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突变式

与兄弟区县乡村社会的渐进式发展相比，浦东的乡村发展具有突变性。大家知道，上海以前有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就是因为那时候浦东发展落后，以前的浦东就是一片农田菜地，城区建设主要在现在的洋泾街道那一片。1990年4月，中央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浦东大开发的启动速度是惊人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原本处于上海市郊区的浦东地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无论是在开发开放的速度上还是在推进的方式方法上，新兴产业的引进和新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的构建都成为支配性选择的一种强有力的外向型逻辑。事实表明，浦东大开发的实践起点不是当地既有的经济基础，而是用高起点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去覆盖当地农村原有的结构，或者说是通过外力而非内力来实现浦东地区从农村到城市的突变。比如，张江以前是一个种菱角卖酱菜的普通江南小镇，出产的张江红菱是上海著名土特产，如今这里却承载着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的战略重任。在这种情形下，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价值体系如何适应新的体制、祖祖辈辈生活在当地的人口何去何从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被提出来，比如农民征地问题、征地农民的生产性“退路”问题、农民市民化问题等，成为党委政府、新兴企业、社会群体以及农民个体共同面对的问题。

2.外部性

与其他地区相比，浦东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外部。由于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外来人口无法完全被中心城区吸纳，大量外溢到浦东的乡村。2018年底，新区农村常住人口142.5万，约占全区常住人口的1/4，其中本地70万，外地72.5万，在农村的外地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同时，浦东新区也是多项国家战略任务的承载地，比如自贸试验区、科创中心建设、迪士尼旅游度假区等，对周边农村地区也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外溢效应，持续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二是乡村内部。浦东农业农村发展的劳动力来源和人员构成也发生着深刻变化。统计显示，1990—2018年，浦东户籍人口从133.94万上升到317.75万，户籍农业人口从52.25万下降到25.47万，农业人口在户籍人口中的占比从39%下降到8%。而且，从2010年起，户籍农业人口每年大约减少7000人，总体规模呈逐年下降趋势，并引起浦东农户规模结构和劳动力来源构成的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一是很多家庭不是纯农户（劳动力都是农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实际上浦东的纯农户只有2万多家；二是有很多外来农户。因此，同样是居住在农村，一半以上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中2/3不是农民，本地农民中绝大多数不从事农业生产（2018年底从事第一产业的本地农民仅有10046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本地农民绝大多数超过50岁。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浦东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和成效判断。(www.daowen.com)

3.差异性

由于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的差异，浦东农村经济发展中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一是从全区范围来看，城中村、近郊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纯农地区、中远郊村较为薄弱。比如靠近中心城区的北蔡镇，农村经济蓬勃发展，2018年村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83万元。一些位于远郊区域的村集体，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难以分享城市产业发展提供的配套服务。比如宣桥、大团、泥城、书院等偏远镇，村均可支配收入仅有200多万元（含补贴收入）。二是从各镇间比较来看，由于城市化发展相对成熟，北部片区农村发展水平整体高于南部片区。比如2018年度金桥镇村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914万元，而万祥镇村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16万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三是从各村之间比较来看，净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村214个，占59%；500万～1000万元的村71个，占20%；500万元以下的村66个，占18%；净资产为负的村13个，占3%。同时，有64个村的经营性资产不足3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800元，被列入全市新一轮经济薄弱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乡村社会的教育、医疗、交通、公共服务难以实现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