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动力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我国经济水平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其发展历程也体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要素转移发展、投资带动发展、制度合作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四个阶段。

(一) 以要素转移驱动发展阶段(1978—1992年)

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进入恢复发展阶段。长三角重点着眼内向发展，形成以改革为主的内生性增长模式，进入以要素转移为特征的发展阶段。

一是城市发展差异化特征明显。在长三角地区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呈现出发展方式的多样性。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由于以国有制为主，体量较大，财政负担沉重，其对外开放水平始终不高，经济发展较慢，甚至影响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上海体相反，在江浙两省涌现出大规模的乡镇企业和城乡个体私营企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随着政策环境的逐步放松，这些体制外成分迅速成长起来，掀起了长三角地区市场化、工业化的浪潮。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以改革为主。20世纪80年代左右，长三角地区四分之三以上的GDP是通过国内市场(包括本地市场)实现的，国内市场对长三角地区的市场化发展起着首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1]。相对于珠三角等地区，长三角开放程度较低，经济更多倚重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随着长三角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江浙部分城市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突破。长三角地区产生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由政府主导其发展,农村既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又完全能够以自身的能动发展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并通过向城镇渗透、展延,为城市发展提供资源、市场、劳动力,以实现城乡互补、互助,直到城乡一体化^[2]。“温州模式”即指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3]。温州模式中的家庭、联户企业，是在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等在内的区域性民间市场体系中孕育成长的，要素市场的形成为乡镇企业乃至整个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运行提供了可能。

三是农村生产要素向工业转移加快。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起步阶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离土不离乡”等政策为长三角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乡镇土地通过“无偿”或低价的形式成为工业建设用地，推动了低价工业化。农村“廉价”的土地和剩余劳动力大大节约了工业化成本，还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快速向工业转移，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4]。

四是中心城市生产要素向周边城市辐射明显。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在地理、文化上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关系紧密，与临近的江苏、浙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历史悠久。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上海的生产力水平具有一定区域优势。通过经济贸易的发展，上海与周边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为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等多方面支持，成为带动浙江、江苏城市群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 以投资带动发展阶段(1992—2000年)

20世纪90年代，在长三角地区出台优惠政策及其良好发展前景的吸引下，外商投资开始向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转移，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是浦东开发开放引领的对外开放大幅提高。20世纪90年代，上海迎来浦东开发开放，长三角进入对外开放新机遇，带动了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快速增长。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5]。上海的开发开放带来了外资、外企和先进技术，引导了长三角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这一阶段长三角经济高速增长，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在上海重新获得发展动力的同时，也为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变化。

二是内向型经济逐渐向外向型转变。长三角地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主要依靠内资为主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产品以销往国内市场为主，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略显滞缓。伴随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开始转向外向型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大幅度提高，良好的外向型经济格局成为拉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苏南的乡镇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一大批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浙江的民营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创新，推动浙江经济继续加速发展^[6]。

三是经济高速发展带动城市差异缩小。20世纪90年代是长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长三角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核心地区。同时由于上海的重新崛起和江浙地区的新发展，长三角地区发展速度方面的内部差异逐渐淡化，城市间发展水平更趋均衡。浦东的开发开放掀起了上海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推动了要素市场的高速发展和企业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使上海经济迅速摆脱长期形成的旧体制约束，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上海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赶超江浙，长三角两省一市经济内部差异逐渐缩小。

(三) 以制度合作发展阶段(2001—2008年)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区发展不再是区域范围内城市单独发展，而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城市群经济实体，在更广阔的开放式空间范围内参与全球竞争^[7]，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发展命运。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重视一体化发展，以制度合作驱动区域经济发展。

一是从要素合作向制度合作转变。21世纪以来，长三角区域合作逐步从生产要素合作向体制与机制深度合作发展。区域内各城市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统一规则下，进一步打破行政隶属分割状态，从更深的层面推动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区域合作在要素层面进一步深化^[8]，重点在交通、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港口、通关、人才、“一卡通”互通等多个具体领域。另一方面区域合作开始向以制度层面为核心转变。体制与机制因素逐步成为阻碍长三角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长三角各级政府通过二省一市省市长会议、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长江三角洲十六个城市经济协调会、各职能部门的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等四个层面的制度合作，制定一系列公共性、协调性的区域政策，努力寻求体制与机制上重大突破，从而发展长三角区域生产力。从制度合作发展趋势看，长三角区域将在大交通制度、大城市群制度、大分工的产业制度、大环境与资源配置制度、大保障市民化制度等五大制度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二是重视无形资源溢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致力于服务经济发展已成为全国各主要城市和一些发达地区的共识。特别在长三角地区，各地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上海的发展不但能够满足有形产品输出，更需要无形资源的对外辐射。作为国内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熟悉国际惯例，掌握大量国际信息，拥有众多跨国公司总部。同时，作为国内改革的先发区，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9]。这些无形资源的带动作用显然要比单纯地提供资金、技术和产品更明显。因此，上海更加注重发挥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包括对外服务、无形资产、品牌输出等，在提升自身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同时，辐射长三角地区，满足周边城市发展需求。

三是重视构建要素配置平台。长期以来，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量的国际资源通过长三角向国内辐射，成为资源要素分配的枢纽。新时期，在国际资源技术从梯度转移向水平转移的大背景下，长三角进一步立足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从单纯的要素空间配置向构建要素配置平台转变，与长三角区域以及国内其他地区形成有层次的分工体系，以发挥自己的龙头作用，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提升区域国际综合竞争力。从长三角区域综合服务平台的规划建设看，在综合服务平台、市场体系平台、专业性平台、制度平台等四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

四是区域产业协同度不断提升。长三角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区域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并不明显，产业同构化问题严重。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90年代初期并不重视与上海协作的江浙两省开始调整了自己的经济发展策略，相继主动和上海接轨，积极参与到长三角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市场体系、基础设施和城市布局之间的分工合作趋势日益明显，长三角经济融合前所未有地展开。上海开始放弃与江浙两地对低端制造业的争夺，改而向高端生产、服务业融合领域进军，并为长三角世界级制造基地提供服务支撑；其他城市逐渐开始充分考虑自身在长三角区域中的位置、本身的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进行城市功能的定位，在承接上海制造业的转移和支持上海服务业的发展两方面与之接轨。长期以来困扰长三角的同构竞争问题开始改变。

(四) 以创新转型驱动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长三角所处经济发展形势也产生一定变化。与全国一样，长三角正在面临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即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10]。经济发展更倚重创新型经济，突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推动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长三角经济发展核心转变为创新引领的经济转型升级，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一是聚焦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成为引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如上海2009年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实施意见》，明确以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九个重点领域。江苏省提出建设“三个高地”，即产业高地、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实现“三个提升”，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1]。

二是重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在发展路径上，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2.5产业的发展成为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寻求再突破的关键点。江苏省坚持“三个围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围绕制造业升级，加快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围绕消费结构升级，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围绕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上海经过多年持续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在金融保险、商贸流通、通信服务、房地产、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推进“两个转变”，即经济形态向服务经济转变，发展模式要向创新驱动转变^[12]。

三是建立了科技专项合作与统筹协调相结合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长三角经过十几年的科技专项合作持续推进和日益成熟，需要更战略性、更全局性、更前瞻性的区域科技创新统筹布局。于是，长三角从科技专项合作逐步向统筹协调的技术创新体系转化。2009年，苏浙沪两省一市签署《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书》。目前，长三角区域除了集中力量进行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的项目外，科技创新、技术服务、创业融资和人才服务等区域性平台建设逐步开始形成，逐步成为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力量。2015年，江苏省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企业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五项指标继续位列全国第一的位置；浙江省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列全国第五和第四位，增速均保持全国第二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列全国第五位；上海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二。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发明专利拥有量均居全国前十名，其中，上海(41.5件)、江苏(22.5件)、浙江(19.7件)、安徽(7.7件)分别居于全国第二、三、四和九名。

四是重视高科技开发区共建。伴随着技术转移从梯度转移向平行转移的模式转变，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从单纯的单个领域、单个产业、单个企业逐步向跨领域、跨行业、跨产业链的方向发展，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技术转移，带来区域产业结构从单个城市结构优化为主向区域整体优化为主转变。长三角高技术开发区进入跨省区发展的新阶段，逐步形成了“产业集聚+产业分工+产业链细分+区域分工”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在外高桥保税区与江苏启东合建产业园之后，上海张江海门高科技园也已启动；又有杨浦区在江苏大丰、海安建杨浦工业园；漕河泾开发区在闵行区建立了8.3平方公里的浦江高科技园区、在松江新桥共建占地168亩(约0.11平方公里)的漕河泾新经济联合园区、还在浙江海宁市划定了一块10平方公里的“飞地”；上海长宁集团与浙江湖州共建多媒体产业园；长宁临空经济园在江苏盐城建工业园；上海通用汽车在安徽广德建研发中心；上海华谊集团在安徽皖江建化工基地^[13]；上海嘉定工业区与建湖县共建上海嘉定工业区建湖科技工业园等。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了“产业集聚+产业分工+产业链细分+区域分工”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

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经验总结(www.daowen.com)

近十年来，长三角城市群率先探索创新转型发展，以改革和开放为切入点，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加强区域创新协同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经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坚持市场驱动创新，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创新驱动发展更多依靠企业为主体，强化市场驱动，让企业家来制造创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市场驱动型创新是指以企业为主体，基于市场需求或者市场竞争进行创新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竞争，创新产品与服务，获得相对竞争优势。长三角城市群市场发达，企业创新活跃，特别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在市场驱动创新方面在全国具有典型代表，具体又可以分为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不同形式。

模式创新。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促进了“互联网+”的模式创新，即以信息的传播、运用与分享为特征的互联网思维改变企业运营方式。例如，杭州民营经济发达，经营模式灵活，市场反应快，其创新主体多以新业态、新经济为主，尤其以互联网、信息经济见长，如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2016年杭州市信息经济实现增加值3 216亿元，增长21.8%，占GDP的25.6%，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1 316亿元，增长36.6%，连续七年增速保持在30%以上。其中信息经济、互联网基本属于改造或颠覆原有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产业，无形中造就了杭州的模式创新之路。例如，阿里巴巴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推出的淘宝、余额宝等为企业带来的新的利润增长点；汉庭、如家的“互联网+”酒店模式，创造了经济型连锁酒店盈利模式，开辟了新的市场。

技术创新，指的是用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通过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提高质量、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的经济技术活动。此轮技术创新重在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到来，掌握技术创新的基本规律，加强新兴前沿交叉科技领域的部署和攻关，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立形成技术性先发优势。

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德国、英国等均在调整创新战略，不断优化创新政策环境，加大技术创新，预示着依靠创新繁荣实体经济的深度调整期已到来。我国也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以体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主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此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已率先加快技术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例如在上海，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中电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公司，“智能电网”专项工程实施项目——“高温超导电缆产业化项目”，发那科机器人技术中心，马瑞斯3D打印等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智能装备产业陆续落户。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实施负面清单，淘汰落后、减少低端、提升中端、引进高端，着力发展智能机器人、3D打印产业等新兴产业。上海积极承担大型客机、数控机床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了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等一批核心技术，努力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浙江省依靠科技创新激发经济活力，提出了“四换”，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江苏省通过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制约，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14]。但总体来说，长三角技术创新还有较大潜力，目前企业仍更多注重投资模式创新而非硬技术的创新。

管理创新，是指以提升管理科学化与艺术化水平为导向，推动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转变，实现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运营管理、职能管理的全方位创新，持续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长三角城市群企业通过管理创新，激发企业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宝钢集团在管理创新上进行了颇多有益探讨。在经济新常态下，钢铁产业进入长期的微利时代。宝钢加快创新驱动，制定了“从钢铁到材料、从制造到服务、从中国到全球”三大转型战略推动企业转型。宝钢钢铁主业立足于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钢铁精品同时，在信息化方面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实现了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并且在国内较早开展云计算、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的应用研究，掌握了相关核心技术，目前已经建成上海市最大的IDC中心——“宝之云”。在具体实践中，2015年2月宝钢成立了欧冶云商，并迅速形成欧冶电商、欧冶物流和欧冶金融等业务平台。欧冶云商是重构全流程业务每一个环节，通过不同功能设计，打通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信用流、技术流，融合形成整体竞争力，促进钢铁生产企业、钢铁贸易公司、物流加工服务商、钢材用户等多方主体共生共赢。宝钢创新管理模式，构建“互联网+钢铁”服务型的生态体系，以物流、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作为基础设施，然后以产业链金融作为核心服务，以钢铁技术服务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以大数据运用为远景价值目标，从创新管理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15]。

(二)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创造良好创新环境

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力量，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政策引导等多种形式激励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创新政策、措施，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增加研发创新投入。一是政府加大科学技术研发投入。长三角城市群各政府重视科学技术，研发投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以上海为例，2016年政府R&D经费投入373.01亿元，是2010年的2.47倍。2016年苏州市政府R&D经费投入3.80亿元，是2010年的2.56倍。2016年苏州市推出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3+1政策文件，指出苏州市财政每年将投入100亿元支持创新，并保持相应增长。二是引导企业和各部门加大研发投入。例如，上海经济所有制结构中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央企、地方国企、外资企业、民企比重为1∶1∶1∶1，其中央企和地方国企占所有制比重达到50%。为此，上海加大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自2010年上海要求在每年的国资收益中安排不低于30%的资金支持企业创新。杭州以高新区为载体加大研发投入，2016年，杭州高新区(滨江)每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平均达到13%—15%，为全国所有高新区最高。通过政府资金引导，撬动社会多元资金投入创新研发。通过设立产业基金，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浙江省产业基金总规模200亿元；江苏省产业基金总规模300亿元。

制度创新激发企业活力。长三角城市群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探索一系列制度改革，激发企业活力，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上海抓住自贸区制度创新，推行负面清单、行政审批等制度改革，促进了创新驱动发展。上海自贸区以企业为主体，转变政府职能，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四大领域推出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例如，上海加快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取消孵化器认定审批事项，允许孵化器使用“众创空间”登记注册。上海市在全国首创允许“众创空间”“创客空间”“创业孵化器”等字样使用在企业名称中。在此制度下，长宁区核批了上海市首家以“众创空间”为字号的企业——苏河汇。该企业创立仅仅3年，孵化了300多家企业，投资的创业企业超过110家，成为国内首家在新三板挂牌的众创空间和天使投资机构^[16]。目前，上海众创空间达到450余家。杭州深化政府改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创新创业的“乘法”。杭州主要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为重点的政府自身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创业门槛，有效激发了更多人创新创业。“四张清单”，主要指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的责任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政府部门的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一张网”指的就是浙江政务服务网。

人才政策提供智力保障。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资源。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相继出台创新创业人才政策，为创新驱动提供人才保障。2016年上海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发布30条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政策。上海人才政策更多体现在国内人才的户籍政策、海外人才的永居政策等。例如，完善居住证积分、居住证转办户籍、直接落户的人才引进政策，强化市场发现、市场人口、市场评价的引才机制，加大对创新创业人才的政策倾斜力度。完善永久居留证申办途径，探索从居留向永久居留转化衔接的机制；充分发挥R字签证(人才签证)政策作用，扩大R字签证申请范围；探索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在上海创新创业^[17]。苏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奖补力度空前，改革创新点很多。对于高端人才，可另设特聘岗位，不受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构比限制；对于重大创新团队给予不超过5 000万元项目资助；对于首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给予3 000万元奖励等。通过实施科技领军人才集聚工程，制定、优化科技领军人才政策，吸引研发人员并调动积极性，至2015年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已达179人。杭州出台了《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也称为杭州“人才新政27条”。根据该项政策，顶尖人才和团队的重大项目，最高可获1亿元项目资助；设1亿元的成长型大学生创业基金；大学生创业企业可申请不超过3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等。

政策创新破解难点瓶颈。长三角城市群各地针对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遇到的瓶颈问题，出台地方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2015年11月，上海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提出了19条举措。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为此研究制定了进一步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成果转化的系列制度和操作办法，取得明显成效，仅2015年一年就转化新药品种13个，合同总额达7亿元，接近过去5年的总和。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研发团队获得太赫兹技术研究院72%的股份，学校仅占股28%。上海交大通过成立知识产权公司，专门负责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作价投资入股，为部属高校提供了新的转化思路。杭州也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例如符合相应条件且通过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实现成果转化的项目，经评审可给予不超过60万元的资助。技术成果可作为人才创办企业的无形资产入股，所占注册资本比例最高可达100%。在创新创业融资方面，提升金融创新服务，帮助创新企业渡过难关。例如，上海秀品信息科技公司有独特的专利技术，却紧缺流动资金，又没有足够的贷款抵押物。上海银行浦东科技支行专门为此创新了“远期共赢利率模式”，即银行贷款200万元作为秀品公司的流动资金，以当前最低的基准利率还息，秀品公司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引进新一轮股权投资，再额外支付一笔“远期利息”。南京为加快创新驱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建议。2014年南京发布了《南京市推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创新型经济的行动计划》，大力实施“三年三个10亿计划”，出台20条具体的扶持政策，积极鼓励支持科技创新。

(三) 区域协同创新驱动，增强创新合力

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地缘相近，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同城化效应明显，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这也大大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之间协同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有多种模式，如联合公关模式、分工合作和园区共建等。

联合公关重大科学技术。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加大科技、产业技术合作，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重大关键性技术进行联合公关。在科技合作方面，早在2004年长三角启动重大科技项目公关，确定了“长三角城镇饮水安全保障”“长三角城际一卡互通交换清分平台”等9项联合攻关项目。在产业技术合作方面，2016年，上海、常州、宁波三地加强石墨烯产业技术合作，上海石墨烯产业化技术功能型平台、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宁波市石墨烯创新中心三方签署《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三地将联合创新石墨烯产业研发。

构建产业链和创新链。一是产业链合作，发挥长三角腹地辽阔优势，通过产业转移进而带动技术转移。长三角部分区域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转移已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项目的输出，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也开始加入转移的行列，在转移过程中不断实现技术、装备的整体升级。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转移。瑞士罗氏公司原先在上海有一个研发中心，2002年又在海门建立了一个新的研发中心。德国拜耳公司2008年收购东盛科技启东盖天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部分业务，在启东努力打造拜耳在中国的OTC(非处方药)的药品生产基地。法国博旭瓦、中国台湾兆阳科技等都在浙江海宁投资电子信息、新能源等研发生产基地。上海部分产业的外移为上海技术创新扩大空间的同时，有利于高层次自主创新的进行。二是创新链合作，构建长三角创新走廊。比较典型案例为启迪控股集团，该集团打造了覆盖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徐州、合肥等地的创新网络基地，推动“空间服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在长三角快速发展，已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有机互动的创新创业格局。

园区共建促进产业升级。长三角城市群以高科技开发区为载体，进行跨城市合作。发挥上海高科技园区先进技术、先进产业和管理模式，带动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2008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与江苏启东合建产业园。随后上海多个园区进行跨区合作，如上海张江海门高科技园；杨浦区在江苏大丰、海安建杨浦工业园^[18]；漕河泾开发区在闵行区建立了8.3平方公里的浦江高科技园区，在松江新桥共建占地168亩(约0.11平方公里)的漕河泾新经济联合园区，还在浙江海宁市划定了一块10平方公里的“飞地”；上海长宁集团与浙江湖州共建多媒体产业园。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了“产业集聚+产业分工+产业链细分+区域分工”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

(四) 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提升创新水平

长三角城市群外向经济度高，深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迫切需要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和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下，长三角城市群实施新一轮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

吸引国际创新要素集聚。长三角城市群以更开放视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吸引国际创新要素集聚。一是大力吸引外资创新机构。2015年10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发展的若干意见》，支持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外资研发中心融入上海市创新网络，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政府科技计划。苏州市外向经济发达，通过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提升创新水平。目前，苏州市正式经过认定的外资研发企业和非独立研发机构达到522家，占苏州市已认定研发机构总数(702家)的74%，其中外资独立研发中心(企业)85家，占江苏省总数(214家)的1/3以上。二是集聚培育国际化多层次创新人才。在上海科技创新人才30条中，针对海外人次引进提出了多项制度突破。上海专门出台了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办法，界定了四类外籍高层次人才的认定标准，包括知名奖项获得者；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的杰出人才、专业人才；以及具有特殊专长并为上海市紧缺急需的特殊人才等。2016年上海有海外人才13万人，现在每年约引进1万人，处于全国前列；留学人员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占90%以上，“千人计划”771名，“浦江人才计划”2 787名；在上海的留学生创业企业有4 900多家。长三角城市群许多城市也相继出台了人才政策，例如2015年杭州出台人才新政27条，大力引进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深化实施杭州市全球引才“521”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全球重大项目，公关世界关键领域技术。

鼓励创新与国际接轨。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鼓励创新与国际接轨、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融入全球创新链。一是加强与国际研发机构合作。例如，上海鼓励各类机构有序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和研究计划，提高大学、研究院所、企业等整个城市创新体系的国际化程度。支持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和科研院所在硅谷等全球研发基地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建立研发基地和分支机构，构建全球布局的创新网络^[19]。上海临港集团在硅谷专门设立了创新中心，通过建立国际孵化基地，寻找有价值的技术引进项目。二是本土企业跨境收购兼并的引进创新。一些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际同行企业，直接获得更先进的专利技术和创新成果。2015年宁波市企业成功开展的海外并购案件数量达到25起，累计并购金额2.5亿美元，同比增长27.3%。其中宁波银亿并购美国ARC集团，ARC集团是专业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气体发生器的跨国企业，拥有121项专利，10个注册商标，这使企业实现了创新转型升级^[20]。

完善开放创新驱动机制。长三角城市群着力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上进行机制创新。在引进来方面，建立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如负面清单管理、商事制度改革、单一窗口管理等，促使更多的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引进最新技术，加强研发创新，在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应用上实现同步甚至领先。在“走出去”方面，积极创新，对具备条件“走出去”引进技术、合作创新的企业，在资金进出、人员进出、政策资助等方面建立特殊的通道性机制，更好发挥引进创新的驱动作用。2015年上海新增海外企业1 338各项目，新增投资额573亿美元，到2015年累计4 208个项目，累计投资额为87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