伏之类的地形上的特征，对长途贸易造成了难以逾越的边界。[8]

根据施坚雅的说法，在中国内部，中国生意人只有通过形成庞大而广泛的社会网络才能成功跨越这些大区域的边界。就像世界各地家族企业的成员一样，中国生意人的社会网络也是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之上的。

此外，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生意人之所以能够招收受到信赖的非亲属成员进入到自己的大规模网络体系中，并使其融合在一起，源于“一个特殊的特征”——每个网络中的成员都“有着共同的籍贯（即‘同乡’，也就是有着相同的祖籍）”。人们的这种籍贯纽带同他们的家乡纽带或出生地纽带是不同的。所有中国人都从父辈那里继承籍贯，而不管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亲是否曾到过他们的籍贯所在地。中国的生意人便利用这一遗产，通过祖籍纽带来组建其社会网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说同一种方言，熟悉彼此的家庭和世系，以及计划在退休之后回到籍贯所在地，等等。用施坚雅的话来说，这些生意人在中国社会网络中联合起来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信任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可归结为可资信赖的经营能力……他们在中国半封闭式的区域经济的联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

地图1.1　中国的大区域和中心都会。全书地图皆由托马斯·里昂（Thomas Lyons）根据施坚雅在《19世纪的中国区域城市化》中的有关中国大区域的地图而制成。施坚雅的原图参见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第214页，图1。

以施坚雅的看法为基础，罗威廉（William T.Rowe）肯定了中国的这些网络体系在19世纪国内长途贸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又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中国的区域经济并不一定像施坚雅所说的那样是半封闭式的。在一项关于汉口的研究中（汉口因其靠近中国水路中心的商业战略位置而被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罗威廉指出，中国基于祖籍纽带的社会网络在18世纪后半期和整个19世纪所经营的，其实是“一个真正被整合在一起的全国性市场”。根据他的研究成果，中国的贸易团体克服了距离上和前工业时代技术上的障碍，成功实现了奢侈品和诸如谷物与原棉等低价大宗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尽管罗威廉坦率地承认，现在还没有关于当时全国贸易的“有意义的统计数据”，他还是列举了大量颇令人信服的非量化证据。[10]

施坚雅和罗威廉的研究局限于中国，滨下武志则研究了中国网络在中国以外延伸所及的程度。他在重新评价中国的帝国朝贡体系时发现，这一体系既服务于“亚洲内部的贸易”，也服务于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他还因此将该体系重新命名为“朝贡贸易体系”。他承认，西方列强把该贸易体系与国际市场连接了起来，使得19世纪“东南亚和中国南部经济更加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并进而延伸到了印度洋贸易区”。但他坚持认为，西方国家的这些作为未能让西方人掌控亚洲内部的贸易，甚至也未能让他们掌控西方殖民地的贸易，更不用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未被殖民化的国家了。在仍然由亚洲人管理的情况下，“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以及非殖民地］市场结构所体现出来的，是与朝贡体系相关的传统亚洲内部贸易的特征”。[11]滨下武志还强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持久性，认为它“由唐而清，从7世纪到1911年一直在起作用”。[12]在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覆亡后，朝贡贸易体系才失去了用武之地，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不再是东亚地区贸易和朝贡中至关重要的角色。(www.daowen.com)

正如我在上述归纳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学者互相提出了挑战。施坚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半封闭式大区域的观点，受到了罗威廉于80年代提出的全国市场特征理论的挑战。同样，滨下武志对亚洲内部贸易的勾画（他最初于80年代提出了这一框架，至今仍在不断地加以完善）也对施坚雅和罗威廉囿于中国境内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他们的意见彼此相异，却留下了一个还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应当如何勾画19世纪中国和东亚长途贸易的边界。

从理论层面来看，在这场辩论中遭到挑战的，是施坚雅所构建的基本概念。凯罗恩（Carolyn Cartier）在最近的一项颇有深度的批评中就认为，施坚雅的大区域模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心地区理论已经过时了。她指出，施坚雅设定看上去固定不变的大区域边界，阻碍了历史学家对于长途贸易的研究。凯罗恩提出的替代性选择，是采纳一种“无边界区域地理的理论”，着重关注作为机制和推动力量的人以及“区域意义上的社会建构”所起的作用。她说，她的目标是“较之空间模式，更强调社会进程”。[13]

尽管凯罗恩的观点并非都令人信服，但她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并在本书中也提及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在论证时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认为“大区域理论嵌入性的结构不利于……对长途贸易和海上贸易的研究”。[14]作为对她的回应，人们可以说事实上，正是施坚雅的大区域模型触发了罗威廉对长途贸易的观察和滨下武志对海上贸易的研究。我也发现，我是在施坚雅工作的鼓励之下着手从事长途贸易的研究。尽管凯罗恩对大区域框架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还是将这一框架当做本书中几幅地图的基础。

另一方面，凯罗恩提出了应对作为机制和推动力量的人给予更多关注的呼吁，这是很有见地的。除非我们对中国企业家、批发商、商人以及其他长途贸易从业者有更为充分的了解，否则我们又如何能勾画出长途贸易的边界呢？除了回溯考察商品在各级城市之间的上下流动以及在各大区域内部和之间的非个人流动（就像施坚雅已做过的那样）以外，跨越大区域边界（见第二章和第四章）、战时的敌我边界（见第五章）以及国界线（见第六章）[15]的贸易协定的谈判，是高度个人化的过程，对此进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考察行会、朝贡贸易体系和其他的制度性构成（正如罗威廉和滨下武志所做的那样）之外，也有必要关注那些从事交易并在商业流通系统各层级之间传递信息的中介人。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作为机制和推动力量的人在塑造长途贸易边界的空间时所采用的方式，在20世纪和19世纪是否有不同之处？施坚雅、罗威廉、滨下武志和其他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提供的是19世纪的基准，而直到目前为止，专家们在研究20世纪中国和东南亚时并没有依照他们的方式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