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涵
(一)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历史脉络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到区域经济非均衡战略再到区域协调发展的历程。总体上我国区域协调战略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7年,我国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从“一五”“二五”以及三线建设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若干大工业基地、大城市集聚地区以及经济协作区,后来成为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极、特大城市及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基地。例如四川绵阳成为国家重要国防研发基地。这一战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根本的缺陷。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我国实施区域非均衡战略。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强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向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按东中西三大地带梯度递减的办法实行重点倾斜。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进而带动内地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我国东部地区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极,但对区域协调发展重视不够,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第三阶段,从1995年到2011年,明确提出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开始,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被提了出来。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出版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书,成为我国较早正式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研究成果。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党的十五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指导我国地区发展的总体要求;党的十七大以来,以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发展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成为指导我国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我国先后启动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促进中部崛起”等大区域战略,由此我国区域政策的目标由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促进区域协调与区域公平。这时期区域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推进西部大开放、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四大板块,大大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9]。
第四阶段,2012年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涵不断丰富,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四大区域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发展整体性,打造区域发展新动力,中央先后提出了新时期区域发展的四大战略,包括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建立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之一,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新时代的四大区域战略实现了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全面覆盖,从整体上实现了对传统四大区域板块的贯穿,改变了以往不同区域板块之间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的状态。例如,京津冀城市群不仅覆盖京津冀三地,对其邻近的辽宁、山东和河南等省份也具有极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长江经济带横跨东部、中部和西部11个省份,形成了一条横向大动脉。新四大区域战略的实施,将促进中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经济带和城市群,在南北方向形成了平行呼应的带状结构,在东西方向实现了对不同经济板块的贯穿,打造出全国区域发展连通一体的大板块、大格局[10]。
(二)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明确提出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既是对原有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丰富完善,也是对长期以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战略之一。“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边境发展,确保边境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新时代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加大弱势地区发展的扶持摆在首要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资源型地区加快发展,这表明弱势地区和问题地区的发展成为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短板。坚定不移实施精准脱贫,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不断增强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老少边穷等短板区域的整体发展成为实现新时代下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将针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差异化特点,建立规范稳定的转移支付、扶持协作机制,健全以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民生领域为重点的绩效考评体系,保障特殊类型区域的发展能力和信心。区域协调发展成为补短板的关键,实现人口和区域全覆盖的小康水平。
对我国“四大板块”地区实行分类差别化发展战略。我国四大板块,即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点。新时代下对四大板块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四大板块”重点,采取分类指导,差别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四大地区发展战略重点做出了明确论述,要求西部开发重在强化举措、东北振兴重在深化改革、中部崛起重在发挥优势、东部率先重在创新引领。二是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内涵的重要体现之一。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建立,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例如对于我国东部地区京津冀城市群的雄安新区建设,既是建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空间,也是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探索在“一国两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具有“1234”特征,1是指一个国家,2是两种制度,3是三个海关关税区,4是四个核心城市,建立区域协调新机制,促进大湾区大发展。
强化城市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表明城市群不仅在形态上作为主体,而且在规划、建设、治理等各方面都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占有主体地位,明确了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模式、路径和重点。推动城市群发展主要可解决我国区域发展的“三大不平衡”问题。一是大力发展小城镇,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大小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的城镇格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成为重点,成为吸纳农民转化为市民的主要空间载体。随着我国特色小镇建设,将进一步推动小城镇的发展,使农民就地城镇化,带动农民就业,这也将大大带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超大城市也提出了疏解核心功能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要加快非核心功能疏解,缓解大城市病的同时,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二是以城市群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解决我国城市群的“内外不平衡”问题。理性引导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避免贪大贪多贪快,加强城市群治理机制的创新,建立城市群发展的监测、评估指标和方法,促进城市群分类、有序、健康发展。加快城市群内交通一体化建设,促进城市群同城化发展,以城市群为抓手促进大中小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培育发展中西部城市群,促进集中集聚集约化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吸纳返乡农民工,加快建设成为人口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推动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关中等特色城市群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突出“四大战略”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四大区域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这表明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为主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于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要以雄安新区的规划、开发和建设作为重大历史性机遇,带动北京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促进京津冀形成交通互联、生态共治、产业关联的分工协作格局,探索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域优化发展的新模式,为全国其他跨省级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示范。发挥长江经济带联通东中西部地区的独特优势,加快沿江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优化沿江城镇、人口和产业空间布局,强化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重点城市群的集聚辐射功能,建设成为促进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带。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统筹对接,明确不同区域对接“一带一路”的重点方向和国家,扩大经贸合作和双向投资规模,统筹中欧班列、境外经贸区、国际产能合作等布局安排,促进形成重点区域内外开放的良性互动。
强调边境安全和海洋强国战略成为亮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边境发展,确保边境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大力推进边防治理创新,巩固边境安全。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发展海洋经济,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促进海洋产业成为支柱产业,为建设海洋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深入实施以海洋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综合管理,加大对海岸带、沿海滩涂保护和开发管理力度。统筹运用各种手段维护和拓展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好我管辖海域的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通道安全。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加强海洋领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一道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海上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建立积极务实的蓝色伙伴关系,铸造可持续发展的“蓝色引擎”。
二、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方略
新时代下要紧紧围绕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重点解决新矛盾,坚持新发展理念,要着眼于我国发展全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方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与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结合,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目标,区域协调发展是手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在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主要包括行业资源配置和空间资源配置,前者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创新,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后者主要为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配置空间资源,通过区域合作实现1+1>2的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竞争单元不再是单个城市,而是以多个城市聚集在一起的城市群作为全球竞争的重要地理单元。区域协调发展要将行业和空间资源配置很好结合起来,加强区域协同创新,成为成群发展的根本动力。例如,长三角城市群要以创新引领,建设世界城市群,率先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协调发展,“四大区域战略”与“四大板块”贯通发展,使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由横向布局,向纵向联动,形成网络化布局。自21世纪以来,我国分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块状经济发展推动我国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使我国呈现东、中、西“横向中国”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先后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四大战略,通过“两带一路”贯通发展,四大区域战略引领“四大板块”发展,促进我国东中西联动发展,并加强与国际对接,促进我国对内对外双向开放联动发展。“四大板块”是基础,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统筹安排和总体部署;四大战略是引领、支撑和桥梁,从全球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聚焦国际国内合作和区域协同发展,致力于增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形成网络化区域发展新格局。通过四大战略引领四大板块发展,以增长极、轴带发展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将产生更大的叠加效应、协同效应。
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建立区域生态保护联动机制,促使区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践行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区域协调发展是通过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和协同行动实现的,它不仅体现在产业分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且体现在社会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方面。在党的十九大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坚持绿色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的宗旨。长江经济带经建设首要问题是生态治理,长江经济带面临着大湖枯竭、库区生态灾害频发、调水无水、海水倒灌、沿江污染等问题。区域协调发展要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同时水、大气等污染具有流动性,更需要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共同治理和保护区域生态环境。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完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其他地方要结合地理特征、污染程度、城市空间分布以及污染物输送规律,建立区域协作机制。”跨区域环境保护协作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践行区。
开放发展,加强区域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发新格局。从区域布局来看,“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带”状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结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一带一路”建设,是全国各个地区都可以参与的,尤其在经贸、人文、金融等领域。“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有助于我国实现比较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改变我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在对外开放中的区位劣势,加快西北尤其是新疆的发展。中国—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有利于加快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将促进云南和广西加快发展。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通过提升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将为东北再振兴注入新动力。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也将为沿海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腹地,推动陆海统筹发展,推动沿海城市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其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位置,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www.daowen.com)
共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新变化,即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不平衡的重要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小城镇发展以及特色小镇建设,吸纳更多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加大公共资源配置,切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美丽乡村和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推动农民就地市民化,在附近的小城镇就业、居住,实现就地城镇化,让小城镇更有活力,也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村和镇相对集中人口,村有村风,镇有镇貌,乡村和城镇融合发展。二是农业和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发展家庭农场、规模生产、2.5产业等促进农业附加值,而小城镇发展要为农业发展提供市场、农业现代服务、农业深加工等产业发展,促进农业与工业融合发展。三是农村人口转化市民人口,提高公共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能力上,让农民真正转化为使命,小城镇吸纳更多农民转化为市民人口。
三、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点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下实现新目标、解决新矛盾的重要举措。在新时代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要求从两方面进行协调发展:一是从行业层面,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资源在行业间配置,提高产业效率和产业质量,建立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从空间层面,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实现区域间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从空间层面促进城市、城市群、城市带等不同空间层次内部以及之间的协调发展。基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内涵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四大战略”,本书拟从特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带以及战略贯通和海陆统筹等不同空间层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优化特大城市空间布局,疏解非核心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但城市规模过大,也使特大城市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空间蔓延等“大城市病”。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仍面临中心城区人口压力较大、一般性加工制造和服务业比重过高、资源束缚严重、全球城市功能相对较弱、“五个中心”功能建设滞后等问题。在向全球城市迈进过程中,上海如何提升自身城市功能、疏解非核心功能,引领区域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协调城市群空间布局,增强区域协调发展。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城市群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地域单元,也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产物,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使区域内发展高度一体化,不仅解决了大城市过于拥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集中等问题,还增强了区域竞争能力。城市群发展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发展命运,在整个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城市群发育程度也不同,城市群发展面临的任务也不同。其中,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作为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发育相对比较成熟,在我国区域格局中肩负着创新引领东部地区优化的历史责任。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基础雄厚,制造业发达,在新常态下面临如何转换区域发展动能,创新协同发展,率先建立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东中西联动发展。长江经济带是我国“π”字形发展轴带之一。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生产总值达到33.3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到43.1%。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此,创新驱动将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发展动力。2016年国家颁布《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创新驱动将成为长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长江经济带发展还肩负着促进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联动发展的历史责任。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11个省市,经济发展呈现阶梯差异,这为从空间上进一步优化配置沿江各省市资源,促进东中西联动发展提供了巨大发展潜力。同时,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建立水、公、铁以及航空等立体综合交通,具有较大潜力降低物流成本,为长江经济带建立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提供交通运输支撑。
实施“两带”贯通发展,进一步优化全国空间格局。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进一步指出:“上海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也是第一次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相联系。2016年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经济带今天仍然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区域横纵向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为此,要从全国空间优化发展格局出发,要推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贯通发展,这有利于我国对内对外开放的联动发展,统筹我国沿海、沿边以及内陆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一带一路”坚持广泛开放,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联动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参与,促进中国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
实施陆海统筹发展,海洋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空间。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区域竞争尤为激烈,而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将成为区域竞争的主要焦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资源瓶颈期,迫切要求突破陆域空间,加快发展海洋经济。自2006年至今,国务院相继批复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等11个沿海规划,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可见,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正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而海洋经济作为陆域经济的延伸,往往以行政区域划分属地。为此,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海洋发展必须要坚持陆海统筹的同时,也要兼顾区域协调发展。
【注释】
[1]张占斌.从“三步走”到中国梦[N].人民日报,2015-3-22.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7.
[3]杨伟民.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的新目标进行战略谋划[EB/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6/content_41797098.htm.
[4]叶笃初.党的建设辞典[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143.
[5]秋原.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EB/OL].求是.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7-12/15/c_1122089498.htm.
[6]张小兰.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理解和认识[EB/OL].江苏省社科规划网.http://jspopss.jschina.com.cn/shekedongtai/xueshudongtai/201710/t20171023_4765576.shtml.
[7]高国力.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区域发展论述解读[EB/OL]. http://www.ctoutiao.com/338853.html.
[8]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7—28.
[9]胡鞍钢.三大战略保障区域协调发展[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26/c226269-28740181.html.
[10]贾珅.新时期区域发展要落实好新的三大区域战略[EB/OL].中国经济时报.http://www.sohu.com/a/136805747_11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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