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一) “一带一路”的历史沿革

丝绸之路是我国早期的国际商贸通道，广义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同亚洲、东非、欧洲经贸和人文交流的大通道，历经了漫长的延续发展，文化商脉传承源远流长。

1. 陆上丝绸之路

历史上丝绸之路是由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拓的，后由东汉时期班超经营并延伸至欧洲，逐步形成了一条文化和经贸的流通带。其范围西汉时期以都城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期以都城洛阳为起点，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安息国和罗马^[1]。由于历史时期跨越漫长，陆上丝路因地理走向不同划分为“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北方陆上丝路指以黄河中下游为起点，通达西域的商路，含草原森林丝路、沙漠绿洲丝路；南方陆上丝路也称“蜀布之路”，是连接蜀地(川西平原)与身毒(印度)的秘密丝路，属高山峡谷丝路。经过不断的拓展和探索，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及养蚕、缫丝和纺绸技术，通过这条经济、交通走廊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欧洲和非洲。

陆上丝绸之路大致可分为东中西三段，因历史时期和环境不同，常有变迁，形成了多条分岔和支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主要分三条路线，均从长安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其中，北线泾川—固原—靖远—武威，路线最短；南线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张掖，路途最长；中线泾川—平凉—会宁—兰州—武威，距离适中。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南道(阗道)：阳关—若羌(鄯善)—和田(于阗)—莎车等—葱岭。中道：玉门关—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费尔干纳盆地(大宛)。北道：安西(瓜州)—哈密(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碎叶。

丝绸之路西段主要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覆盖范围较广，包含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多个国家地区，民族关系复杂。西段和中段相连，大致也可分为北道、中道和南道。北道分两条支路，第一条钹汗(费尔干纳)—康(撒马尔罕)—安(布哈拉)—木鹿与中道汇合并向西行；第二条怛罗斯，沿锡尔河向西北，绕过咸海。中道(汉北道)葱岭—兰氏城向西北，一条与南道汇合，另一条过德黑兰与南道汇合。南道自葱岭向西，越兴都库什山至阿富汗喀布尔后分两路，一条向西至赫拉特，与经兰氏城而来的中道汇合，再向西穿巴格达、大马士革，抵地中海东岸西顿或贝鲁特，由海路转至罗马；另一条从白沙瓦南下抵南亚。

2.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相互对应、相互补充，是以商贸为媒介的海上交通线路。其形成于汉武帝之时，唐朝为发展时期，宋元以后随着南方开拓和经济重心南移不断扩展延伸，连接线路和通航能力逐步扩张。最后因明朝时期的对外限制政策逐渐衰退。海上丝路的起点因不同历史时期有多处，比较重要的包括泉州、番禺(广州)、明州(宁波)、扬州等多处。其中，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其航线大致可分为三条，主要航道是向西航行的西洋航线，范围以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为起点，覆盖东南亚地区，连接马六甲海峡以外印度洋沿岸各国，经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到达非洲东海岸，甚至远达欧洲；次要航道是东洋航线，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以及16世纪后兴起的横跨太平洋至墨西哥，联通中国至拉美的海上路线。第三条是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腾冲出境，经缅甸到印度洋沿岸国家。中国的丝绸、陶瓷由海上通道销往各国，西方的香料也由其运入中国。

(二) 重启“一带一路”

新时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亟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新提起，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并被赋予了更高的功能作用，联通传承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凸显。

1. 国家层面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表示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习近平与普京的会晤中再次提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并达成战略发展共识；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依托陆桥通道上的城市群和节点城市，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动形成与中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区域大合作”，至此“一带一路”整体框架形成。2014年5月，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各国协力推动的热点话题；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期间提出上海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2014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发起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设立丝路基金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初期规模可能在100亿美元以上，以后逐渐增资到500亿美元，并且可视投资效果和投资需求再增资。2015年3月，国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和合作思路。2017年5月，我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论坛进一步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共商合作发展大计，形成了务实推进“一带一路”的新成果、新机制、新平台。

2. 地方层面

2013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省份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西部9省、自治区、直辖市；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等东部5省。之后，各省份纷纷要求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并启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和具体战略和项目的布局，如甘肃提出建设丝绸之路黄金带的构想；陕西提出建设丝绸之路新起点的构想，开通国际货运列车通往中亚和欧洲国家，申请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由贸易区；广东、广西和海南将“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列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云南、新疆等设立专门课题小组研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方案设计等。每次规划编制讨论后，涉及省份不断扩容。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明确各省份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3. 沿线国家层面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总额的55%左右，拥有世界总人口的大约70%和世界已探明能源资源的75%左右，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相关丝路基金的投入和投资银行建设，为各国完善道路、油气、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拓展了能源运输路线，促进了区域内市场的丰富和完善，增加了外来投资渠道，加强了区域内各国的合作与联系。

中国政府与蒙古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等国政府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白罗斯、蒙古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马尔代夫、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波黑、黑山、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尼泊尔、塞尔维亚等30个国家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协议^[2]，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和民生投资方面与沿线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与交流。

(三) 重提的背景与意义

“丝绸之路”是两千多年前，亚欧大陆人民探索出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历经了漫长的延续发展，文化商脉传承源远流长。新时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亟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启，即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又是顺应当下国内外形势发展所需。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新时代的主题。近年来，国际社会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已汇成时代潮流^[3]。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谋求合作，实现共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当今时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4]。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进入21世纪以来，在现代科技作用，各种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展开，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互相依赖度越来越高，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逐步建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全球化态势不断深化下，各参与者的地位却会不时地有所变化。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由快速上升通道进入调整期，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可能会有所改变，而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地位将极大提升，全球经济格局必然随之产生相应变化。新型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我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平台中心，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沟通日益加深，“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和经济格局调整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充分利用外资、技术和资源，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www.daowen.com)

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国际投资贸易格局调整成为新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经济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除了短期经济衰退之外，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将面临一个中低速的增长环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入，投资环境面临深刻调整，世界政治格局不稳定性加剧，导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仍然严峻。美国加速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端“双管齐下”，推进“两洋贸易战略”。这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等新经济体的影响不可低估。TPP和TTIP将可能架空世贸组织(WTO)，打乱“10+X”为主的亚洲区域合作进程等，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规则制定的方向上分歧会逐渐加大。我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呈现新常态发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GDP为5.75亿美元，超过日本(5.39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这为我国在国际组织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其在国际组织上的权力制衡和话语权的分配尤其重要。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成为新常态的主要标志。从拉动经济“三驾马车”来看，在过去经济发展中我国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目前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都有所回落。在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中，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这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打造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和资源，形成开放的新常态。

我国区域横向布局，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主要采取差异化梯度发展策略，我国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使沿海经济带成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纵向轴带。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多个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但长江经济带以及中国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的整体开发没有得到很好启动。2013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发改委呈报件上批示：“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至此，我国重启长江经济带规划，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9月7日与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2015年3月国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使我国区域由纵向布局转向横向布局，加快我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也是我国西部地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成效与问题

(一)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成效

一是基础设施联通稳步推进。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基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以及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同时，我国在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装备以及工程建设等方面优势突出，基础设施成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最多的项目。目前，我国和相关国家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5]。同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发展也大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GDP增速为4.6%，超过了发展中经济体3.6%的平均增速。从发展态势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市场潜力巨大。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金额较2015年上升2.1%，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2015年上涨了47%。在基础设施项目内部来看，铁路项目居多。据不完全统计，铁路设施项目达到16项，占基础设施项目总数的19.05%。

二是贸易往来保持紧密。“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大大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仅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农产品到达中国市场的通关时间就缩短了90%。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总体呈现不断上升态势，2016年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为9 535.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东南亚、西亚北非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合作的主要区域，2016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贸易额为4 554.4亿美元，占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47.8%；其次为西亚北非地区，贸易额为2 152.0亿美元，占比22.6%。中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第一进口市场。其中：越南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比重最高，达到34.7%；其次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同时中国也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市场，其中：在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中，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一出口目的国，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出口目的国，是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菲律宾的第三出口目的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6个国家对中国出口额比重均超过10%。

三是资金瓶颈逐步突破。资金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近年来，我国逐步扩大对外援助支持力度，安排实施了一批公路、铁路、光缆、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有力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同时，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通过设立境外股权投资基金、境外人民币专项贷款、多双边产能合作专项贷款等方式，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我国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国内外各类投资主体积极性，切实推进金融创新，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构建多边多元的融资机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6]。

四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离不开“民心相通”的支撑和保障，需要实施好“增进民心相通”这项基础性工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鼓励国际文教交流。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纷呈，人们往来频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二)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投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是与沿线地区的区域战略还需沟通协调。“一带一路”涉及的沿线国家和地区范围较广，已经存在和正在推进的各类区域发展战略与合作倡议众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如何协调其与这些区域合作机制间的关系问题亟待解决。如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计划、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印度的“季风计划”、欧盟推进的“容克计划”、地中海联盟共同体、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等。由于这些合作机制各自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在协调对接中面临不同的问题与挑战，还需探索之间对接的契合点，消除障碍，形成良好的沟通协调体制机制。

二是推进中仍存在各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除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薄弱，工业化程度不高，部分国家主权信用状况不佳，政治状况不稳，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面临诸多风险。在经济发展方面，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严重，个别国家存在长期且经常的主权违约记录。在政治形势方面，部分地区局势紧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盘踞，民主政治转型、领导人交接、民族冲突等都对投资合作构成严重威胁。在文化社会方面，沿线国家地区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共存，社会文化差异，造成对外来投资合作的态度不同，形成合作发展的安全隐患。在自然环境方面，部分“一带一路”区域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灾害风险系数较高，对部分项目提出更高的工程要求。同时初期产业与重大工程合作项目多为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等产业，存在一定的环境保护风险。

三是经济合作规模与效益不匹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合作规模较大，但相对效益不高，投资回报率有待提升。现阶段我国“一带一路”有关投资合作项目中，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项目占比较高，特别是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投入资金大、建设周期长、成本回收慢，从长远看，对提升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管理难度较大，投资回报率不高。在合作初期，侧重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工业建设等高耗能和高成本项目，有利于输出过剩产能拉动沿线国家发展，但面对长期的发展与合作，还需要聚焦科技、服务等高端产业。

四是服务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还不健全。长期以来，我国对海外投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已有的政策执行效果较差，促进跨国投资合作的政策整合不足，特别是涉及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一直处于“放”与“管”的摸索之中，仍旧不清晰、不健全。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出台了一定的支持政策，实行效果还有待加强。在服务体系方面，“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和重大工程投资相关的信息服务网络、统计监测系统等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不利于政府对产能合作进行总体部署和调整，难以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在体制机制方面，我国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行政审批体制复杂，缺乏效率和透明度，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经过近年来的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备案管理体制，清理取消束缚对外投资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和收费，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机制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7]。

三、“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协同发展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新要求。

要发挥“一带一路”区域协调作用，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横向发展格局的重要体现，贯穿我国东部、中部、西部，有利于解决我国东中西地区战略平衡问题。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8]。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贯穿了我国东、中、西，连接了我国南、中、北，势必促进我国东中西协调发展。以更加开放的格局促进西部大开发，实现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推进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解决东中西部战略平衡问题。

要发挥“一带一路”外交协调能力，建立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构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新机制新平台，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等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以新战略促进我国与其他大国和主要国际力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化解美日再平衡战略，推进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实施，拓展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领域，形成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和国际安全环境。

要发挥“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优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坚持更加广泛的开放，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促进中国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进一步推进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扩大内需和整个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统筹沿海和沿边东西向开放。

要发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沟通亚欧非大陆，东端是经济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端是经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大量国家经济发展潜力还未发挥，沿线各国经济互补性较强，资源丰富，相互的合作潜力与空间巨大。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进一步促进投资和贸易流动，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更好地支撑全球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