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前，国内学者就对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进行了大量研充，随着国家对该区域协同发展重视程度的提高，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理论文献也更加丰富。有些学者着眼于京津冀地区发展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探索究竟是何因素导致京津冀地区未能像珠三角和长三角一样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强劲引擎；有些学者从产业转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北京、天津或河北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还有些学者干脆直面京津冀地区现实存在的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1.京津冀发展失衡与政府行为

周立群和邹卫星首先肯定了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对于北方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带动环潮海地区、北方地区甚至全国经济的重要龙头。他们认为，极化和扩散效应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概念，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化效应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扩散始终优于极化，一直存在且仍不断扩大的京津冀地区发展差距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为此，他们基于因果累积效应理论深入探索京津冀地区发展问题。他们认为该地区的差距主要源自于地方政府行为推动的循环累积效应。具体而言要素和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是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或缩小的动因，而地区发展差异的变动又会导致要素向高收益的地区流动使得高收益的地区实现更好的发展，从而区域间差异通过“要素流动—区域差异变动—要素流动—区域差异进一步变动”的因果累积效应而不断恶化，而地方政府的偏好—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和GDP的増长，使得城市在要素聚集方面的优势通过经济以及斤政手段得到进一步增强，促成了因果累积效应。

同时承认京津冀地区的科技资源地位和对中国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但研究方法不同于周立群和皱卫星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的博弈模型。他们认为，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内在利益冲突，即在资源共享的博弈过程中，不论是同质政府（科技资源能力相当）还是异质政府（科技资源能力有差距），只要在一次静态博弈中，地方政府都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而陷入“囚徒困境”，从而合作的博弈难以达成。他们认为导致这种博弈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各地政府想要保护本地经济，并追求错误的政绩观，即使合作能给整个区域带来更多益处，但受制于眼前利益，地区合作的目的往往难以达成。随后他们又通过建立一个声誉博弈模型，认为只要地方政府为合作型巧府的概率大于零，在无限次重复博弈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为了长远的利益考虑，也会实现合作的可能。

不同于前者的研究视角，张耀军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京津冀城市群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使得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比如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发展水平失衡，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在整个京津冀地区范围内，北京和天津两座超大城市，具有超强的综合实力，但在河北省下属的11个地级市中，只有一个大城市即省会石家庄，其他均为中小城市，整个地区各城市间内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没有形成有序的梯度。此外，他还指出整个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内部呈无序竞争状态，政府主导强于市场作用，他认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集聚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行政规划方式形成的，送一点与长兰角地区和珠兰角地区有很大差异。

2.产业转移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安树伟和肖金成强调了京津冀地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引领作用，他们指出，京津冀地区是引领我国经济升级转型、参与全球合作和竞争的重要平台，对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将色社会主义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将着力解决城市吸纳能力强和承载能力弱的矛盾，然而他们认为寄希望于通过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来缓解化京的“大城市病”并不可取。因为城市的存在不仅需要只具核也功能的基础部口，也需要具有非核也功能的非基础部口。因而他们指出，解决京津冀一体化的困境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提高北京外围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改善河北省经济发展状化逐步缩小京冀两地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从而达到疏解北京人口的目的；另一点是在京津冀范围内统筹考虑产业布局，促进该区域的产业转移，通过疏解产业来发挥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作用。

杨龙和胡世文（2015）则指出京津冀地区存在产业同构的现象，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竞争大于合作，一些生产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由于地区间的行政壁垒难以自由流通，使得该区域发展差距明显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吸引聚集了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地区大量优质资源，人口的过度膨胀使得这座城市不堪重负，若要疏解北京的非核也功能，北京需要更多地借助激励性和引导性的措施，来疏解人流、物流向京外流动。大批企业和机构向京外转移的过程离不开河北和天津的配合。产业有序转移和顺利对接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关重要。(www.daowen.com)

刘邦凡等认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必定会涉及产业转移问题，而河北省则会成为承接京津两地产业转移的重要选择对象，因而他们针对提升河北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他们指出目前河北省自身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地方政策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性不足等等，因而其承接能力较为低下。因此他们建议河北省首先应该明确自身定位和优势，比如河北省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且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因而可以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发挥自身优势，吸引京津地区的企业进行转移。

他们还提出了依托重大项目培育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链的建议，因为河北省的工业基础虽然比较雄厚，但是重大项目很少，而且龙头产业不多，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因而要想提高河北省的产业承接能力，就一定要重视重大项目建设和产业链这两个关键点。同时他们也指出了京津冀地区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这一问题，因而他们建议三地均应树立起“京津冀大局观”，对京津冀地区做出跨区域的、整体的制度安排。

3.京津冀一体化与环境问题

赵新峰和袁宗威认为区域一体化首先应在政策上实现协调，继而在行为上达成互动；而在京津冀区域内存在大量具有“外溢化”和“无界化”特点的区域公共物品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三地政府的配合联动，也离不开各地事前预防政策的协调。否则很容易出现地方政府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问题难以解决。京津冀区域环境问题也是一种区域公共物品问题，而治理政策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由行政分权导致的市场分割现象。故而他们认为应沟通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换平台和生态补偿机制。王酷和周凌一也认为京津冀地区是生态超负荷和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而资源管理体制差异，地方政府自利行为研究及环境治理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等现状共同造成了京津冀生态环境难以治理的困难局面。谢宝剑和陈瑞莲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研究京津冀空气污染区域联动防治的机制体系。他们认为传统的行政区划治理是导致京津冀环境污染的制度根源，并指出“国家治理框架下的区域联动治理”是解决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之道。

以上学者的研究注重京津冀地区近几年来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注重分析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协作难以实现的深层体制原因如行政分权、划区治理等，并针对京津冀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协作难以达成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合理的对策和建议。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区域内环境污染的倒逼机制或将成为该区域改革的强大推动力，“迫使”三地政府做出合作的博弈选择，具体而言，如果环境污染问题导致地区的福利损失特别大、地区经济发展的代价特别高时，将会“迫使”三地重新做出政策选择，实现区域内地区间的合作。

通过以上京津冀一体化理论文献综巧不难看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三地之间地位、经济差距巨大，与长期来云地政府各自为政以及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有很大关系。也是因此，在考察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这一问题时，如果不考虑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显然不具有说服力。要想促进该地区协调发展，那么转变政府思维，努力打破各自“一亩三分地”的保守思想，积极推动产业转移尤其必要。因为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实现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溢出，还可以实现区域内的产业、技术联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京津冀地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将会成为促进该区域产业转移的强有力的倒逼机制，迫使三地做出合作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