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区域协调发展内涵及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研究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经济学、生产布局学、经济地理学等发展而来，主要分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

(一) 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主要包括新古典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出口基地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大推进理论等。新古典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区域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区域内部资本积累过程和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最终会自动趋向均衡^[1]。出口基地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首先提出，蒂博特、博尔顿、罗曼斯等人对其进一步补充而逐步完善，基本思想在于：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取决于区域的输出产生的增长情况，而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则是内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两个不同的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较低的储蓄能力，同时也会引起资本形成的不足，而资本形成不足又会使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而这又会造成低收入，这样一来，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也就形成了。从需求方面讲，低收入等价于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又会导致投资不足，进一步地，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而这又会造成低收入，恶性循环也将产生^[2]。大推进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要以一定的速度与规模进行，并将其持续作用在众多的产业之上，以此完成对现实发展瓶颈的突破，这样一来，区域经济将在全面上得到推动，获得高速增长^[3]。

(二) 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二元经济结构论。一是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区域发展极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中心区-边缘区”理论、“中心地-外围模型”等。增长极(growth pole)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 Perroux)提出，认为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中心、力场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而产生相互联合的一定范围的“场”,并总是处于非平衡状况的极化过程之中。增长极是经济空间中在一定时期起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济部门，它不是一个区位，而是位于经济空间极点上的一个或一组推进型经济部门。增长极本身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增长能力，并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增长，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区域发展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 Boudville， 1957)把佩鲁增长极概念的内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转向地理空间，增长极是在城市区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外部经济和集聚效应，造成作为增长极的工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分布，并与现存的城市结合在一起，增长极是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区域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是引导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地理“增长中心”。二元经济结构论是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 Myrdal)对增长极理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补充论证，使用“扩散”和“回波”概念，说明了经济发展极对周边落后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循环积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作用，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地区，出现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这种差距会引起“积累性因果循环”，使发达地区发展更快，落后地区发展更慢，从而增大地区的经济差距^[4]。“中心区-边缘区”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提出，认为区域中社会活动的积累区域是核心区，受其影响并围绕其进行分布的经济不发达区域为边缘区。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表现为：一方面边缘区的大量生产要素(材料、劳动力、资金)向核心区聚集并产生创新；另一方面，这一创新又逐渐向边缘区扩散，导致边缘区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等产生转变，促进区域整体系统发展。赫尔希曼把发达地区的增长对落后地区的有利影响称为“涓滴效应”，不利影响称为“极化效应”。在“中心地-外围模型”中，弗里德曼把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了四个阶段，即前工业化阶段、中心-外围阶段1(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心-外围阶段2(工业化成熟阶段)、空间经济一体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上，资源要素流动状态各有特征。

二、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

相比国外漫长的理论演化过程，国内研究起步较晚，比较集中地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研究内容而言，国内研究在国外理论继承和补充的基础上，更注重实证探索，强调从具体的区域发展实践中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

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因素方面，学者探讨了区位、市场、劳动力等因素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及对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一是地理区位。许多学者认为地理区位是造成区域发展差异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地理区位的优势能促进区域发展，并使其获得更多的政策优势，进而加速其空间布局和产业经济增长(夏勇祥，1994；杨勤业、陆大道等，2003)。二是市场建设。学者提出我国东中西区域市场建设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市场发育较为完善，市场机制在区域发展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强化了区域优势；相比之下，中西部市场发育不充分，就业机会不足，资源配置作用不明显，区域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蔡昉，2002；孙海刚，2007)。三是人力资本。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在区域开发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且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益远高于物资资本，东部地区的劳动力禀赋为其地区发展贡献了重要作用(魏后凯等，2002)，同时建立了包含人力资本的相关综合评价框架，考察区域间不同发展指数(胡鞍钢，2005)。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化转向方面，伴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历程，国家经历了多次区域发展战略转向和调整。第一次为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区域均衡发展战略(1949—1978年)，第二次为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转向局部区域优先发展战略(1979—1999年)(陆大道，2003年;高萍，2006年)，第三次为东部优先到全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00年以来)(刘晓惠，2010)。学者从各方面探讨了历次转向的选择依据与政策效果，并进行了评价分析(文炳勋、安士伟，2004年；杨小军，2009)。其中，第一次发展战略目的是国防安全和国民经济恢复，强调解决人民生活温饱问题；第二次发展战略目的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生产力布局向东部沿海转移，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次发展战略目的是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在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差距，并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侯仁勇，2005)。(www.daowen.com)

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方针方面，在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学者提出目标的制定要以实际区情为出发点，总结国内外区域发展经验，注重竞争性与可行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杨万钟，1999；奕贵勤，2006)。同时，提出区域发展目标不能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应体现于社会、生态、科技、环保等多方面，注重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陈栋生，1993；梁玉芬，2004；刘志彪，2004)。在战略方针上，包含了全面开放(张勇，2000；赵秀丽，2006)、区域一体化(张佑林，2004；韩雪，2008)、可持续发展(金晓斌等，2008)等内容。

区域协调发展测度方面，多位学者对具体的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测度研究。针对区域发展差异，学者通过基尼系数、标准差、变异系数、Thei指数等方法考察了中国区域发展状态，得出了不同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区域差异不断减小(李善同，2006；金相郁、郝寿义，2006)，另一部分则认为区域差异仍在扩大(孙海刚，2007)。针对区域一体化发展，陈红霞、李国平(2009)采用基于相对价格理论的市场一体化测度模型，对1985—2007年23年间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过程分析。周立群、夏良科(2010)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标准差值法对1989—2007年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行计算。黄新飞、郑华懋(2010)以珠江三角洲地区9市的制造业为例，通过衡量行业空间集中度和地区专业化水平指标，测算制造业差异和区域一体化水平。

三、综合评述

由上综述，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重点受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影响，伴随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更注重实证探索，研究不断深入。

一是国外起步较早，理论体系完备，国内研究相对较晚。20世纪5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在经济学、生产布局学、经济地理学等方面关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经过漫长的理论演化过程，有较多成熟理论进行支撑，大量的经济学理论和地理科学理论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工具。而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集中出现。

二是借助国外相关理论，国内研究不断丰富。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外学者从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两方面出发，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国内借助西方相关理论，进一步丰富区域协调发展内涵，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协调目标、协调的测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研究，研究领域得到拓展。

三是国内研究更重视运用理论指导区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在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中不断变化，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国内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多来源于实践，学者根据我国区域发展历程，不断进行研究以充实相关理论。同时再用实践研究理论，指导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制定。

与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相比，我国区域发展格局面临诸多新的变化和调整，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亦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因此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不断完善相关理论，为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