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都是国家积极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2014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上海工作时明确要求,上海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2015年3月和2016年3月，国家先后出台《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和《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和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阶段，发挥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作用，促进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创新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动力。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也必须根植于长三角、长江流域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制造的引领与辐射。上海能否同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中心城市开展有效的创新协同，也是对上海塑造科技创新影响力的关键考验。

一、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基本态势

(一)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科技创新协同特征

上海科技协同创新引领作用明显。自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与长三角的科技协同创新就已经开始。20世纪80年代前，上海的辐射范围主要限于周边的苏州、无锡、嘉兴、湖州等少数地区，科技协同创新是比较零散的，“星期天工程师”就是当时科技协同创新的表现形式之一。80年代之后，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浙江民营企业的壮大，都离不开上海技术人员的支持。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协同创新系统也自那时初现雏形。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决定开放浦东，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上海的开发开放带来了外资、外企和先进技术，进而引导了上海乃至长三角区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上海科技创新资源的持续优化也不断引领着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科技创新协同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展。例如，2004年，上海启动了“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项目建设，逐步将实践成熟的平台外沿推广至整个长三角区域，通过采取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和接口，整合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科技条件网和浙江省公共科技条件平台的建设成果，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享公共服务平台^[14]。2008年以来，高科技开发区共建也进入跨省区发展的新阶段，上海高科技开发区对外的共建项目有序推进。在外高桥保税区与江苏启东合建产业园之后，上海张江海门高科技园也已启动；又有杨浦区在江苏大丰、海安建杨浦工业园；漕河泾开发区在闵行区建立了8.3平方公里的浦江高科技园区，在松江新桥共建占地168亩(约0.11平方公里)的漕河泾新经济联合园区，还在浙江海宁市划定了一块10平方公里的“飞地”；上海长宁集团与浙江湖州共建多媒体产业园；长宁临空经济园在江苏盐城建工业园；上海通用汽车在安徽广德建研发中心；上海华谊集团在安徽皖江建化工基地^[15]；上海嘉定工业区与建湖县共建上海嘉定工业区建湖科技工业园等。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了“产业集聚+产业分工+产业链细分+区域分工”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

长三角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格局。一是形成以重大关键技术项目为核心的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目前，长三角区域集中力量进行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的项目。仅2004—2008年就累计安排项目20多项、经费7 000多万元，项目涉及太阳能光伏、集成电路、创新药物、农业新品种、海洋生态、科技强警等多个领域，每年经费额度从1 000万元提高到3 000万元。近年来项目和经费投入上还在持续增加。另外，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及相应的技术公共服务、技术成果交易、创新创业融资服务和社会化人才服务等区域性平台建设逐步开始形成，形成了对重大关键技术的支撑。二是共享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2004年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和科技项目联合攻关计划。2006—2007年，长三角两省一市充分利用已有的区域创新体系协调机制，共同搭建了“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科技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共享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信息数据、大型仪器、农业种质资源、新药创制、集成电路设计等创新服务平台。2008年，长三角两省一市联合组织了“国家长三角纺织产业创新支撑平台”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支撑平台”建设。目前，区域性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已成为推进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的有效载体。目前“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已与国家主网实现对接，已集聚区域内884家单位的9 206台(套)科学仪器加盟，比2008年增长了46.6%；跨区域的仪器设施服务量超过2.3万次，比2008年增长56.5%，其中，服务民生工程5 117项、服务省部级科技计划3 855项、服务国家重大工程894项^[16]。

表5-1　长三角区域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名称类型主要活动建设单位长三角地区科协合作交流、联动发展联盟工作平台长三角地区电子科普画廊合作研讨会;首届长三角青年人才创新成果展示交流会两省一市科协、16个城市科协长三角科技论坛高层次、综合性、大规模学术交流平台2004年开始,共有41个分论坛,6000余人次参加,交流论文3000篇两省一市科协长三角地区专利交易合作网实体网络平台两省一市知识产权部门华东片知识产权工作座谈会工作交流平台华东地区知识产权部门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基础条件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共用两省一市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综合服务平台访问量达173.76万余人次,日均访问量3434人次,累计对外服务量20.69万人次,累计注册用户51539人上海市江苏省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心文献信息平台已建成了1042万条联合目录数据库,查询网站接受访问50余万次,全文下载261万篇江苏省科技情报所、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等10家单位知识产权服务网络专业平台上海、杭州、南京、嘉兴、湖州、南通等城市知识产权部门

资料来源：基于长三角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网页整理。

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紧密度较弱。相对而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科技协同创新的能级和水平还主要处于要素合作阶段，突出的表现就是竞争大于合作。目前，两大城市群规划中的重点主要聚焦在产业、交通基础设施等要素合作的层面，科技创新协同的格局较为零散。2015年，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所编制的国内首个“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发展指数报告”指出，虽然中西部武汉、成都和长沙的表现比较突出，但尚未形成集群效应。由此看来，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中，科技创新要素集聚、创新驱动政策密集、科技投入较大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在转型中的带头作用明显，而上游、中游大部分城市以及长三角部分边缘城市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上还需要加强。

以主要城市科技园区为纽带的科技协同创新逐步展开。长江流域科技创新水平的不平衡性也导致科技协同创新无法真正从整体层面充分展开。近年来，围绕科技创新的协作也在点上不断推进，突出的表现就是以产业园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不断推进。

2015年，在上海举行的汇聚全国48个城市、59个开发园区的长江流域园区与产业合作对接会上，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正式成立。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由上海张江高新区、武汉东湖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南京高新区和合肥高新区共同牵头成立，同时，长江经济带大数据发展研究中心正式建立，国内首个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指数和园区投资指数也将发布。在长江流域9省2市中共有61家高新区，占全国的40%以上，加入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的园区有47家^[17]。

区域创新载体建设呈现新格局。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地理位置毗邻，通达性好，创新资源丰富，科技投入和产出逐年提高，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创新协同格局正在形成。目前，在国家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资源集聚区的战略框架体系下，上海、安徽、武汉、四川启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逐步打造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下，长三角地区对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逐步显现，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创新型省份逐步突显，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不断推进。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协同创新以点状合作为主。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合作主要体现为城市间合作、部分产业间合作为主，以及国家级科研机构、国家级实验室、高等院校等双向合作为主，如上海与长三角区域之间的立体化、网络化的全面合作态势尚未形成。如前所述，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的成立，从产业合作的角度看，就是上海张江高新区与武汉东湖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南京高新区和合肥高新区等通过园区合作，为产业和企业之间搭建了合作发展的平台和桥梁。

(二)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合作特征

产业合作呈现圈层性。长江经济带产业合作呈现以三大城市群为主要载体的圈层式合作，并呈梯度差异：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合作紧密，处于制度合作阶段；成渝城市群处于要素合作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尚处于规划协调阶段。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合作由来已久，目前产业合作的层面不断提升，合作质量不断提高，正如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提出的“长三角城市群首先要打造改革新高地，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改革经验，在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合作将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构建有利于产业合作的创新型体制机制。成渝城市群的产业合作仍然处于基础性合作阶段。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流域经济特征明显，因此，沿嘉陵江而上的川东北部地区——南充、广安、广元、达川、巴中等城市是重庆经济向北的传统辐射区；沿长江而上的川南地区——泸州、宜宾直至攀枝花等城市是重庆经济向西南的很重要的辐射区域^[18]。作为特大型中心城市和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城市，重庆经济与四川沿长江而上的城市的经济协作，重点是与攀钢合作，发展重庆的汽车用钢材，形成以汽车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链和科技创新链。另外，重庆与四川共建长江上游川南地区水电产业基地，大大提升川东北、川南沿江一带的经济协作和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重点通过加强产业链布局，强化各地产业分工合作，形成一定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16年3月1日，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四届会商会合作协议(南昌行动)》。针对汽车产业较强的特点，推动建立汽车产业联盟，构建配套协作、体系完整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共同打造并授牌长江中游城市群服务业集聚区，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另外，提出共同争取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共建大型投融资平台^[19]。

共建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链。在软件与服务、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生物医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上海逐步向研发、设计、高端制造转型，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侧重测试和制造。在汽车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等重要支柱产业领域，以上海为主体加强自主知识产权、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研发，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在研发、设计环节加强与上海的对接。在纺织、服装等传统特色产业领域，充分发挥上海的科研、高端制造优势，苏南地区、环杭州湾地区在研发、设计和深度加工方面加强与上海的对接^[20]。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产业技术创新链的合作还主要处于企业相互合作阶段，尚未像长三角一样创新链逐步形成了创新网络。

产业园区合作成为产业合作的突破点。随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以及国家长江经济带规划的相应出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也看到了产业合作的机遇，但由于各地区区位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较大，在产业合作方面遇到较大困难。针对这一问题，长江经济带以产业园区合作为平台，成立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力争打造全区域内的完整创新链和产业链。

长江经济带的中西部地区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能力日趋增强。传统上，上海周边的苏州、无锡、南通、湖州、嘉兴等地是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随着全球科技转移呈现水平转移的总体态势，上海产业转移，特别是科技产业转移也呈现水平转移的格局，突出的表现就是长江经济带的中西部地区承接能力提升非常快。例如，早在十年前，由于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使长三角部分企业向安徽转移。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使其成为上海乃至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首选地。运行几年来，承接多个上海和长三角产业转移项目，与上海形成“块状转移”的对接合作的模式。目前，上海部分产业不断向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纵深方向转移，电子信息等产业已向成都、重庆、贵阳等地转移态势。

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带动了区域大市场。长江经济带规划发布以来，建设区域大市场成为各省市共同关注的焦点。地方政府也纷纷投入资金产业市场机制的建设。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非常显著，带动了社会资金的投入，呈现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自由市场特征。例如，2015年底，湖北省财政出资400亿元，募集1 600亿元，成立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规模达2 000亿元。2016年4月份，湖北省首次对外签署合作备忘录，关注优势产业及战略新兴行业的并购重组。另外，沿江其他省市也纷纷设立产业基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浙江省产业基金总规模200亿元；江苏省产业基金总规模300亿元；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800亿元，等等。

二、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城市区域协同创新问题与瓶颈

上海的优质创新资源尚未充分与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相融合。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具有巨大的科技资源优势和创新能力。在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上海科技创新要素必须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协同创新，在更广阔的范围和空间进行科技资源配置，才能更大限度地释放创新辐射能力，提升自身科技创新水平。

虽然目前上海的技术、研发、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规模、空间布局逐步完善，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以张江地区为核心承载区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正在规划建设，但距离“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随着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不断深入，优质创新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创新优质资源不仅包括技术、人才、资金等科技创新直接相关要素，而且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配套服务软资源。目前，上海周边的苏州、南通、湖州、嘉兴等地区承接了大量的上海产业转移，更远的地区接受上海创新资源辐射的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然而，就辐射强度大的地区而言，由于缺少高校和高职，高科技人才与技术人才比较缺乏，即使获得了优质的科技资源，在资源的运转方面也显得捉襟见肘。

从科技人才的合作与协同方面，上海具有较为完备的人才培育体系，但仍然以吸纳人才为主，没有充分向长江经济带释放人才。长江经济带作为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大量的园区和产业基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但人才的供给还远远不够，特别是长江经济带二三线城市人才供给更加突出。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城市的企业获取人才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企业自己培养。这种一般只适用于实力较强的跨国、跨区域大型企业，通过异地培养、人才派遣和流动满足本企业的人才需求。但由于企业培养人才的成本高，人才周期较长；二是社会招聘。一般到高校、社会、设计院等地方招聘；三是从本地同行业中引进。这种模式比较容易引起本地相关产业内的人才竞争，从无法根本解决人才紧缺问题。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的区域不平衡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如前所述，由于长江经济带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内的各地区之间科技水平的落差也不相同。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无锡之间的经济落差相对较小，其科技创新的诉求相近，合作的空间也比较大。上海与合肥、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地区，特别是它们周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差较大，例如同是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2014年合肥的GDP总量只相当于杭州的56%、南京的58%。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也导致科技创新的诉求层次相差较大，无法形成接近的目标。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产业联动程度低导致区域创新链延伸度不足。上海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以及为高科技产业提供金融、咨询、信息、会展等专业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服务范围和辐射范围仍然主要集中在上海本地。虽然与长三角产业联动较强，但目前阶段仍然以竞争为主，没有达到竞合的良性循环格局，与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是少之又少。例如，浙江温州、台州、义乌等产业比较多元化、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好的地方，需要上海的专业服务，但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不够。上海在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龙头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进而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带动作用也未能充分体现，上海、长三角与武汉、长株潭、成渝城市群等长江经济带中的二三级城市群之间的资源和产业合作无法真正“破冰”。产业联动程度低导致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创新链无法在区域整体范围内充分延伸。

三、促进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带，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负有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要充分发挥上海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创业活跃、产业基础雄厚等优势，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打破行政壁垒，带动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开放创新资源，主动在长江经济带进行区域布局

上海要进一步开放科技创新资源，发挥在科技、资金、人才、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把产业、园区、高校、医疗、科研型医院、科研院所、高职等优质科技资源主动在长江经济带布局，形成以上海为主导的科技创新网络。目前，上海科技教育资源与长江经济带的合作还处于以项目和课题合作为主的短期合作阶段，合作的深度和延续性不够。因此，要以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需求为主导，与上海建立科技战略合作关系，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职等在当地成立分校。特别是考虑市属理工类、应用技术类高校，以及高职等与周边产业比较契合的特点，把应用类科技教育和科技研发资源积极与长江经济带城市进行对接，并根据当地产业特点设置相关专业和研发项目，推进长期合作。通过五年左右的布局与协同发展，形成当地的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由于这种产学研创新体系注入了上海科技创新要素，必然会与上海产学研体系进行对接，进而推动上海科技创新的深度发展。

(二) 推动科技服务，注重科技无形资产的整体输出

长期以来，上海科技创新要素的输出往往是以项目、产品、技术等有形资产和以点为主形式进行。由于缺乏整体性，科技创新要素在当地的培育与发展不甚理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无形资产的输出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科技专业服务是科技创新重要的无形资产。具体来讲，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科技创新能力强，不仅仅体现在科技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具有较强技术服务能力，这种服务能力是与科技创新是一体的。上海具有较强的金融、保险、咨询、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品牌策划、平台服务等专业服务能力，这也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上海要发挥科技专业服务业优势，把无形资产注入有形资源中，形成整体输出科技创新要素的态势。未来上海技术服务业与专业服务业将高度融合发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科技专业服务融入科技产品、科技项目、科技资金、科技人才等有形资源中，向长江经济带辐射。由政府搭台，行业协会承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展开创新服务对接的论坛、研讨会、交易会、交流会等合作活动，争取形成以科技有形资源为先锋，以无形资源为支撑的科技输出体系。(www.daowen.com)

(三) 从点上突破，探索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创新合作模式

长江经济带涉及我国11个省市，各城市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才支撑呈现区域差异，要以点为突破，选择重要节点城市和重点园区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具体：一是深化园区合作模式。借鉴上海与长三角园区合作经验，深化推动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做实科技创新合作。2015年，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上海张江高新区、武汉东湖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南京高新区和合肥高新区等园区合作基础上，推广更多园区进入合作联盟。选择张江、漕河泾等园区中的高新技术企业，重点围绕科技创新合作中的研发和成果转化为核心，鼓励企业在长江经济带合作园区设立分公司，或开展与长江经济带合作园区内企业的合作。探索园区之间就企业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利益分配等合作政策。发挥上海专业服务能力强的优势，提供品牌策划、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等配套服务，当地园区发挥研发产品中试环节优势，逐步形成几个像阿里巴巴、腾讯等知名龙头企业。二是推广创新合作联盟。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建立科技创新技术领域、技术服务领域、专业服务领域三大合作联盟，联盟内部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以上海与长三角已建立较为成熟的创新合作联盟为载体，如科学与仪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长三角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联盟、长三角青年创新创业联盟等，逐渐向长江经济带推广。可选择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如重庆、成都、武汉、昆明、贵阳等逐渐纳入创新联盟，推动上海与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进行网络创新合作。三是鼓励小微企业之间的合作。上海由于商务成本较高，小微企业的成长也受到一定限制，而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的发展环境又存在不足。因此，要发挥上海专业服务优势，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广泛寻找、筛选、锁定有成长性的小微企业，一方面，鼓励上海的社会资金和专业服务介入，共同培育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区域战略合作，形成政府合作搭台，企业、市场、社会力量合作发展的格局。

(四) 创新区域政策，引领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

抓住上海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创新区域政策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一是建立竞争性区域产业政策，避免长江经济形成新一轮产业趋同。目前，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均以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为发展重点，重视科技研发创新。建议建立企业创新成果应用保护期制度，对企业将自主研发成果形成的产品予以一定期限的保护。保护期内其他企业不得进入该领域，有限的保护期限过后则全面放开市场，允许其他企业自由竞争。政府要完善评定办法和执法措施。二是率先在高科技创新产业领域建立税收分享机制。上海在长三角区域内重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发企业多在上海，而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制造环节多在长三角其他城市。研发企业在初创阶段属于保护行列，税收普遍优惠甚至完全免除，等到研发成果需要较大规模产业化时，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成本比较，他们又会倾向于向周边地区转移，这样大大降低了上海支持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因此，为鼓励人才、技术、产业园区等优势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配置，提高长三角总体效益，建议在长三角区域建立高科技创新产业领域税收区域分享机制。

(五) 深化制度创新，完善长江经济带创新合作机制

上海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探索一系列制度改革，可率先在长江经济带进行推广和复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制度创新引领：一是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率先在长江经济带推广和复制。加强上海海关与武汉海关、重庆海关等长江沿线海关联动发展，进一步完善长江流域大通关体制。将上海海关的监管服务制度创新率先在长江经济带推广复制，推进实施“一线放开”，坚决实施“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二是发挥浦东新区以及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先行先试作用，探索在体制机制方面的率先突破和创新，引领长江经济带制度改革创新。长江经济带囊括了国家三分之一的国家新区，有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舟山群岛新区、贵州贵安新区、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等6个。放大浦东新区建设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建设经验，把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作为服务全国的重要载体，将成熟的经验做法向长江流域首先推广^[21]。三是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为长江经济带中其他城市群以及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体制提供有益经验借鉴。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已形成了“三个层次、四个座谈”相对比较成熟的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参照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协调体制与机制实行的会议制度经验，建立轮值制为长江流域各城市群合作协调体制与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并探索长江流域合作联动体制机制。

(六) 利用信息化手段，打造创新服务平台

利用信息化手段，充分发挥上海创新优势，建立与长江经济带互通的创新服务平台。重点打造四大平台：一是建立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包括专业数据库网络、科学技术创新网络、科研教学机构网络、人才队伍网络、科学数据网络等，加强科技资源共享的平台建设^[22]。以上海与长三角已建立的科技创新、重大科技设施共享平台为载体，与长江经济带重点城市进行统一数据交换标准和借口对接，建立重大关键产业技术，重大设施共享，推广上海信息数据、大型仪器、农业种植资源、新药创制、集成电路设计等创新服务平台。二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由上海市科委和长三角合作交流办牵头，组织长江经济带成员城市，建立综合性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就科技创新项目、共性技术开发项目、科技基金扶持项目等定期公开公示科技创新相关信息，形成信息共享、合作交流、互动发展的格局。三是建立技术互动平台。重点发展行业协会的作用，组织相关行业形成若干个企业联盟，形成行业趋势信息、产品开发、技术专利、知识产权、品牌创新、产品交易等专业性服务平台。四是构建跨区域专业合作平台。可通过扶持创立区域行业协会、建立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实施跨区域发展促进基金等手段，推动企业、中介组织、非政府性区域合作组织以及承担社会服务的相关机构参与到上海长江流域的工程中，促进不同区域间人员、商品、资本、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融合，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推动长江经济带共同发展和繁荣。

【注释】

[1]王振.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2011—2015)[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6.

[2]王战,郁鸿胜,李娜等.长江经济带与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研究[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5—6.

[3]和燕杰.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文献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12(4)：124—131.

[4]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成会议主题[J].大陆桥视野，2014(12)：20.

[5]新华社.习近平：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07/c_1117704361.htm.

[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Z].2014-9.

[7]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Z].2016-3.

[8]“上海参与建设长江流域经济新支撑带的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组.“π”型战略格局中,上海该怎么做[N].解放日报，2014-12-25(10).

[9]焦竑.成渝城市群：高层协调需到位[J].中华建设，2013(8)：28—29.

[10]徐光华.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协同机制研究[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4(2)：15—20.

[11]上海社会科学院长江经济带课题组.长江经济带如何服务“一带一路”战略[N].东方早报，2015-04-21.

[12]刘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一体化的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42.

[13]郁鸿胜.建立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合作机制[J].求是，2011(5)：57—58.

[14]胡佳,郝小龙.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方合作机制探析[J].商业时代，2009(7)：101—102.

[15]关于上海在其周边地区频建“异地工业园”的思考[EB/OL]. http：//www.zjjxhzb.gov.cn/News_View.asp？AID=1199.

[16]张仁开.“十二五”时期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考[J].科学发展，2012(9)：50—59.

[17]9省2市共建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EB/OL]. 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5/1019/c1057-27711630.html.

[18]宋正凯.基于技术经济评价视角的川渝地区产业同构问题分析[J].山东纺织经济，2012(2)：16—18.

[19]周慧.长江中游四省会再抱团　推进城市群全产业链布局[N].21世纪经济报道，2016-03-02.

[20]国家发展改革委.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Z].2010.

[21]王战.上海如何参与长江流域经济支撑带建设[N].东方早报，2015-4-21.

[22]李娜,屠启宇等.发挥科技创新龙头作用引领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几点建议[J].华东科技，2017(3)：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