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创新理论中，库克的区域性组织体系与埃茨科瓦茨的三螺旋理论都强调，政府、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及其三者之间的互动对区域创新系统有推动作用，三者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的主体性要素^[15]。因此系统认识三个主体在区域创新实践中的作用，这对认识一个地区区域创新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浦东而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由“政府主导”模式向“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模式转变，大学科研机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1.政府机构：由开发初期的主导者角色演变为引导者角色

浦东的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动下的战略性结果，30年的发展历程，更是国家一系列战略举措实施过程，包括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示范区等，都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与强烈的行政推动色彩。科技创新也不例外。开发开放初期，浦东政府就确立了升级传统制造业，以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核心，在首批四个功能区中确立张江高科技园区，随后国家以及上海确立发展浦东科技创新战略，如“聚焦张江”战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全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同时，政府通过国家给予的大量优惠政策（如土地优惠出让、税收减免等）引导集聚大学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及研发中心等创新主体，设置高标准准入门槛，迅速建立起了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在科技产业化过程中，浦东政府直接投资科技基金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主导建设科技成果孵化基地等。浦东政府还制订科技发展规划方案、完善创新政策与法律体系等。总之，开发开放初期，政府在科技创新建设中承担了集合创新战略的直接推动者、创新蓝图的规划者、创新政策的制定者、创新产业的引进者和“把门人”、创新资本的投资者、创新环境的营造者等多重角色。实际上，没有政府积极的行政干预，浦东新区的科技创新事业很难在短期内从零基础成长为科技创新高地。但随着科技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的大量集聚，政府开始从主导者角色逐渐退居幕后，如在科技创新产业投资上以政府资金引导社会大量资金，科技产业的吸引力从原先靠政策优惠转为依靠完整产业链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政府主要在规划制定、政策制定、体制改革、环境营造、市场监督等方面扮演引导者角色。

2.企业主体：由开发初期的跟随者角色演变为主导者角色(www.daowen.com)

在区域创新体系的理想模型中，企业一直都是科技创新的主导者，引擎企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在城市科技创新中发挥着带动和组织作用，是科技创新的“发动机”。开发开放初期，浦东科技产业基础非常薄弱，高科技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创新能力弱，很难在创新产业链中发挥主导作用，它们只能依靠外部产业链的发展进行跟进式创新。虽然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浦东引进很多高科技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多是全球产业链转移过来的高科技产品生产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头和产品销售市场均在境外，具有高投资、高技术、高出口、劳动密度高等特征。随着这些高科技产业加工企业聚集、高科技产业链完善以及高科技产业人才聚集，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开始把企业研发中心逐步迁移到浦东，而且原先培育孵化的一些小微科技型企业逐渐成长为领军科技型企业，开始逐步发挥科技创新的源头作用。同时，随着国有大型企业的科技转向以及国家级大科学项目向浦东的迁移，由于这些大型企业拥有雄厚的创新资本、丰富的创新资源以及强大的创新能力，它们不再是科技创新的跟随者，而是某一行业或领域创新的同行者、先到者甚至引领者，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其相关配套产业和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例如，浦东大飞机项目带动了成百上千的中小微企业发展，电子信息行业的中微电子、中芯国际等，生物医药行业的微创动脉等，主导着区域产业科技创新发展。

3.大学科研机构：随科创中心建设逐渐演变为支撑者角色

世界一流大学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挥着知识溢出、人才培养和创新实践等作用，是科技创新发动机的“燃料供应者”，同时拥有优秀的大学科研机构也能够塑造城市的创新文化。实际上，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传统路线就是沿着基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模式，而这一路径的基础和前提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1990年确立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中国大学的总体空间格局已经基本确定，上海虽然拥有全国比较强势的大学科研机构，但整个空间分布都在黄浦江西岸。开发开放初期，浦东仅有上海海运学院这一所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此情形下，浦东实施了“内引外联”的大学科研机构聚集之路，引进一批上海市部分大学科研机构落户浦东，与一批国内其他顶尖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大学、研发机构以及研发中心等，迄今在浦东范围内聚集了16家本科院校以及10多所科研院所，这些大学科研机构不仅为浦东新区培养大量科技人才，而且也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为浦东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