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装着工作，装着事业，装着他人。这是人们对那些有所作为的人的一种褒奖、一种肯定。这些人，即使事业不是轰轰烈烈，在一方也是受人敬重的，因为他们都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人生。

武汉市鄱阳街有一座建于1917年的6层楼房，该楼的设计者是英国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20世纪末，在这座楼房存在了80个春秋后的某一天，楼房的设计者远隔万里，给这座大楼的业主寄来一份函件。函件告知：景明大楼为本事务所于1917年设计，设计年限为80年，现已超期服役，敬请业主注意。

80年前盖的楼房，不要说设计者，恐怕连当年施工的人也没有几人在世了吧？然而，至今竟然还有人为它的安危操心！操这份心的人，竟然是它的最初设计者，一个异国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这份担当能不让我们信服吗？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炼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
——林肯

74岁的军队医学专家、解放军302医院原专家组成员姜素椿，因年事已高，而且曾患癌症动过手术，所以，医院领导特批他在室外坐镇指导抗击“非典”。然而，当姜素椿看到治疗现场各种危急的情况时，他不顾个人安危，以高度的责任感，坚持站在了抗击“非典”的第一线。那些日子，这位老专家忙碌的身影不断出现在病房、手术室。他连续参加对患者的诊断、治疗总结，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和睡觉。

然而，由于体力严重透支，他不幸被感染了。姜素椿建议，立即到广州采集“非典”康复后患者的血清，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大家清楚，输注任何血制品都有一定的风险，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但在姜素椿的执意要求下，医院经过紧急论证，于3月22日，在姜素椿身上注射了这种血清。同时，医院配合其他药物进行治疗，23天后，姜素椿奇迹般康复出院了。姜素椿又回到工作岗位，为攻克防治“非典”难题继续工作着。难道我们不该为这样的奉献精神喝彩，不该为祖国拥有这样负责任的“中国脊梁”而骄傲吗？

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身体力行着这一主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天，他在对《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的修改上，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当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但他仍坚持修改，在这篇最终未能完成的仅有2600多字的短短文稿中，修改的痕迹竟达53处之多。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豪，就是因为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尽了比常人更多的责任。

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位于什邡市师古镇的民主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发生了严重的坍塌，一年级教师袁文婷为了拯救学生，青春定格在了26岁。

灾难发生时，教室里的很多孩子都吓得呆坐着，不知所措。袁文婷用柔弱的双手一次次地把自己的学生从三楼抱到了一楼，当她最后一次冲上三楼的时候，楼房完全垮塌了。在救出了13名学生后，她被压在倒塌的教学楼下。当搜救队员发现她时，她的身上压着一块厚厚的水泥板，怀里还藏着一名已经遇难的学生。(www.daowen.com)

责任的担当有时是需要做出牺牲的，教师袁文婷的举动，是她平时素养的集中爆发，只有把对学生的爱时刻装在心中，把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忠诚时刻放在心上，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才会奋不顾身，用行动让人们看到自己对责任的理解。

只要心里有了责任的担当，职责的履行肯定会尽心尽力。

“二战”时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有担当的指挥官。

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面对被纳粹宣传为有去无回的“大西洋长城”，战前是凶是吉难以预料。

因此，当艾森豪威尔下达作战命令之后，他坐在桌子旁边，默默地写下了一张字条，并把它放在制服的口袋里，准备一旦登陆失败，可以以这张纸条为依据发表。

字条是这样写的：“我们的登陆作战行动已经失败，所有士兵，无论海、陆、空三军，无不英勇作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假如行动中有任何错误或过失，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事过多年，艾森豪威尔在接受一位学者访问时，曾经谈及此事。他说，记得在南北战争时，南军在盖茨堡一役被打败，领兵的李将军只怪罪自己。李将军写信给总统说：“军队没有错，我一个人负全责。”他为此深受启发。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胸怀是宽广的，形象是高大的，这都源于他有一种勇敢的责任担当。正是这种担当，促使他认真履行职责，为千百万士兵的生命负责，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负责。在责任的履行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责任的本质的理解比我们又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