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经济发达、创新资源集聚，有条件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其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科技创新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城市群创新资源集聚。长三角城市群拥有大量国家重点实验室、部委开放实验室、升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等，尤其在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重大装备及智能制造、能源与环境、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创新研发，结合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开创世界创新的新领域，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源。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26城市拥有普通高等学校数量达到367所，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413万人，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4.13%和15.32%。长三角城市群26城市中有8个城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53人)，其中南京市、杭州市和上海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分别达到1 001人、523人和213人。同时，长三角地区创新人才形成集聚优势，2016年，上海市科技活动人员数达到49.88万人，长三角核心区中江苏等8个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到64.85万人。这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加。长三角城市群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2016年，长三角区域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例分别为3.82%、2.66%、2.43%和1.97%，其中沪苏浙三省市R&D投入强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1%)。从城市层面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内许多城市R&D投资强度较大，其中，上海、杭州的R&D投入强度超过了3%，无锡、苏州、南通、镇江等城市R&D投入强度超过了2.5%。同时，长三角也是全国发明专利产生的重要区域。2016年，苏州、无锡、南京、镇江是每万人国内授权发明专利数超过了10件，其中苏州每万人国内授权发明专利数达到19.56件。

企业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内资企业是研发活动的主力军。2016年上海市R&D经费内部支出490.08亿元，其中企业资金达到455.16亿元，占R&D总投入的93%。企业创新活动不断增多，2016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有科技活动企业占比均超过50%。其中，江苏省科技活动企业显著增加，与2010年相比，科技活动企业占比增加了44%。从企业科技类型来看，内资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呈增加态势。以上海为例，2016年上海内资科技机构数为414个，机构经费支出为139.01亿元，分别占比为63%和42%。与2014年相比，上海内资企业R&D投入占比增长了9.86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日前，上海正积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特别在重大基础科学研究、大飞机等国家重大项目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同时，长三角城市群科技成果不断增多，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发明专利授权量94 085件，占长三角两省一市的83.06%，占全国的31.14%。长三角城市群内的无锡、杭州每万人国内授权发明专利数超过9件/万人，分别为11.48件/万人和9.41件/万人。同时，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国内授权发明专利数也较高，均超过了8件/万人。根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南方日报》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指数》，苏州、无锡、宁波等城市创新能力排名均在前列，分别是第二、第九和第十。

(二) 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初见成效

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一方面，长三角核心区三次产业结构进入“三二一”。长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第三产业在工业经济下行中实现加快发展，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超过50%，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3.5∶43.5∶53.0，产业结构进入“三二一”时代。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53.0%，比2014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第三产业占比均在43%以上，上海、南京、杭州占比均超过50%，最高的上海已经达到70.5%。苏州(51.5%)、常州(50.9%)、台州(50.0%)、无锡(51.3%)占比也超过了49%。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常州、舟山、台州等7个城市均呈现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比例超过四成。另一方面，长三角核心区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明显。从制造业内部来看，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在制造业内部结构占比中不断提高。2016年，上海、舟山、台州、杭州、扬州、苏州等6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50%。从服务业内部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长三角核心区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率先在全国进入30%—40%，其中上海、杭州、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分别达到59.53%、50.91%和47.15%，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升级不断推进。一是在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加快。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3.5∶42.9∶53.6，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升，较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从规上工业来看，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扭转了近年来增速下滑的趋势，增长7.9%，较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1.9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7万亿元，达到7.89万亿元，增速均值达到10.2%，比上年提升2.8个百分点。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0.5%，高于同期生产总值占比0.7个百分点^[21]。二是聚焦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成为引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如上海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实施意见》，明确以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九个重点领域。江苏省提出建设“三个高地”，即产业高地、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有6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50%，有10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40%。三是长三角城市群产业质量效益提升明显。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接近15万亿元，达到14.72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19万亿元，26个城市增速均值为8.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达到8.62万亿元，增长8.6%。与此同时，长三角城市群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明显好于全国平均水平，26个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均值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 827元和8 478元，是全国城市群中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

(三) 区域协同创新不断提高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核心区内各城市之间创新合作不断加强。具体：

产业技术合作不断推进。早在2009年，苏浙沪两省一市签署《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书》，推进长三角区域内知识产权保护。在产业技术创新上，长三角核心区不断对接共建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链。在软件与服务、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生物医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上海逐步向研发、设计、高端制造转型，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侧重测试和制造。在汽车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等重要支柱产业领域，以上海为主体加强自主知识产权、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研发，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在研发、设计环节加强与上海的对接。在纺织、服装等传统特色产业领域，发挥上海的科研、高端制造优势，苏南地区、环杭州湾地区在研发、设计和深度加工方面加强与上海的对接^[22]。

建立区域共享科技公共服务平台。2004年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和区域规划科技项目联合攻关计划。2006—2007年，长三角两省一市充分利用已有的区域创新体系协调机制，共同搭建了“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科技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共享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信息数据、大型仪器、农业种质资源、新药创制、集成电路设计等创新服务平台。2008年，长三角两省一市联合组织了“国家长三角纺织产业创新支撑平台”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支撑平台”建设。区域性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已成为推进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的有效载体^[23]。目前“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已与国家主网实现对接，已集聚区域内884家单位的9 206台(套)科学仪器加盟，比2008年增长了46.6%；跨区域的仪器设施服务量超过2.3万次，比2008年增长56.5%，其中，服务民生工程5 117项、服务省部级科技计划3 855项、服务国家重大工程894项^[24]。

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不断完善。2005年，长三角两省一市科技部门在国家科技部的指导下，共同编制了《长三角区域“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该项规划成为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长三角协调机制平台，上海和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协同创新合作不断深化，科技专题组的合作也日益紧密。2007年，两省一市科技部门委托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制定了《长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08—2010年)》，共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跨越行动”“传统产业提升行动”“民生保障科技行动”“资源环境技术攻关行动”“科技资源共享行动”五大科技行动，启动14个优先主题，提出将长三角区域基本建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区、科技资源共享区、生态和谐宜居区、科技产业创造区。2009年，苏浙沪两省一市签署《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书》。目前，针对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热点问题，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年度专题研究或专项推进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跟进。在科技人才互动方面，长三角各城市早在2003年就共同签署了《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经过十多年的运作，长三角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异地人才流动、人事争议仲裁、专业技术资格互认等政策方面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培训教育师资库建设不断完善，共同开展了技术评审、公务员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等项目合作。

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 传统增长路径依赖严重

长三角作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特别是纺织、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经过长足发展，生产技术较为成熟，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同时，这也使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传统技术被竞相模仿和使用，使许多企业不愿意去技术创新，传统路径依赖明显。从需求侧角度来看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变化，投资仍是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实现出口总额7 572.21亿美元，下降2.6%，出口拉动对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全年固定资产投资8.62万亿元，增长9.1%，拉动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万亿元，增长9.9%，拉动经济增长5.27个百分点。可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仍然起主要作用。从供给侧角度，技术创新是长三角创新转型短板。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核心区在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模式创新都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以“温州模式”为特征的制度创新，促进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特征的政策创新，确立了上海经济的优势；从“苏南模式”到外向型经济模式，保证了江苏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但技术创新不足成为长三角城市群转型升级的短板。长三角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足，多数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依赖国外。在通信、半导体、生物等高技术行业，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达到60%—90%。究其原因：一是大多数民营企业追求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缺少技术创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快速上升期阶段，民营企业获取利润的途径中，技术性创新还未得到重视。二是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开放水平最高的地区，依靠外资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模式，带来了先进技术，却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本土的技术创新与外资带来技术关联度不高。三是国有企业对于赶超型创新项目有优势，但技术创新受到内在激励不足束缚。尤其上海国企一半是央企，存在央企与地方创新之间对接不畅等问题。

(二) 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驱动不强(www.daowen.com)

图4-1　中国大陆上榜《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企业500强》所在省市分布(2012—2013年)

长三角核心地区创新链和产业链尚未实现有效衔接，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驱动作用不强。具体表现：一是缺乏具有行业领先的科技型企业。硅谷每3—5年就会新产生一家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企业，谷歌、惠普、苹果、思科、英特尔、甲骨文等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英特尔主宰全球芯片市场，所占份额超过80%；思科是全球路由器与交换器市场的领军企业，所占份额超过65%。目前中关村有联想、百度、京东方等在业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企业^[25]。但长三角城市群直到目前还尚未出现在国际上具有强烈知名影响力的本土高技术企业。从图4-1德勤公司发布的《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企业500强》名单中可以看出，长三角仅有11家企业上榜，不仅低于北京，还低于广东、四川和辽宁省。2017年德勤公司发布的《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企业500强》中的前10名企业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武汉、广州、青岛、北京、台湾等地，长三角企业没有进入前10名。二是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低。企业的转型升级不仅依托企业自身的研发创新，还依靠企业外部科研机构的创新支持。长三角城市群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投入远大于专利转化的合同金额，凸显外部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巨大差异^[26]。三是企业和产业创新衔接不够紧密，模式单一。目前，长三角企业和产业协同创新主要集中在中小微企业进行研发孵化，大型企业通过风投、并购等模式进行收购，这使大企业创新成本降低的同时，也使大企业缺少了产业创新的主动性。特别在跨区域企业和产业创新的衔接方面更加分散。

(三) 商务成本过高上升过快抑制创新要素集聚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也是全国商务成本较高地区。商务成本具体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根据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显示，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职工工资协商能力提升，未来6年全国的年收入平均增速将维持在12%左右。报告预计，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在2019年分别达到越南劳动力成本的177%及印度的218%。另一部分，就是房价间接成本，长三角城市群房价居高不下，这进一步提升了商务成本。在全球经济后危机时代，外资对我国投资已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来自汤森路透的调查显示，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越南的总金额，达到历史新高的1 280亿美元，超越我国同期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 195.6亿美元。从201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国商务成本城市排名来看，南京、上海、杭州、合肥、宁波等城市商务成本分别列居全国前20名。其中上海在劳动力成本、办公成本和税收成本等居于全国第二位，再加上上海居高不下的房价间接成本，商务成本成为创新要素集聚的主要障碍之一。长三角核心地区商务成本较高，不仅要警惕产业转移，也给企业创新带来瓶颈。

表4-1　2015年全国商务成本最高20个城市排名

排名城市劳动成本指数办公成本指数能源成本指数税收成本指数企业险金负担指数1北京11291402天津206510143南京7154611204贵阳525125895深圳322751076乌鲁木齐10171314207上海221132758杭州411671199武汉5172162010合肥94134422011珠海8523913112太原923115454913厦门6228739814大连14870308615南宁252875462016哈尔滨43224658217海口395228184718福州11987604719长春192630557520宁波1839626121

资料来源：2015年福布斯经营成本最高的30个城市[EB/OL].[2015-12-10].福布斯中文网.

(四) 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带动不强

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但对周边城市带动作用不强。主要表现：一是上海科教资源丰富，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科技创新作用不强。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建立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在本科生学分互认、研究生访学互访、联合举办博士生论坛和暑期学校等已经展开了合作。但在产学研联盟，充分利用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进行跨区域合作等方面尚未进行深入合作和推进。受各地区行政区划障碍，优质教育资源和科技成果还不能在区域内无障碍流动。二是上海现代服务业发达，与长三角产业创新链延伸度不足。上海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以及为高科技产业提供金融、咨询、信息、会展等专业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服务范围和辐射范围仍然主要集中在上海本地。虽然上海与长三角产业联动较强，但目前阶段仍然以竞争为主，没有达到竞合的良性循环格局。例如，浙江温州、台州、义乌等产业比较多元化、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好的地方，需要上海的专业服务，但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不够。

(五) 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转型驱动发展需要良好的体制机制作保障，目前还存在条块分离、区域协同等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具体表现：一是条条分割、缺乏整合。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等分属不同政府部门，部门之间仍然缺乏有效的联动协调机制，创新资源存在明显的“条条分割”，难以形成拳头出击。目前，上海市浦东新区已率先实行将原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合并，组建全新的科技与经济委员会，进一步促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但长三角城市群绝大多数城市还是科委与经济和信息委分开，也没有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协调机构来全面负责统筹工作。特别是，市科委抓科技创新，却管不到信息化，对信息化也不够重视；市经信委推动科技创新，更多集中在“四新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上，但对支撑这些建设项目的科技创新研发却不太关心。两个核心部门的“两张皮”问题必须予以解决。二是管制较多，放活不够。比如时常用管理党政机构的办法管理大学和科研院所，在科研经费管理、人事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过于僵硬，不利于激发人才的创新创业积极性。又如对服务创新创业的科技金融、专业服务等，对外开放不够、政策专业性不够、市场机制培育不够。三是审批繁琐，管理薄弱。在审批立项阶段，仍有一整套看似规范严密的程序规定，但实际很容易引起部门扯皮、边界模糊的事情。反过来在日常监管和最终绩效评估中，却程序简单、内容简单，导致普遍的重申报轻结果现象。四是项目导向，供需脱节。政府过度主导科技创新，较多采取项目资助、财税优惠、政府补贴等方式，容易导致为科技而科技的弊端，也容易导致一些企业和机构采取谋取政府资助为生存之道的不良行为。

三、新时代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新态势

长期以来，长三角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也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但行政区划和体制机制约束日益显现，面临着十字路口的重要抉择。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长三角区域无论从横、纵比较，还是从内、外要素变化，都迫切要求以创新引领，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向高质量发展。

从区域发展历程来看，长三角区域合作由以行政区合作为主转向以经济区合作。长三角区域合作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从长三角核心区15个城市起步到两省一市、三省一市以及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以行政区为特征的一体化取得较多进展。在我国区域发展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对成熟，区域合作范围与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其合作内容由经济合作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领域拓展，由易到难、由浅及深，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正由非均衡发展过渡到均衡发展。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一体化的驱动力明显不足，而一些未能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开始凸显，行政壁垒成为阻碍着长三角一体化重要制约因素。近年，各省市基于行政单元提出多个地方性发展战略，如杭州湾湾区、扬子江城市群、上海都市圈等战略。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迫切需要从全区域视角，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以经济区为导向建立区域协调新机制。

从区域发展横向比较来看，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现了南北增长快，中间无亮点现象，长三角面临巨大发展战略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新时代背景下，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承载的历史使命也发生了变化。在党的十九大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指出“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无论是雄安新区建设还是湾区发展，都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打造新一轮区域协同发展的升级版。雄安区建设将为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新机制；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下的区域协调新机制，具有“1234”特征，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如何构建长三角区域协调新机制，打造区域协调升级版显得尤为迫切。

从区域发展内在要求来看，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三角地区面临着产业同质化竞争、经济转型升级等压力，如何破解可持续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尤为迫切。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商务成本上升，大量产业向我国中西部、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东部地区近70%的纺织服装企业发生过转移或有转移意愿；长三角地区10%—15%的鞋类订单和部分代工企业向东南亚等地转移。面临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发展，长三角区域要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要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才能切实防止长三角产业的空心化。

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来看，长三角地区处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区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肩负着服务于我国“两个一百年”战略的责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是中国统筹对外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是国家新的发展战略布局。而基于独特的区位条件和雄厚的经济条件，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既为其拓展发展空间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要求其进一步发挥带动和引领作用，主动而有效地承担起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腹地发展和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重任。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长三角发展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通过长三角一体化形成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推动长江经济带整体的联动发展，加强区域之间的协调统筹，同时整合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辐射功能，加快产业转移，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合作，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可见，长三角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交汇处，肩负着我国对内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对外参与全球竞争的双重任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打造升级版，否则难以支撑“两带一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