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农民的觉醒和参加，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同时，他也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而，毛泽东明确提出：“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7]为切实将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力量凝聚起来实现“两化”，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在与工农群众实践的结合中磨炼革命意志；要求工农干部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以便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当年，毛泽东的“两化”育人、强队伍重要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在此，可以举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李德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任过北京、沈阳军区司令员，党中央副主席。红军长征中任第4军10师交通队支部书记。抗战时期，由129师的一名排长升至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夜袭阳明的战斗。反“扫荡”中，他曾以1个营的兵力打垮日军的1个大队，受到上级的嘉奖。解放战争时期，他由团长升至师长，参加了上党战役和兰封战役，并率部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襄樊战役中，他指挥所部英勇作战，活捉敌中将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被中共中央记大功一次。随后，他率部参加渡江作战，并参加解放重庆、成都的战斗。抗美援朝中，他是上甘岭战役的前线总指挥。

但能有多少企业家知晓李德生出身于寒门呢？他幼时家境十分贫寒，母亲在他9岁时于贫病交加中离世。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父亲还是让他读了点书。于是，在放牛之余，他在李家祠堂里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书，前后持续了半年。他14岁参加红军队伍，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学习文化。在八庙垭战斗中，李德生左胸被子弹打穿，养伤中他阅读了《红色战士必读》、《列宁学校读本》、《干部必读》等书籍，思想和文化水平明显提高。1957年，李德生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一直到1960年返回部队，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军校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使他精心培育出享誉全军和全国的“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并迅速在全军推广。如此说来，李德生可以算是典型的从部队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了。

1935年，李德生曾远远地看到过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高个子，长头发的中年人”。毛泽东认识他，则是1968年。当周恩来宣读八届十二中全会分组会名单时，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毛泽东随即问道“哪个是李德生？”原来，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解放战争时，曾化名“李得胜”。现在听到与“李得胜”谐音的“李德生”，毛泽东自然感到分外的亲切，所以就顺口问了他的名字。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是12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随即，周恩来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李德生立即站起来，喊声：“到！”并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敬了一个军礼。毛泽东微笑着问道：“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毛泽东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李德生回答：“52岁。”^[8]

从李德生的成长过程中可见，在那些没有阶梯式地受过高校教育的人当中，同样存在很有潜质的栋梁之才。企业要发展，确实需要引进相应的研究生毕业的员工，但也不应否认实践出真知的基本事实。实际上，在公司那些普通岗位上的员工中确有可造之才。如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工人（坚持了几年建工业余学院工民建专业学习），从一名员工成为国家主要领导人，而且是一位智慧过人的领导人。由于他工作实践中坚持学习和总结，现已公开出版《为人民办实事随谈》《学哲学用哲学》《看法与说法》等著作，笔者从中摘出一段精彩论述：“许多事情我们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但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字，半边是‘反’字，没有食就会反……”他以“饭”字的结构大做文章，讲出一番非常深刻的道理。从中证明和平时期工农干部知识化的思想，也是可行的。

1939年12月，党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强调“这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尔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涌向边区，纷纷接近和深入工农群众，锻炼成为工农化的知识分子。

周文是20世纪30年代享有盛誉的大众化作家。1939年，他到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在杨家岭接见了他，并让他主持延安的大众文化工作。翌年3月，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在杨家岭成立，他主办了《边区群众报》，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广泛流传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打一报名。”谜底就是“边区群众报”。不久，由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创刊号在延安出版，毛泽东致信周文：“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9](www.daowen.com)

当时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的毕道文，不但擅长内科，而且在妇产科方面亦有相当的造诣。当地有几位不生育的农妇，经过他的治疗，居然受孕生下了胖娃娃，毕道文成了边区百姓心目中的“送子观音”，被边区人民传颂。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徐根竹，治疗陕北地方病“吐黄水病”很拿手，效果显著，使患者重获健康，极受百姓爱戴，被边区政府命名为“模范医生”。

1942年九十月间，穆青发表了《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的风采。1946年1月，穆青写了《东北抗日联军史略》，再现了抗联将士在白山黑水之间14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穆青与冯建、周原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此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1990年7月，新华社播发穆青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在穆青笔下的普通的劳动者、士兵，活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偶像，影响和教育了同时代和后一代的人。

毛泽东指出：“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10]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知识，教育离不开实践、离不开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而近年国内出现的精英教育，却很少再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事实上，通过精英教育出来的学生，加盟公司后的实际能力真的让人不敢恭维。那也正是国内MBA教育的软肋，即“学用分离”。

2008年10月，笔者随团考察了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慕尼黑科技应用大学等高校，发现许多高校所实行的“双元制”，使学生毕业可以直通就业。所谓“双元”，就是指理论与实践结合、思维与动手结合、学校与企业结合。教学内容划分为理论课、实验课、实训课、企业实习，即先在学校课堂上讲授理论（不超过3个月），再在实验室里组织进行试验，然后在实训课中做练习，最后才把学生放到公司里实习，并需取得实习合格证书。随后，当笔者考察德国宝马公司、海德堡印刷机械公司、贝塔斯曼集团等车间时，发现成批的高校学生在师傅们的指导下实习。学生在三年级时，基本上已是公司一名合格的劳动者了，可以顶岗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这样，大学生毕业时都基本具备较高的可雇佣技能。

你想，一个没有经过公司生产全过程历练的学者，其思维方式怎么会是企业经营型的呢？这样的人与企业管理者谈生产经营，能谈得拢吗？这样的学者型的人参与制定、出台的企业生产规程，生产中执行起来能不漏洞百出吗？

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平均为55岁至75岁。在未来5至10年内，全国有300多万家企业将面临着企业传承的问题。但现实是，虽然多数“富二代”都有名校学历甚至海外留学的经历，但“富二代”还应掌握更多的行业知识、管理知识等，因为实践经验也很重要。那么锻炼“富二代”最好的办法是让“富二代”先到外企锻炼，从基层员工做起，让他们充分感受开展基层工作的不易、做基层员工的艰辛。等他们了解了市场，有了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后再回来接班。据悉，为帮助企业顺利实现新老交替，近年我国有的省市成立了青年企业家商会，通过开办培训班的形式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管理企业、如何继承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等。据调查，凡是这样安排的，公司新老班子的接替都比较成功。

事实上，企业管理干部的来源途径有两个：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从基层工作成长起来的普通员工。应该说，这与当年人民解放军干部的来源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毛泽东分别针对这两部分人提出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及其相应的培养模式，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大有可借鉴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