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代下新矛盾

在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与之比较，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人民需要来看，已经由一般的物质文化转化成美好生活。目前，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二是在生产力发展上，则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成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5]。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新矛盾的不平衡和不充足。其中张小兰(2017)提出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供需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科技发展不充分、资源能源利用不充分、民生工程发展不充分^[6]。田霞(2017)从四个维度理解新矛盾，即社会生产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到不平衡不充分状态的转变；社会消费从量的满足到更加看中质的提高的转变；社会分配从更加注重效率到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社会发展从经济发展到全面发展的转变。

新时代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辩证认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常态化，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区域经济理论来看，区域不平衡是绝对的、长期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有积极角度，经济社会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有利于保持竞争的压力与活力，有利于打破平均主义，促进生产要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动力。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了“四个特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僵化局面，促使经济有了活力。深圳特区到我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开放、浦东开放等战略不断推进，促进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带动了其他地区赶超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同时，也不能无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能放任各种不平衡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缓解区域不平衡问题，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二是客观认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由自然条件和国家战略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形成。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条件迥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发展资源禀赋的先天性差异。东部地区以平原为主，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交通便利，许多城市拥有港口，具有先天发展优势。西部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和戈壁沙漠，气候干燥、生态脆弱、经济社会发展受诸多自然条件限制。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来看，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采取积极促进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的政策，在投资、财税和金融等方面对东部地区进行倾斜。这促进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差距。但进入21世纪来，我国进行区域战略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我国东中西联动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三是历史认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呈现螺旋式上升，区域发展不平衡呈现新特征。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不同的。新时代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区域不平衡的主要问题和重点发生了变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不平衡主要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在全体居民实力大增，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基础上的各地区相对不平衡。在新时代下，区域不平衡也表现出新的特征，例如南北不平衡、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以及城市群内外发展的不平衡等。

二、新矛盾下不平衡的区域表现(www.daowen.com)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将影响我国区域布局和区域发展重点的转变，区域发展不平衡呈现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不平衡。

东西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效率优先的沿海发展战略，地区差距急剧扩大。自新世纪以来相继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地区差距在速度上扩大的势头得到控制，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基数较小、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相对较低，地区差距在总量上仍然不断扩大。2012—2016年东部和西部的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从21.8万亿元扩大到23.8万亿元。从省域层面分析，东部的江苏省和西部的甘肃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从2012年46 369元扩大到2016年的67 799元^[7]。再如，2006年全国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甘肃省的6.7倍，2016年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天津市是最低的甘肃省的4.3倍，差距依然明显。

南北不平衡。在新常态下我国区域发展呈现新的不平衡态势，经济增长呈现“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特征比较明显。2017年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GDP增速排名中，前十名主要为南方省份，贵州、西藏、云南、重庆、江西、安徽、福建、四川、陕西、湖南增速都在8.0%以上，其中贵州、云南、重庆GDP增速分别达到10.2%、9.5%、9.3%。后七名都为北方省份，主要为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天津、甘肃，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增速分别为6.4%、5.3%和4.2%。与2016年相比，黑吉辽东北三省的经济在逐渐复苏中，2016年辽宁省经济增速仅为-2.5%。从经济总量占比来看，北方省份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2017年，辽吉黑三省经济总量达到55 430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为6.76%，比2015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

城乡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是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较大。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2.72∶1，还需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二是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不平衡，而且更多表现在质量的不平衡。乡村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低于城市。目前城乡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但城乡之间在财政投入、师资水平、教学条件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基本社会保障服务虽然初步建立了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城乡之间在保障的覆盖面、保障水平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以养老保险为例，目前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为每年720元，而城镇及其他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为每年1 200元，前者仅及后者的60%。同时，城市靠离退休金的占2/3，而农村只有4.6%^[8]。

大小不平衡。大小不平衡主要是我国城市发展中超大、特大、大城市发展迅速，而中小城市发育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大城市数量增长较快。数据显示：1998—2008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中，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由81座增长到122座，增长了50.6%；10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则由142座增长到165座，增幅仅为16.2%(王小鲁，2010)。近10年来，我国呈现高速城市化，我国城市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持续减少。根据原有标准计算，当前我国大中小城市比例为1∶1.42∶0.77，中等城市比例较小，小城市严重不足。根据我国城市人口的变动，我国设置了新的城市人口规模划分，其中超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 000万的城市，目前我国一共有13个超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面临着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发展中小城市，有利于实现转移人口的就地城镇化，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内外不平衡。内外不平衡是指省域内中心与外围、城市群域内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城市群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形态，带动大、中、小城市协调。一方面，我国城市群之间发育不平衡，总体来看，我国东部沿海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发育比较成熟，而中部、西部城市群更多处于发育阶段，有的仅仅是概念上的城市群。群域内更多是核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明显，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发展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城市群内部城市与边缘城市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目前长三角城市群由“一核五圈”26个城市组成，群域内城市联系紧密，同城效应明显，经济发达。而城市群外城市受到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连云港、淮南、淮北、衢州、丽水等城市与群域内的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等城市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2017年苏州市、无锡市人均GDP分别达到了16万元，超过了北京、上海、广州，而连云港、衢州市人均GDP分别为5.9万元和6.3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