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历史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区域发展面临不平衡态势。面对不同时期发展特点，我国先后制定了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从均衡发展战略到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再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 改革开放前均衡发展战略阶段(1949—19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原来畸形地偏集于一方和沿海的状态，出于经济和国防考虑，提出了均衡发展战略。即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改变不平衡状态，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一五”计划(1953—1957)提出：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加速工业的建设；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地区的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并积极地准备新工业基地建设的各种条件。根据内地的需要，应该逐步地把沿海城市的某些可能迁移的工业企业向内地迁移^[5]。“三五”计划(1966—1970)重点备战备荒，三线建设加快；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加快三线地区的经济建设，逐步改变当时的工业布局。“四五”计划(1971—1975)面对区域发展严重失控，进行了调整战略,三线建设收尾；对以备战为中心的战略进行调整，开始意识到经济效益问题，沿海与三线地区并重发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六五”计划后逐步走向改革开放。

均衡发展战略阶段中，国家更强调区域间按计划和比例均衡地发展，公平放在首位，区域差距减小，在恢复国防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同时，强调解决人民生活温饱问题，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忽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牺牲了效率，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因而存在根本上的缺陷。

(二) 改革开放初期非均衡发展战略阶段(1978—1994)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亟须发展，改革开放力度亟待加强，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我国为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重新构建顺应世界发展和符合本国国情的区域发展新战略，即由单纯式的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转换，战略重点由内地转向东部沿海地区，以此带动各区域共同发展^[7]。同时国家先后制定了建设经济特区、开发区、高新区等发展战略，这些特殊功能区的设立，在一定时期推动了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也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借助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得到了极大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东中西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形成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布局。

经济特区于1979年被提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试验田，主要包括1979年划分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和海南省。经济特区以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制度，促进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促进了此阶段我国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发展。如首批经济特区深圳，之前城市规模较小，经过经济特区建设，城市规模明显扩大，城市空间范围拓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深圳在1980年正式设立经济特区前，城区面积仅3.8平方公里，而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大大扩展了深圳城市空间。人口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0万，到90年代的100万，再到现在的超过千万。经济开发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城市化平稳发展阶段。经济开发区是国家为了推广经济特区的某些较为特殊的优惠政策和措施而设立的专门区域，最早出现在沿海开放城市，后推广到全国范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开发区吸引外来投资发展经济，并以工业生产为主，促进了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城市空间得到拓展。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它吸取了经开区、高新区遍地开花的经验，国新区的数量一直受到严格控制。新区建设初期也主要布局在东部沿海地区，大大促进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如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直接带动了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了天津市和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强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向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按东中西三大地带梯度递减的办法实行重点倾斜，更加强调“效率优先”，形成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极^[8]，取得了巨大成就。1978年开始实施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即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和区位优势，面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使国民经济整体有很大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加快。但同时区域差距却逐渐拉大，区域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地区保护主义等问题相继而来，逐渐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 世纪之交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95—2011)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也逐渐趋向合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被提出，东中西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七五”计划(1986—1990)在地区布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方面，首次提出要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九五”计划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十五”计划(2001—2005)首次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2010)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9]。

经历了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三大阶段，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逐步成熟，国家经济社会得到了极大发展，但发展的同时，仍存在区域发展质量和效率不高、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生态环境问题突出、部分老少边穷地区发展仍十分落后等诸多问题，亟待提升解决。

(四) 新时期全面协调发展战略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报告系统指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至此，我国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为抓手的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形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时代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区域发展也步入全面协调发展阶段。全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是对原有区域发展战略的丰富完善，也是对长期以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提升。

新时期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10]。要持续推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地区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国家“十三五”规划也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

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城市群发展，强调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格局；更加重视绿色发展，提出对环境的保护与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更加重视海洋发展，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更加重视落后地区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战略

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发展完善，基本形成了“四大板块”和“四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即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板块”，以及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四大战略”。

(一) 推进西部大开发

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我国区域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提出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部署。

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地区主要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在国家“七五”计划中就提出，要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的同时，做好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国家“十五”计划中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2017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构建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优化空间开发布局，建设重点创新试验区，培育绿色发展引领区，打造内陆和沿边开放试验区，支持全面小康攻坚区发展。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开放引领发展。同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增加公共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和重要的农业基地，是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党的十六大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振兴成为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提出的又一项区域发展战略。(www.daowen.com)

东北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区位条件优越，沿边沿海优势明显，拥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资源、产业、科教、人才、基础设施等支撑能力较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是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举足轻重，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至关重要。2012年3月，国务院批复的《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指出，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要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创新、优化需求结构、统筹协调发展和改善民生，以深化改革开放。2016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在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要准确把握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积极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开拓振兴发展新局面，到2020年实现东北地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进展，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提高，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三)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中部地区位于我国内陆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区位优势。区域内人口众多，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科教基础较好，便捷通达的水陆空交通网络初步形成^[11]，具有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条件。2004年3月由温家宝总理首次提及，写入全国“十一五”规划中，逐步成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中部六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中部地区是指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区域，面积102.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0.7%，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6.5%。2009年国务院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09—2015年)》，提出中部地区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即提升粮食生产基地建设、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1。2016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指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十三五”是中部地区实现加速崛起、全面崛起的关键时期。巩固提升“三基地、一枢纽”地位的同时，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整体迈向中高端水平，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四)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的需求日趋强烈，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逐步提升为国家战略，成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之后，国家提出的又一个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基层调研，李克强在江西九江支持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提出打通长江这一“黄金水道”，培育建立统一的大市场。2013年7月，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3年9月召开关于《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动员会议，沿岸省市相关人员参与。2014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2014年4月28日，李克强在重庆召开的沿江11省市座谈会中，在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问题中，提出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大区域产业与基础设施相连、要素互动、市场统一，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开发长江黄金水道，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明确成为我国国家战略。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独特作用，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沿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充分体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河经济带^[12]。其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立足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比较优势，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促进中上游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内生发展活力，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二是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用好海陆双向开放的区位资源，创新开放模式，促进优势互补，培育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衔接互动，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开放合作走廊。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统筹江河湖泊丰富多样的生态要素，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以长江干支流为经脉、以山水林田湖为有机整体，江湖关系和谐、流域水质优良、生态流量充足、水土保持有效、生物种类多样的生态安全格局，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廊道。

(五)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京津冀一体化由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发展而来，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山、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沧州、秦皇岛、廊坊、张家口和承德，涉及京津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区域面积约为21.6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为1.1亿人。京津冀协同发展，将着力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015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正式将三地协同发展推至国家战略高度。2014年3月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之后，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2015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将明确区域整体定位及三省市定位以外，还将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规划》包括总纲、实施细则和具体名录。既有顶层设计纲要，也有实施方案细则和路线图。细则包括交通一体化细则、环保一体化细则和产业一体化细则。目前，三地在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不断深化加强合作，2015年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也已启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为主体。长期以来，行政区划的阻隔使京津冀区域形成了以北京为原点的“单中心加放射型”格局，规划建设的不一致造成区域内各地间难以互联互通，而北京却承担了过重的周边城市的过境运输。因此针对交通一体化问题，三地在交通布局、交通体系、交通联动机制方面形成协同共建共识。二是以城市功能转移疏解为主导。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发挥行政推力的作用下，以城市功能转移为主导，从均衡布局着手，引导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并强化天津、河北在区域发展和公共服务中的承接支撑作用，比如有些城市要担负起文化副中心、教育副中心、运营副中心的职能。三是以城市群优化布局为重点。促进城市从竞争走向竞合，充分利用北京的政治、文化和高科技优势，天津的港口、制造业优势以及石家庄的商贸业优势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完善的城镇体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共同繁荣^[13]。

(六)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纳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2017年7月1日，习近平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按照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与建设既是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内在发展需要，也是国家战略落实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源于深圳，重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早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这一概念。2013年底，深圳市政府提出发展湾区经济，2014年“湾区经济”被首次写入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进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广州、深圳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作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重要抓手，发挥港澳优势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突出的特色。

二是规划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家战略实施的主要抓手。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级文件提出是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最大公约数便是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也是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责任。

三是规划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进一步深化珠三角区域合作，是珠三角区域合作的2.0版，探索区域协调的新路径和新机制。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珠三角区域合作主要是制造业的合作，而2.0大湾区的合作应该集中在创新和开放上。在新常态下，珠三角城市群区域发展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突破口。例如，在广东《珠三角规划纲要》里，提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城市群，其中深莞惠一体化日渐成熟；广佛结合紧密，但与肇庆联动不强；珠中江只是规划上意义的城市群。总体布局呈现“东岸强、西岸弱”的基本态势。还有，香港、澳门分别回归了22年和20年，但粤港澳的区域合作仅停留在浅层面，深层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此，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不能仅从湾区发展经验去解读，要更关注探索新的区域协调机制，发挥港澳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的联系。

(七)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面积35.91万平方公里，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21.14万亿元，总人口2.25亿人，分别约占全国的3.73%、23.49%、16.15%。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最早源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规划协调、要素合作和制度合作等不同阶段；目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进入更高质量一体化阶段。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这是首次对外宣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体化”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最高层次。这也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在以下几方面：

引领我国网络化区域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东部沿海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块状经济发展推动我国东中西联动，呈现东、中、西“横向中国”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四大战略。“四大板块”是基础，“四大区域战略”是引领，四大区域战略要引领四大板块发展，以增长极、发展轴带动东中西、南北以及与全球合作协调发展，将产生更大的叠加效应、协同效应，构建区域统筹的网络化区域新格局。其中长三角地处“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交汇处，肩负着我国对内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对外参与全球竞争的双重任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要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引领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

引领我国更高层次对外开放。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城市群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地域单元。《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指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全球一流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在我国首次召开的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让全国以及世界更加了解长三角城市群，这也进一步重申了长三角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的国家使命。长三角是我国区域发展经济体能最大、开发最为活跃的城市群,拥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要求长三角推进更高层次开放，以自贸区为突破口，不仅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要对标国际一流，探索如何深入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体系。

率先建设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长三角地区创新资源集聚，先进制造业发达，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有条件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我国“五大理念”引领示范区。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拥有普通高等学校数量达到253所，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290万人，分别占全国总数的9.91%和10.98%。同时，基于木桶原理，农业现代化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短板。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也要求长三角地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三块地”改革，推动产业兴旺，引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

打造区域治理“中国范本”。新时代下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呈现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五大”不平衡，即“东西不平衡”“南北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大小不平衡”^[14]“内外不平衡”^[15]。如何破解区域协调发展显得尤为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区域协调机制。2018年11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要求长三角区域率先探索，并以协调最高标准“一体化”为目标。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建立了“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常态化区域协调体制机制，并进行“合署办公”。长三角要推进高起点深化改革，创新区域协调体制机制，为世界城市群协调发展提供“中国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