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主创新主体能度、力度与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一，缺少高能型、领军型、引擎型的龙头企业。目前浦东虽然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集聚了大量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集群，但缺少本土性的引领行业的标杆型企业，产业的领头雁效应不明显，导致现有产业链控制力不足，限制了产业集群向国际一流进军的速度。科睿唯安发布的《2018—2019年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中，中国仅有深圳的华为和比亚迪、北京的小米上榜，按照同样标准发布的《2018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北京有11家、广东有10家入选第一梯度企业，上海没有企业入选。从四个梯度入选总数来看，北京有39家，广东有27家，上海仅有11家，其中浦东新区7家（见图7）。

图7　2018年中国最具创新企业百强（上海与北京、广东比较）

资料来源：科睿唯安《2018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

第二，跨国公司、中央企业的知识溢出力度不够。根据2017年浦东新区规模以上企业科研经费投入结构来看，境外资本占到58.27%，境内资本仅占35.16%，这表明浦东科技创新上外资依赖度大，而同期上海科技投入中国内资本占比为46.54%，北京为69.54%，江苏、浙江、广东均高于70%。从浦东新区新产品产值来看，境内资本、境外资本占比分别为22.89%、66.39%，这表明浦东内资的投入产出效益不及境外资本（见图8）。在浦东的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中，很多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总部或研发中心存在，与区内整体产业的关联度低，其原因在于：一是缺少互通平台，大公司之间彼此不了解，对浦东产业和众多中小企业不了解；二是缺少跨界交流，很多交流都局限于同行业、所有制性质相同的企业之间，从而阻碍了跨界的合作创新。

第三，高校、科研机构与区内创新企业互动不足。目前浦东虽然拥有上海科技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中科院药物所等高校及科研机构，但总体来看，大学及科研机构能级不足，以2019年世界各大权威大学排名来看，上海排名前500的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大学，但是这些大学的主校区均不在浦东新区（见表1）。同时，浦东的大学、科研机构与区内科技企业的互动不够，原创知识溢出效应不明显，前者的研究停留在知识创新阶段，后者则局限于企业内应用创新，两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不通畅，市场需求不能立刻反映到知识创新上，而知识创新又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服务，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据2019年浦东新区对张江园区2558家企业调查，结果显示，近3年仅有325家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过合作，占比为12.7%，还有近60%的企业没有意向合作，在开展合作的企业中，94%为中等合作程度。

图8　2017年浦东新区规模以上企业科研经费支出及新产品产值结构划分

资料来源：《浦东统计年鉴》（2018年）。

表1　2019年世界各大权威大学排名（上海市前500名）

资料来源：http：//gaokao.xdf.cn/201908/10966668.html。(www.daowen.com)

2.创新支持服务平台、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与资源需要系统整合。目前浦东公共服务平台存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两种背景，致使公共服务平台呈现“二元化”困局：国有资本背景的公共服务平台有资金、有设备，但运营能力不足，而民营资本背景的公共服务平台则注重商业运营模式，资金和设备相对不足，品牌有余而实力不足。同时，浦东的公共服务平台的供需信息也存在不对称，有的平台业务量超过承载能力难以满足企业需求，而有的平台则无人问津。在公共服务资源上，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已经聚集了大量企业、科研院所，但是缺乏资源的整合和发布平台，资源、要素的交流和互动仍停留在园区属地、传统活动、人脉交流为主，缺少应用现代互联网手段对目前资源进行梳理、整合、引导和利用，不能发挥浦东创新资源与要素的协同创新能力。

第二，创新孵化机构运营资源、能力与模式需提升。浦东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已经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专业服务不够、品牌化效益不明显，与科创企业的创新孵化机构的需求存在差距，创新孵化机构的运营资源、能力与模式都有待提升。主要表现在：①缺少好模式好团队。孵化器普遍存在团队经营能力不足和缺乏经验，以收取租金为主的经营模式难以支撑长期运作。②行业资源对接不足。许多孵化器能够利用的资源相当有限，大多盲目复制他人模式，缺乏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丰富的资源和经验，不足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无法帮助创业团队取得关键性的发展，因此对创业者来说吸引力不高，能够入驻的创业团队越来越少。③运营策略不清晰。往往忽略了对创业团队及其项目的筛选，盲目引进团队，质量参差不齐，缺少明确的盈利模式和运营规划，缺少免费或低价场地、工商代理、融资辅导等服务，缺少专业创业服务咨询、培训、融资渠道、资源对接等条件，难以帮助创业团队真正成长壮大。

3.科技创新金融体系社会化模式有待进一步增强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困扰着浦东众多中小企业，这既与中小企业高风险的特点密切相关，也与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不合理有关。主要问题表现在：①担保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仍需壮大和专业化，在专注服务中小科技企业、服务浦东主导产业、控制担保额度的同时，需扩大覆盖面，惠及更多科技企业；②风险投资的集聚度有待提高，虽然目前浦东的风险投资数量不少，但规模总体不大、品牌知名度不高，分布分散、聚集效应不明显；③投资机构与科技生态的匹配度不够，主要专注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科技领域的专业投资机构数量不够多，对初创期企业的投入不足，倾向于投资企业发展的后端，更偏向于模式创新和跟随式创新，追求短平快；④国有投资机构的定位不清晰，既有市场竞争性业务又有功能性业务，缺少灵活的体制机制，没有体现国资优势弥补市场缺位，专注于产业引导。

4.创新公共服务环境和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提升

经过多年的发展，浦东创新公共服务环境以及整个营商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成为浦东吸引海内外资本的“软实力”，但正所谓“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主要体现在对产业和人才的需求考虑不足。目前在打造营商环境上，主要以简化流程、集中办理、加快审批等企业常规事项为主，对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题推进速度不够快、力度不够大。例如，生物医药企业反映科研配套的试验材料、动物实验用的小白鼠与国外相比价格偏高，进出口细胞等研发材料仍面临时间长、手续多等问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反映处理试验垃圾的费用偏贵，科研人才期待园区生活更加便利、交通更加便捷、拥有更多生活娱乐设施等。这些都是提升浦东创新创业公共服务环境和整体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5.创新人才吸引力有待进一步强化

随着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很多地区都制定了强有力的人才政策吸引海外高端人才集聚。与之前相比，浦东在人才政策上并没有相对优势，同时由于浦东高昂的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出现了“挤出效应”，很多海外人才开始流向其他人才优惠政策力度大、生活工作压力小的城市。而且，在现代通信技术、交通条件发达的今天，“同城效应”也影响着浦东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虽然上海在连续多届海外人才评选中都当选为最受欢迎城市，但BOSS直聘研究院的研究发现，2018年应届海归工作城市选择中，北京人数占比（24.84%）依然稍高于上海（23.04%），同时相较于2017年，北京和上海都呈下降趋势，增长最快的是杭州、成都、南京和深圳。根据调查发现，浦东很多企业反映招人的难度越来越大，员工普遍面临住房和租房压力大、落户难、子女入学难等问题，不仅是高端制造业技工难招聘、难安置，就是一些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生物医药研发企业也反映，大学毕业生更愿意去生活成本较低的苏州、杭州、南京等周边大城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