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亦劳止,汔可小康。”(1) 衣食无忧、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期盼与向往。20世纪80年初,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苏州之行,极大地增强了他对实现小康目标、“翻两番”的信心,并丰富了他的小康社会思想。苏州此后的发展,使这座城市不仅成为小康社会理论的印证之地,更成为小康社会实践的成功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苏州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顺应经济社会新发展和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出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当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先行军排头兵”目标,并不断勇于实践,开辟了小康社会建设的新纪元。

一、小康伟大思想与苏州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

“现代化”概念通常被人们用于描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一书中提出,“我们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业已现代化的社会的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影响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个过程,一些社会因素被直接改变了,而其他因素的改变也许更重要,因为引进,甚至是毫无联系的新因素,也会改变受历史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趋势”。(2) 而作为“现代化”与“道路”之合成的“现代化道路”概念,则常常被用以描述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方式或途径。

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当务之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新中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他还强调:“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 同时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此,“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性任务和“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

1979年以前,邓小平基本上都是遵循三届和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然而,随着对世界发展现状和形势的认识不断加深,他越来越意识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1978年前后,我国相继派出多批经济代表团、考察团,赴日本、西欧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参观考察,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宽敞道路上的车水马龙、现代工厂里的流水线,代表们非常震撼。1978年9月,在朝鲜访问的邓小平感慨地对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5)

从1978年到1979年,带着对中国应该怎样发展、怎样赶上世界潮流的战略思考,邓小平多次出国考察。在访问日本期间,邓小平到日产汽车公司工厂参观,当了解到那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巨大差距面前,他意识到用20多年的时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需要把标准放低一点。所以他在考虑现代化战略目标时加了限定词——中国式的现代化,而且特别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两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6)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同“四个现代化”相比,它新在哪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

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负责人时的谈话中的表述,可以视为他为20世纪末要实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的标准:“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7) 在这里,他第一次参照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标准,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了1000美元的标准,同时,用“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这样的家常话来描述现代化发展目标,使现代化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变得鲜活具体,更容易让普通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

(二)小康目标的提出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以一个中国文化特征浓厚的词汇给出了答案——小康。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领日本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位首相也是著名的经济发展战略专家。他问邓小平,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中国式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8)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来描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立小康目标,以“三步走”的方略稳步实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此后,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完善自己“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战略目标。一是为小康目标划出了800美元的下限;二是设想分两个10年、实现“翻两番”,继而达到小康状态。此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小康目标的提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情出发,并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提出的“要在本世纪末(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的重大调整和修改。这一目标的提出,对科学制订和完善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用小康来定位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睿智创造,为一个本来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概念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数据量化标准。这使现代化的目标既易于为广大群众掌握,又便于与世界各国作比照,还能根据各种情况适时作出新的调整,使之成为一个动态开放式的发展目标。

“小康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对此解释说:“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超过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小康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说:“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小康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虽然不能同西方比,但是可以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9) 邓小平很有信心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10)

两千多年来,小康如同一个美好的梦,时刻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代表着中国人对衣食无忧、平安幸福生活的企盼与向往。由传统意义上的“小康”发展为“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基于深刻的历史反思,对中国现代化目标进行实事求是调整的结果。

(三)“人间天堂”的现实验证

1982年9月,根据邓小平的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从1981年起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对于这个新构想是否可行,能否按时实现,邓小平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实地调研给予验证。为了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行性,1983年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2月6日下午,邓小平抵达苏州,下榻苏州南园宾馆。

到苏州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在南园宾馆约见江苏省委领导以及苏州地委、市委的负责人听取汇报。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问:“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从江苏经济发展的情况看,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时间里,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又问苏州的同志:“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苏州的同志回答:“在苏州翻两番绝对没问题。从1976年到1982年,苏州地区就实现了全地区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一番了。”邓小平对这个情况格外关注,“五六年时间就翻了一番,你们把这个情况跟我好好说说”。看得出,他对苏州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翻一番非常在意,或者说感到有些意外惊喜。

当时,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位于江苏省前列。1978年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为65.59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为31.9亿元。到198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04.88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47.61亿元,按当时人均接近800美元,远高于当时250美元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

江苏的同志告诉邓小平: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邓小平继续追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江苏的同志告诉他,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听了这些介绍,邓小平很振奋。他透过苏州看到了实现小康目标的光明前景。他开始进一步思考在经济翻两番的同时社会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对这次苏州之行评价很高。“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1983年3月,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约胡耀邦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描绘了他在苏州了解到的达到小康目标时的社会状况。他说:“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八百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他们说,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11)

这个源自苏州现实情况的“小康社会六条标准”,引发邓小平设计出了一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新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又一次做专门介绍。他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20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他在讲话中提到他考察苏州等江南城乡后总结出的几条小康社会的标准,说:“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为此,他充满信心地说:“人民生活,到本世纪末(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比现在要好得多。”“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12)

苏州之行,邓小平获得了启示,增强了信心,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小康社会的蓝图犹如地平线上跳动着的朝阳,冲破云层喷薄而出。也正是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出了包括小康目标在内的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长远发展战略构想。

(四)“三步走”的宏伟蓝图

小康社会目标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在20世纪末要步入的小康社会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的面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发展战略。

1984年10月6日,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代表时,邓小平用更简明的“两步走”来概括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他说,“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7年8月29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20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三大召开,更加明确、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闭幕后,“三步走”战略通过舆论宣传家喻户晓。中国人民在成功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的基础上,正在为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在设计“三步走”的过程中,邓小平进一步丰富了小康社会理论。第一,小康社会是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社会。邓小平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第二,小康社会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全面进步的社会。邓小平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他多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只手都要硬。”第三,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保持稳定的社会。邓小平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13) 他多次强调:“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区域发展上邓小平提出了沿海地区和内地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14)

在完成了前两步战略目标,达到总体小康以后,第三步应该怎么走?邓小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后继者。他认为,“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同时他并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索。1989年6月,他郑重地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15)

邓小平的上述一系列论述和探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完成了人民生活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小康阶段的“新三步走”战略。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正式提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明确提出了人均指标,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向13亿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习近平说,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习近平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战略谋划,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提出“四个现代化”到“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再到“两步走”,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二、苏州的小康实践与探索

(一)苏州跃起六只虎

1993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对苏州经济发展的长篇通讯《苏州跃起六只虎》,并配发评论。文章中写道“一虎呼啸,群虎出山”,形象描绘出苏州市六个区县“六虎争雄”,在改革开放中抢抓机遇,经济社会发展虎虎生风的勃勃英姿。这是乡镇企业的活力,同时也是苏州经济自觉融入全球经济分工合作的成果。

1980年5月,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中央开始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允许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20世纪80年代的昆山,全县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元。排名在当时的苏州6县里,是倒数第一,被称为“小六子”。1984年,以时任中共昆山县委书记吴克铨为代表的昆山人,用“自费开发”的胆识和智慧,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昆山之路”序幕。在昆山东面辟出一块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搞了一片开发区——全国第一个自费兴办经济开发区。

昆山人凭借一股冲天干劲,一点点积累一步步登攀,让这一块悄悄进行开发的小地方,越长越大。“当时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前一段路还是人骑车,后面就成车骑人了。没钱是最大的压力,但我们不怕穷,压力就是动力,就想出‘穷开发富规划’‘政策不足服务补’的办法。”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宣炳龙回忆起当年时说,“有位上海的厂长来昆山只带了30万元,但昆山看中上海金星电视机的名气,便发行金星股票,筹集480多万元,当年谈判,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1984年2月,“不在考察城市之列”的昆山,想尽办法终于请到日本客商苏旺你株式会社社长三好锐郎一行来昆山实地考察。县里用仅有的一辆吉普车派去迎接,一路上车外寒风凛冽,但车里每个人心里却热乎乎的。日本客商一到,便直奔项目现场,结束后就赶到苏州住宿。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胡志明当晚也跟到苏州,就在他们隔壁住下,连夜起草会谈纪要,第二天一早便敲门请三好锐郎先生继续商谈,最终成功签约。签字,只是成功了一半。由于是江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办理过程异常复杂。宣炳龙带队跑南京、跑北京跑了100多次,最终促成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落地开花。“一无国家投资,二无省里贷款”的昆山开发区,在1989年工业产值超过5亿元,在全国各类开发区中,仅次于广州和上海闵行开发区,仅用了4年经济效益便超过基础设施全部投资。凭着“勇闯第一、勇争唯一”的精气神,昆山从一个典型农业县,跃升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领头羊。到2020年,已蝉联全国百强县之首16年。

1992年,国家要在江苏省建一个内河港型保税区,省内南京港、镇江港、南通港的条件都优于张家港。“我们是没有条件,但创造条件也要上!”时任张家港市委书记的秦振华掷地有声。召开了4000人大会后,张家港人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土地围网、居民动迁,仅6个月就完成区内“五通一平”。10月16日,国务院批准张家港建保税区的公文正式下发,“以港兴市”的战略决策落到了实处。“张家港精神是硬碰硬实干出来的,干工作就要样样争第一,没有争第一的勇气,第二、第三也争不到!”讲到张家港精神,秦振华如是说。

1995年,江泽民为张家港精神题词,“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张家港精神叫响全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80多万干部群众一起锻造了张家港精神,跑出了张家港速度,书写了张家港奇迹,让这座“海头江尾”的小县城,变成令人瞩目的全国明星城市。“张家港精神体现了一种不忘初心,勇于改革创新,肩负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的精神,是张家港人对自己创业实践的精神总结和提炼。”苏州市专家咨询团组长方世南教授评价说。

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展示馆,有两张规划图。一张是1994年编制园区总体规划时设计师手绘的金鸡湖远景图,一张是2014年的实景图,两者相似度竟高达90%以上。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园区从创建之初,就投入3000多万元从高水平规划起步,由中新双方专家联合编制了第一版总体规划。“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九通一平”的高标准基础设施,成为全国开发区遵循的范本,也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发展区域之一。

经过25年发展,苏州工业园区实现了新加坡经验本地化、借鉴成果制度化,形成了“借鉴、创新、圆融、共赢”为基本内涵的园区经验。除了继续借鉴新加坡先进经验,苏州还进行着园区经验的输出,从苏宿工业园到苏通科技产业园,再到苏银产业园,园区经验已经辐射到了全国。园区把干部、管理人员送出去,到新加坡培训,同时结合实际,相继编制了80多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把来之不易的思想解放成果规范延续下来。其中,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工业后商业的开发理念,广受推崇。园区“亲商”,不是狭隘地为商业服务,而是全方位的开放融合,借他山之石攻玉,成就了中国开发区的标杆。

苏州跃起“六只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推进。尽管当时苏州所管辖的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和吴中6市(县)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各市(县)的发展步调一致,共同创造了苏州县域经济的辉煌成就。苏州各市(县)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紧紧抓住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浦东开发开放等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建设小城镇、推进开放型经济、推进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高水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等发展阶段,实现了“农转工、内转外、量转质”的转变,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2013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新闻报道《苏州虎跃今胜昔》。报道中写道,今天,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昔日的龙腾虎跃之地秉承20年前的精神和闯劲,与时俱进进行着深化改革的不懈探索:城乡一体,300万农民过上市民生活;锐意创新,金鸡湖畔汇聚80多家世界500强;坚守生态底线,为后人留一座生态新城。苏州,在奔向现代化的路上,城乡低保、养老保险、居民医疗保险“三保并轨”,财产投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38.2%;拥有海外高层次人才105名,研发投入占GDP的2.6%;年增林地、绿地10万多亩。

202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苏州再展开放创新优势》的文章,点赞苏州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吸引外资逆势上扬。前5个月,实际利用外资59.0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7.5%,增量和增幅均创历史新高。

2020年7月5日,求是网刊发的重磅文章《人间天堂的小康风采》写道:1983年,邓小平同志透过苏州的实践,仿佛看到了实现“小康”目标的光明前景。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指出,“像昆山这样的地方,包括苏州,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可以去勾画的目标”。苏州,小康宏图起笔处,现代化蓝图落墨际。今天的苏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图景,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全面小康清晰可见的现实模样。

苏州大地诞生了以“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为内核的张家港精神,以“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为标志的昆山之路,以“借鉴、创新、圆融、共赢”为特质的园区经验,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敢为天下先、样样争第一的风云人物和先锋模范。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相互激荡,成为苏州砥砺奋进的“三大法宝”,成为苏州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苏州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孕育、塑造的时代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干部群众敢闯敢干,共同书写了“小康试验田”的时代传奇。

(二)鱼米之乡托起制造之城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园林、双面刺绣、小桥流水,丰厚的历史文化让文人墨客为她留下众多赞美篇章。今天,苏州是中国重要工业城市,工业实力与上海、深圳不相上下。2020年,苏州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苏州的高新技术、纳米技术、生物制造、高端纺织、钢铁制造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短短几十年,苏州这个盛产鱼和稻米的富饶地方,已经成长为一座以二、三产业人口为主要居民的现代都市,为高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成功范本。

从农耕文明的鱼米之乡到现代产业集聚的全球制造重镇,苏州的传奇巨变始自乡镇工业。1978年,苏州率先登场的是社办企业、队办企业。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些最初干着零碎营生的小微企业,居然能够一夜之间星火燎原,成了后来名动天下的苏南乡镇企业,并以其“离土不离乡”的运作模式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其中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中脱颖而出,在持续不断的转型升级中造就了闻名天下的著名品牌。跨进世界500强行列的恒力集团、沙钢集团,世界著名品牌波司登,中国家纺龙头企业梦兰集团,通信光纤龙头亨通集团等,都起步于当年的社办、队办企业。2020年11月,苏州共有26家企业入围“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8家企业入围“2019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上榜企业数均位居全省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洪流中,苏州涌起了创新创业大潮,成为一座热力四射的活力之城。截至2020年年底,苏州各类市场主体达244.1万户,其中高新技术企业9772家。先进制造业引领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实现产值8718.2亿元,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拥有省级示范智能工厂11家、示范智能车间503家,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23家。千年的鱼米之乡,是勤劳的苏州人创造的,崛起的制造之城却是苏州人和新苏州人共同创造的,百川汇海、人才奔涌,尽显大城的格局胸怀。

作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上的重要一环。苏州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从制造加工到设计研发与全球价值链的无缝对接。当经济的发展让苏州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市之后,苏州人意识到,对大自然的索取,使环境资源不堪重负,迟早会让“鱼米之乡”“江南烟雨”遭遇危机。

顺着这样的思路,苏州努力建设科学发展的样板区、开放创新的先行区、城乡一体的示范区。苏州的县域经济一直位于全国最前列,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科技芯”,为此,苏州全力建设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迄今,仅苏州工业园区就引入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世界500强企业项目150多个,其经济密度、创新浓度、开放程度均跃居全国前列。苏州高新区先后引进大院大所超过100家,全力打造具有“硅谷气质”的创新高地。随着市中心“东园西区”的崛起,迅速打破了产业层次低的旧有格局,增强了中心城市的科技辐射力,从而带动苏州能级的整体提升。(www.daowen.com)

苏州市政府于2018年9月13日印发了《苏州市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意见》,主要思路是紧紧围绕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构建全市工业互联网的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为主要目标,从平台、技术支撑服务和典型应用三个层面,全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应用,提升工业互联网发展水平。

2020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03亿元,进出口总额3223.5亿美元,在全国地级市中全部稳居首位。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8.76万元,可支配收入62582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966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563元。苏州把近八成财政支出用于民生,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

(三)浦东开发带来的巨变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浦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中成为时代弄潮儿。浦东开放浪潮催动苏州开放之路,在更高质量开放中越走越宽。寓意“互融与共生”的圆融雕塑,是金鸡湖畔的一道独特风景,也是苏州对外开放的一张亮丽名片。

从20世纪90年代到“十一五”末,苏州进入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飞跃阶段。这一阶段,苏州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和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重大机遇,外资、外贸、外经“三外齐上”,各级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成为集聚发展要素的主战场和主力军,园区经济成为苏州显著特色。由此,苏州一举成为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的外向型经济高地。

苏州拥有“中新合作”“两岸合作”2大开放品牌和14个国家级开发区,3个省级开发区,8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和5个特色进口口岸,被公认是全国开放载体数量最多、功能最优、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截至2019年底,全市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320亿美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拥有各类外资地区总部及功能性机构300多家,15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州投资项目达400多个。

开放型经济是苏州最大的特色与优势所在。外资总部尤其是研发中心的设立,意味着外资企业对苏州投资正从纯制造向研发和制造并重转型,未来将持续凸显创新外溢效应。仅工业园区一地,经认定的各类总部就有99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功能性机构(省级总部)50家,占全省17%。只有拥有与国际接轨的一流营商环境,才能吸引国内外资本争相涌入。如何精益求精、好上加好?苏州提出,除了“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店小二”式贴心服务,还要积极对上争取各项政策。一大批“试验田”“示范区”的获批和建设,为辖区内投资者带来了制度红利,拓宽了发展快车道。苏州精益求精,以开放的姿态营造营商环境。2018年9月29日,苏州举办全球跨国公司投资环境说明会,提出将以更大力度、更为全面地推进对外开放,现场发布了《2018年苏州市外商投资营商环境调查报告》。这份基于1400余家在苏外企的调研报告显示,在苏外企普遍对苏州的营商环境表示满意,认为苏州具备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创新环境好、产业配套设施全等优势。2020年7月14日,苏州自贸片区发布营商环境“新30条”,围绕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优化政府服务安排了30项主要任务,并梳理细化成近200项任务清单,其中100多项举措为国内首创或领先。“政府服务优良是苏州一大特色。我们明显感受到,近几年苏州各级政府的服务效率越来越高。”美国礼来公司中国区副总裁高彤说,“企业能在第一时间了解辖区最新政策,有了问题,也有顺畅的渠道求助政府解决”。

太仓市是苏州境内的一个县级市,成了德国企业在中国密集投资之地。对德合作20多年来,太仓累计引进德资企业300多家,投资总额近20亿美元,年产值近300亿元。这些德资企业带动了300家民营企业为之提供配套生产服务,催生了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科技创新高成长性企业。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丰硕的合作成果,太仓也因此被认定为中德企业合作基地、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成为“中新合作”和“两岸合作”以外苏州对外合作的又一块金字招牌。

作为全国首个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区域,苏州工业园区在2015年提出实现三大目标、建设五大平台,其中约半数与开放有关,包括实现“中国开发区升级版”“国际化开放合作示范区”的目标,建设“更棒的开放合作示范平台”“更开放更国际化的创新驱动示范平台”等。为此,园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各项改革,目前已累计实施130项重点改革任务,19项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

开放型经济让苏州走得越来越远。以苏州为起点的“苏满欧”“苏新亚”“苏满俄”等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运输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下辖张家港、常熟、太仓3个港区的苏州港,已开通多条直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航线。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印尼吉打邦农林生态产业园、霍尔果斯口岸和开发区等境内外开发区和产业园,已成为苏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开放不仅为苏州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也让苏州人眼界更宽、心胸更广、思维更活。蓬勃向上、活力迸发的城市氛围,吸引了数十万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此创新创业。据统计,目前长期在苏州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超过5万人,他们在为苏州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不断融入苏州生活。“洋苏州”对这座城市公共生活日益提高的参与度,反过来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苏州人的生活方式。开放让苏州联通世界。苏州已缔结54个国际友好城市,年均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贸易额超2亿美元,中外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达12家,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医疗机构达6家。2020年,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2067.4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9410.2万人次,一系列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纷至沓来。

40多年间,苏州改革不动摇,开放不停步,开放之路越走越宽。面向未来,苏州提出建设“三个示范区”的战略目标,贯彻落实中央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的示范区,在主动落实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当好表率,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贡献苏州力量;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示范区,加快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全面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在全球创新链中的功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示范区,增创新时代集商聚智新优势,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应变求变、探索探路的担当,奋力打造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美窗口”。

(四)小康社会“试验田”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三块“试验田”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实践验证。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上海浦东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而苏州则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验证、完善和丰富的试验田,它对全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苏州亲切关怀、寄予厚望,对苏州的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要求苏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些经验”,强调指出“像昆山这样的地方,包括苏州,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可以去勾画的目标”。这是总书记对苏州发展的极大关怀、极大鼓励、极大期望,也为小康社会思想试验田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决打好包括精准脱贫在内的三大攻坚战。苏州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部署,扎实做好各项扶贫工作。苏州对内扶贫工作,以积极开展集体经济薄弱村转化、对低收入等困难群体实施精准帮扶为两大重点,在“精准帮扶”“精准脱贫”上下硬功,真扶贫、扶真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市对口扶贫协作包括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江苏省内南北挂钩合作、江苏沿海开发等,苏州对口扶贫协作用心用情用力,为全省、全国扶贫工作贡献苏州力量。

新思想引领新航程,站在“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历史维度,肩负习近平总书记“勾画现代化目标”谆谆嘱托和中央、省委殷切期盼,苏州提出,勇当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杆,探索具有时代特征、江苏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标杆。

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直观呈现,成为小康构想的生动例证,为邓小平把握全局、科学决策、完善小康社会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三来一补”到加工贸易,从优进优出到高水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苏州以最大范围凝聚开放共识,最大程度激发开放活力,引领了风尚,创造了奇迹。与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相比,苏州的GDP增长了600多倍,一路赶超奔跑到全国地级市之首,15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州投资项目达400多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苏州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开放为引领,全力种好小康社会建设的试验田,在全面建设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依靠改革开放,苏州没有经济特区的“特”,却创造了“不特有特”发展新格局;没有自然资源的禀赋,没有传统经济的优势,却能快速崛起成为最强地级市。苏州的崛起,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在全国版图上,苏州率先展示了一幅小康社会的靓丽画卷,用极具创造性的实践和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小康构想进行了真理性验证和诠释。

三、小康之路上的不断攀越

(一)全面小康在实践中接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任务的形成,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发展,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展现了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不断完善和与时俱进,表明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开拓新境界。

全面建成小康,关键是“全面”。这个“全面”,不仅要求小康所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社会;而且要求小康所覆盖的人群、涉及的地域是全面的,这样的“全面”就是共享。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10字发展理念,以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其中共享发展新理念,就是要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苏州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注重城乡统筹,积极践行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凝聚了改革发展的强劲动力。苏州通过稳固就业根本、畅通创业渠道、织密保障之网,拓宽富民之路,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

百姓富裕,是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苏州坚持稳定和扩大就业,创新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新机制,着力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积极开展城乡劳动者各类在岗培训、技能培训,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为百姓增收致富提供了制度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而群众致富的最大潜力在创业,如何让创业带动就业,是苏州始终在探索和实践的共享发展之道。放眼苏州,创业之风蔚然,苏州高新区狮山创客汇、昆山高新区阳澄湖两岸青年创业园、苏州自主创新广场苏创空间等一批特色鲜明的众创空间相继涌现,众包、众扶、众筹等新型平台已成为创业者们的“后台服务器”,苏州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日益浓厚,创业培训、创业政策、创业载体、创业服务和创业氛围“五位一体”新机制不断健全。

社会保障是民生的安全网,能够最大限度地免除群众的后顾之忧,是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依托。苏州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向,加快建立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也享受着苏州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农村居民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农民工与其他职工一样,可以同等参加各项城镇社会保险。苏州还通过建立不分城乡、不分职工与居民的统一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弥合和缩小了职工与居民医保待遇的差距。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养老、医疗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大并轨”,建立起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共享发展的重要群体在农村,共享发展的短板也在农村,只有把这块短板补齐,共享才是全民的共享。苏州加大对薄弱村挂钩帮扶力度,构建了10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挂钩帮扶10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机制,积极拓展低收入群体脱贫路径。对就业困难人员、被征地农民等群体也加大了援助力度,将登记失业的优抚对象家庭人员和军队退役人员纳入就业困难人员援助范围,享受相应的就业扶持政策。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苏州通过推进以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股权固化和“政经分开”等为代表的农村三大产权制度改革,加快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股份市场化步伐,基本走出了一条“家家有资本、户户成股东、村村有物业、年年有分红”的富民强村改革新路,全市持股农户比例达到了96%。苏州通过推进“农村工业企业向工业规划区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农业用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三集中”发展模式,创新实践了“三置换”搬迁方式,积极探索出了一条保障农民“三大经济权益”、加快农民“持股带保换房进城”的具有苏州特色的农民市民化新路径。2020年苏州城镇化率超过80%,农村工业企业集中度达到92%,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超过90%,累计有140万多农户农民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身份转变,真正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共享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可以说,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道路上,从当年强调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今天强调“全面”“共享”,是我们党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对如何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做全面小康的“先行者”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每一次发展理念的丰富和创新都源于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作出的科学判断和理论创新,进一步回答了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遵循。

苏州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做出新成绩迈出新步伐,为决胜全面小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实施创新驱动、民生优先、生态改善、城乡一体、开放提升、文化繁荣战略,着力推动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主动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高水平全面建成一个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在“强富美高”前列、惠及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苏州特点代表苏州质量的小康社会。

苏州致力创新驱动发展,集聚高端要素,建设科技创新高地。加快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发展壮大创新型企业群体,推进产学研合作和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培育引进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完善优化创新生态系统,着力形成一体化创新发展新格局。坚持以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落实《中国制造2025苏州实施纲要》,优化“两轴三带”产业布局,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提档升级传统产业,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高效农业,进一步完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50%。

苏州致力富民惠民,推进共建共享,建设幸福美好新家园。始终把民生工作放在突出位置,着力拓宽富民增收渠道,提升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救助、困难帮扶体系,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好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民生问题,确保城镇年新增就业15万人,城乡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保持在99%以上,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苏州致力绿色发展,突出生态优先,建设美丽宜居人间新天堂。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动态调整、深入推进以“十大工程”为主的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项目,强化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综合治理,进一步完善生态环保制度体系,加快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到2020年,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群众普遍感到满意,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苏州致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努力增创新优势新活力。一以贯之地继承和发扬敢闯敢试、争先争优的光荣传统,围绕破解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以国家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等为重点,全面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扎实推进集中审批改革试点,加快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打造更加高效的对内对外开放平台,主动参与“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在国家、省开放战略布局中拓宽发展空间,着力构建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

苏州致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责任担当,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三大法宝”,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求真务实、奋发有为、扎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

如果说,苏州古时候的小康得益于富饶的水土,改革开放以来的小康是乘上重大历史机遇的东风,那么如今苏州的高水平全面小康则是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苏州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先行者。

(三)书写高水平全面小康的“时代答卷”

百年梦想触手可及,复兴征程筚路蓝缕。苏州在高水平全面小康的时代答卷上书写着自己的精彩篇章。苏州的本质是开放,灵魂是创新,动力是政府和渴望致富的人民,基础是土地,关键是招商引资,效果是跳跃式发展。作为小康典范的苏州,正在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中逐步成熟、逐渐完善,其带来的深远影响和积极效应被越来越多的地区认可与借鉴。

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担当、历史担当和责任担当,全面压实责任,深入解放思想,以过硬的作风,低调务实不张扬的姿态,撸起袖子加油干,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

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聚焦薄弱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须“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城乡居民生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县域经济水平等,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焦点,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并给出解决方案,针对这些重点领域、“硬骨头”“难中之难”“坚中之坚”,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原则,明确主攻方向,精准攻坚突破,打好重点战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就在“全面”,这个“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在推广苏州经验向外建设发展的道路上,苏州聚焦省内苏北县域经济水平的提高,聚焦对口帮扶的地区,通过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加大共建园区支持力度等加快当地经济发展。

历史的重任和未来的愿景总在苏州巧妙交汇。

从验证小康社会思想到实践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苏州的发展历程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一个精彩缩影。

(1) 《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页。

(2) 《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3)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卷,第133页、第404页。

(4)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373页。

(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497页。

(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3、1244页;第586页、第816页、第785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89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162页、第154、314、378、216页。

(1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1253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