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外围理论有时也称之为核心-边缘理论或中心-边缘理论，首先由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主要是阐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中心—外围不平等体系及其发展模式与政策主张。不少学者都使用了“中心”和“外围”这一对概念来分析世界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格局，并提出解决它们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政策设想，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中心边缘国理论就是其中之一。“中心”“外围”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后来被引入区域经济的研究中，融入了明确的空间关系概念，形成了解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关系和空间模式的中心-外围理论，其中，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R.Friedman）在1966年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较具代表性。

弗里德曼认为，在若干区域之间会因多种原因个别区域会率先发展而成为“中心”，其他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外围”。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发展关系。总体上，中心居于统治地位，而外围在发展上则依赖于中心。中心对外围之所以能够产生统治作用，原因在于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平等，经济权利因素集中在中心，同时，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创新等也都集中在中心。中心依靠这些方面的优势而从外围获取剩余价值。对于外围面临相应的提高工资水平的压力和压抑。如中心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会使外围面临相应提高工资的压力，或者是被迫增加出口弥补进口增长所造成的资金压力。因此，外围的自发性发展过程往往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中心与外围的这种关系还会因为推行的有利与中心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使外围的资金、人口和劳动力向中心流动的趋势得以强化。可见，中心与外围之间构成了不平等的发展格局。

1967年弗里德曼在《极化发展理论》中，又进一步将“中心-外围”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极化发展思想提炼为一种普遍适应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空间规划基础的一般理论模式。他对中心与外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中心的发展与创新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心存在着对创新的潜在需求，使创新在中心不断的出现，创新增强了中心的发展和统治地位。同时中心区域的成长推进了相关空间系统的发展。然而中心区和外围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也激化了各种矛盾，除非这种矛盾能通过核心区扩散效应的加速或外围区对核心区依附性的减弱而得以缓和，否则它会阻碍中心区域的发展。他还认为有六个自我强化、反馈的效应支持了中心区的成长。它们分别是主导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连接效应和生产效应。主导效应就是外围的自然、人文和资本资源向中心的净转移。信息效应是中心内部潜在相互作用的增加。心理效应是创新的成功对更多创新的刺激作用。现代化效应是中心为适应创新而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化。连接效应是一个创新引起新的创新的趋势。生产效应是为创新而提供有吸引力的结构支持，包括经济规模的增长和专业化。信息效应和心理效应常常与主导效应相伴随，而现代化效应则与连接效应和生产效应密切联系。在这些效应的作用下，中心不断的成长。相比之下，外围的发展将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弗里德曼认为，随着市场的扩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城市影响的增强，核心区与外围区将变得模糊，区际差异缩小，终将呈现区域空间经济的一体化格局。

弗里德曼在研究中把自己创立的中心-外围关系模式与任何特定空间系统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形成了空间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模式，弗里德曼提出了核心地区发展战略，以达到利用“空间经济完全一体化”来取代不完善的“中心-外围”结构的目的。他提出，规划者应使核心地区从大到小“活”起来，也就是自大到小逐级创造有利环境条件，实行诱导厂商选择区位的公共投资政策。当某一级核心区获得“自立性”增长后，就应把重点转向较小的核心区。(www.daowen.com)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些启示。

虽然中心-外围发展思想摆脱了新古典主义均衡发展论的羁绊，突出了发展的非均衡性，但是这个理论模型尚存在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第一，中心-外围之间的转化过程是否必须依赖于政府积极的干预，如果通过政策去加速这个转变过程，又如何做到恰到好处。第二，中心作用于外围的扩散效应，由于受距离衰减规律的影响，或许经济活动从中心地区扩散到它的外围附近（如城市近郊区），而不是趋于相对较远的外围区，这样就有可能使一部分地区更加“边缘化”。若是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假设就难以成立。第三，尽管有控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但也留下了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这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知道经济发展在何时已经超过了最优非均衡状态？何时非均衡态无效？第四，弗里德曼认为中心-外围结构会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从理论上讲，只要空间经济系统的运行保持非均衡性，那么中心-外围结构就不会消失。即使如此，中心-外围理论仍然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来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京津恰好位于河北的中心地带，由发达地区带动周边落后地区发展的思想符合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