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浦东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因素变化及其作用进行初步分析，可以看到，资本投入因素、劳动投入因素、科技进步因素、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体制与政策创新因素5个指标的变化对衡量浦东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1.资本投入因素

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初期，土地、资本、劳动力是推动其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因素，因此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浦东经济的发展脱离不了这个规律，只不过工业化的速度较快，完成工业化的时间较短。在浦东开发初期，为了加速浦东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政府同时利用了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迅速集聚了大量资本等生产要素，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工业发展，通常这个过程被当时浦东人称为形态开发。可见，浦东开发初期经济发展是典型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土地等要素成为浦东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浦东城市形态初具雏形以后，资本的投入强度逐渐下降，功能开发成为主要任务，因此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产业结构变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就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经济发展的内部要求与外部压力都需要浦东尽快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21世纪初，上海市政府提出要率先转变发展方式，浦东作为上海改革开放的龙头更加需要加快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内部来看，浦东作为大都市的核心区，其城市功能与产业结构的定位要与国际大都市看齐，然而巨大的资本投入与人口的导入快速拉升了浦东的商务成本，粗放式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建立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据此，浦东新区资本在整个经济增长中贡献及其变化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研究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反映各个年份资本数量的指标及其计算方法，目前统计年鉴上只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量与固定资产投资净额等数据。前些年，国内研究大多以固定资产投资数量替代资本存量，这种方法存在显著的缺陷。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使用资本存量指标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数量，并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5]，为此我们需要确定各年度的浦东资本存量。在目前的研究中，上海市的资本存量计算在全国具有标杆性，我们用上海市1994年的资本存量为依据，利用1994年浦东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分别占上海市的比例，来估算1994年浦东新区的资本存量（估算值为707.17亿元），作为基期年份的资本存量，随后年份以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乘以5%折旧率（估计），再除以价格指数，得到浦东新区各年份可比价格的资本存量。利用浦东各年份的资本存量数据计算浦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产出比率（见图3）。从趋势上看，浦东新区的资本产出比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阶段性变化，大致以2000年为转折点。2000年以前资本产出比较低，且呈现降低的趋势，说明此阶段资本对产出的贡献较大，经济发展对资本投入的依赖较大；2000年以后浦东的资本产出显著增加，而资本的增长率却显著下降，这显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的边际递减规律相悖，说明附着在资本身上的技术、制度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作用。这初步解释了在浦东形态开发完成以后，浦东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已经开始，因此资本对浦东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阶段性变化。

图3　浦东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比发展变化

2.劳动投入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廉价的劳动力，特别是近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在浦东开发开放的整个历程中，定性上来看，初期劳动力数量的扩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下降，而劳动力的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渐增大。浦东新区从业人员的数量除了个别年份略有减少外，大部分年份保持了缓慢稳步的增长态势，其增长率大约为1%，与浦东20%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相比差距较大（见图1和图4），因此从简单的相关关系来看，劳动力数量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特别是2000年以后，从业人员的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初步可以得出结论，2000年以前浦东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要素投入是同步增长的，此后，经济高速发展对劳动投入的依赖很少，劳动投入不是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浦东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

图4　浦东新区从业人员的变化

3.科技进步因素(www.daowen.com)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指标，反映一个区域技术进步的指标有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两个指标。自中央提出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来，国家要求浦东率先转变发展方式，并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因此，浦东一方面高起点发展先进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加大技术投入，加快体制创新与改革开放的步伐。2005年以后，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浦东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区。由此，浦东新区近年来研发投入保持了高速增长，从2006年的63亿元增至2018年的428.38亿元，年均增速达20%以上。2018年浦东新区的研发强度为4.09%，已经超过创新型国家和地区的标准。浦东研发投入的可备选指标有浦东新区各年份的财政科技经费。从浦东新区财政支出的增长情况来看，2006年以前财政科技支出增长缓慢，2006年以后财政科技支出呈现迅速增加的态势，表明随着功能开发的到来，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视。反映浦东区域技术产出的指标有各种专利的申请数量、授权数量，这里选用浦东各年份专利授权数量。从数量上看，浦东新区专利授权数量保持了稳步快速增长（见图5）。

图5　浦东新区专利授权数量变化

4.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外资的进入不但可以弥补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不足，而且能够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带动进入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带来技术溢出、技术模仿以及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等，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不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一样，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较大。浦东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是带动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龙头，其经济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实际上，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国家将许多有关对外开放的政策放在浦东试点，也有力促进了浦东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并且，浦东作为上海“五个中心”核心功能区所在地，外向型经济发展层次也是全国最高的，其重要表现之一即跨国公司的总部、分部集聚较多，是全球要素市场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浦东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都取得高速稳步发展（见图6、图7）。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浦东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图6　浦东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数量（外资实际到位金额）

图7　浦东新区对外贸易出口发展数量

5.体制与政策创新因素

自诺斯1973年对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现执政者约束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浦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许多体制机制的创新在浦东率先实行，因此制度创新对浦东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制度对浦东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其假设制度创新作为一个垄断权益为经济创新主体所拥有，而浦东制度创新大多是国家将某一项制度在浦东进行试验，然后作为公共产品向全国推广。因此，某一项制度创新对浦东经济的影响是即时的，一旦制度创新在全国推广复制，该项制度创新对浦东经济的积极影响不但消失，而且还可能带来浦东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同质化竞争。此外，制度创新的衡量指标缺失。国内许多学者用非国有经济比重、市场化指数等指标来衡量，这些指标对于衡量浦东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存在一定缺陷，因为浦东改革开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市场化、政府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体系等。由于制度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复杂，大到一国的体制变革，小到一项具体的经济规则，很难用单一的变量指标加以衡量。浦东新区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提高后，2002年以后一直保持平稳的状态，这显然不能反映浦东制度创新的内容。笔者认为，浦东持续不断进行制度与政策创新的过程中，不能独自垄断某一项政策创新的优势，反而很快被国内其他地区模仿，甚至超越，所以制度创新对浦东的影响是稳定的，在线性回归模型中是可以忽略去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