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配，即按着适当的标准或比例加以配合或分配。如选择服饰颜色时，要注意结合穿戴者的性别、年龄、职业、体型、肤色和生活习惯等特征，以求得统一、和谐、富有特色的整体美。服装的色彩还要与人的性格、场合相协调，活泼者的服装颜色可以明朗艳丽一些，沉静内向者的服装颜色则要庄重温和一些，这样才能给人以整体的美感。

对于着装我们讲究搭配术，带队伍中的人才配置、搭建班子，同样离不开搭配术。在著名企业家柳传志颇具典型的经验中，就有“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并将“搭班子”排在首位，以此说明先要有一批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理想的人，然后协同作战，在企业内部发挥领导层的“合力”，以建立起互补型的领导结构，集中团队每个成员的长处。

毛泽东不是学军事的，但他又必须研究战争。为什么？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同来访的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时，就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他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15]山是上了，但团队怎么建、游击怎么打？毛泽东只能从书本和实践中探寻。据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竹编的书篓。无论他走到哪里，总让警卫员带着这两个书篓。在书篓里，他最常看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前一本是它确立人生信仰的重要著作之一，后一本是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践的理论武器。

而事实上，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恰如《孙子兵法》中写道的：“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意思是说，音乐之最基本的音阶，宫、商、角、徵、羽五种，但其中的混合变化，各式旋律，听都听不完。五味当指酸、甜、苦、辣、咸，但其中的烹调变化，其味无穷，尝也尝不完。五色当指红、黄、蓝、白、黑，但其中的调和变化，色彩缤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看也看不完。不言而喻，毛泽东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有限。怎么办？于是，毛泽东在加强已带上山的队伍建设的同时，收编了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队伍，特别是1928年4月与朱德率领的队伍会师，井冈山工农红军的队伍壮大起来。发挥队伍成员所长、凝聚这支队伍的力量、战胜敌人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促使他不得不琢磨怎样带队伍、带好这支队伍。

如果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人民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对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价值吧！至于借鉴多少，那就得取决于企业的需要了。

据2012年6月9日《中国新闻网》载文介绍，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出招贤榜后，有的企业以数十万的高薪聘请党组书记。温州是民营经济位居全国之冠的城市，有非公企业38000多家，已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其中包括均瑶、正泰、德力西等这样知名的企业。2010年的公开招聘让温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强中印象深刻，温州忠义集团开出20万的年薪，300多人参与竞争这个岗位。至于其中的缘由，徐强中曾作过解读：“有越来越多的温州老板，在解决了‘口袋’后，热衷于解决‘脑袋’。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成立党组织，但是老板没有经验，他们急需有经验、有想法的党组织书记。”事实上，到企业的书记任职后，大力协助总经理、董事长做员工的思想工作，加强企业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使许多党员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发挥出模范带头作用，基层党组织也成为构筑民营企业文化的脊梁。

其实，军队中的政委制度，是蒋介石访前苏联时对其大感兴趣并引入中国的。只不过后来蒋介石将其扔掉了，毛泽东沿用下来了。1923年夏，孙中山选择蒋介石为团长赴前苏联访问。9月16日，苏方安排代表团参观第144步兵团等几个军事单位。出发前，蒋介石一身戎装，英姿伟岸，出现在迎候的专车旁。但为保密起见，苏方接待人员建议他脱下军服，换上便装，蒋介石只好换装。这次参观使蒋介石眼界大开，其印象最深的是：前苏联军队中“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蒋介石考察后觉得这套制度不错，于是，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并且，他十分重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甚至说：“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很快就抛弃了这套做法。兵败大陆，徙居台湾，蒋介石后悔当年不该取消党代表制度。他说，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16]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从独立领导革命武装之日起，继续沿用国共合作北伐中国民革命军的做法（苏式政工体制），即在军、师、团各级设立党代表或指导员，担负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秋收起义余部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将党代表一直设置到连一级。从此以后，我军仿效前苏联红军时期的称谓，将团以上单位的党代表改称为政治委员，将连党代表改称为政治指导员，营党代表改称为政治教导员，而且这一称谓至今仍在沿用。

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委员一职，职责为领导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事实表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如果领导者素质单一，存在明显弱项，就不适于担任政委一职。实际上，选军事主官相对容易，选一个好政委则比较难。刘伯承元帅曾经说过：“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都要听政委的。”他还有句口头禅：“政委的话，就是命令。”^[17]

如果我们阅览一下罗荣桓元帅简历的话，便晓其然：自三湾改编后他一直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上下领导干部中公认的政治工作专家，而且他在军事方面也不是外行。

1930年春末夏初，毛泽东建议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真可谓，一个有着锋芒不露的禀性的林彪；一个有着知人善任的眼睛的罗荣桓。

林彪打仗作战这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但他高傲自大，个性比较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相处、很难共事。在林彪担任28团团长时，几届党代表都被他弄得不欢而散，离他而去。

1929年年初，红军离开井冈山时，上级又从31团调来何挺颖担任28团党代表。何挺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领导干部，在大余与敌作战中，不幸负重伤。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意嘱咐陈毅及时转告该团团长林彪，要想办法把他抬走。林彪根本不听，仍然让何挺颖骑马，结果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后来，红四军将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他有意见，采取了直接到前委告状的形式，以至把谢唯俊也给挤出了一纵队。

1930年春末夏初，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为安排红四军政委一职可以说很伤脑筋。当时，毛泽东觉得必须选一位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毛泽东选中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让罗荣桓与林彪搭班子，既能充分发挥林彪所长，又能有效抑制林彪的弱点。事实表明，毛泽东这一用人的搭配术是高明的。他们合作后，罗荣桓对军事训练、后勤工作都抓得井井有条，连性格褊狭的林彪也感到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于是，军长和政委之间，一时相安无事，红四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这也是林彪领导下的部队战斗力强、总能打胜仗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林彪与罗荣桓的合作，毛泽东说过：“谁说林彪和政委处不好？林罗的配合就不错嘛！”^[18]当然，在东北战场上罗荣桓与林彪有过争论，这也是工作中常见之事。(www.daowen.com)

在企事业单位管理者中，一涉及组织上为单位搭班子，有的人就向组织上讨价还价，过于强调合作者的毛病，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弱项，从中验证了那句歇后语：“乌鸦飞到黑猪腚上——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这样的管理者，不仅缺少大局观念，而且脑子里缺少辩证法，不能客观地对待同志。既然如此，怎么能与对方合作得好呢？

从历史上来看，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高级指挥员，大都有过军事主官与政治主官岗位调整的经历，可谓军政兼优。

平型关大捷以后，115师从板垣师团缴获大量的军用物资，团以上干部都分得一件黄呢子军大衣，师长林彪也不例外，同时他还挑了一匹骏马，名唤“千里雪”。1938年3月2日清晨，林彪不听警卫员的劝说，独自一人到住地村外去遛马。一出村，便策马奔驰，清脆的马蹄声一路响起，不觉之中便踏进了国民党阎锡山部队防区。这当儿，阎军的一个班长发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东洋种马，向这边飞驰而来。他当即认定这是日军军官，即下令开枪。枪声过后，林彪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之后，林彪只好离开115师，赴苏疗伤。115师师长一职由谁担任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选罗荣桓。

此后，罗荣桓长期担任115师师长兼政委，独当一面地领导山东军民的对敌斗争。1939年8月，驻鲁日军第32师团决定对我115师展开“扫荡行动”。在罗荣桓的指挥下，全歼日皇族长田敏江混成大队，此战被八路军总部和国民政府嘉誉为“模范的歼灭战”。同时，罗荣桓独具匠心地创造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即在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我军可主动跳出敌人包围圈，“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粉碎敌人的“扫荡”。当时山东《大众日报》宣传“翻边战术”时，还以为这个提法搞错了呢，不敢排版付印。其实，这是对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原则的巧妙运用。在“翻边战术”作用下，山东抗日军民取得了留田突围，海陵、郯城战役等重大胜利。毛泽东为此致电嘉勉：“所取方针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19]并说：“山东只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20]即向北可进军东北，向西可支援华北，向南可威逼南京。

战争年代，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合作过程中，许多重大作战的方案，都是刘邓一起商定、一起签发和共同指挥的。如1947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的兵力，企图分东西两路将刘邓大军合击于定陶、曹县地区。8月26日晚，刘伯承在河边指挥部队侦察徒步渡河的可行性。当时，尾追之敌19个旅已紧跟上来，先头部队离他们只剩15公里。危急时刻，邓小平果断建议：“伯承同志先过去指挥部队，际春（张际春）同志一同过去掌握部队。我和李达留在这里。李达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刘伯承立即以命令的口吻，斩钉截铁地说：“政治委员说的，就是决定。立即行动！”^[21]翌日，刘邓大军全部徒步渡过淮河，敌人合击刘邓大军的企图破产。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以后的一天，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空投下很多蒋介石的传单，警卫员捡到传单后递给司令员和政委。刘伯承因视力不好，就问邓小平：“还有我们两个人的照片？”邓小平风趣地说：“是啊，用不着我们花钱，白洗了这么多照片！”空投下来的传单上，还印着蒋介石的手令，上面写着：谁能活捉刘伯承、邓小平，悬赏500万元。刘伯承笑了：“想不到我们很值钱嘛！抓住我们他就成了百万富翁了！”邓小平说：“这正是蒋先生的悲剧，他悬了多少次赏，能把共产党人怎么样？”

被称之为“军神”的刘伯承，不仅在军事理论上颇有建树，而且也很善于从政治角度去思考军事问题，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曾多次强调应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教育，使军队“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战！也只有当它懂得为什么而战——掌握了真理，它才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善于以政治来战胜敌人。”^[22]

马云在阿里巴巴公司的管理中，就借鉴了共产党军队管理智慧中的“政委体系”。据说，“政委体系”便是马云从军事题材连续剧《历史的天空》和《亮剑》中获得灵感的。所谓的“政委体系”的底层称为“小政委”，具体分布在城市区域，与区域经理搭档；中层与高级区域经理搭档；上层是阿里巴巴的人力资源总监。这些政委主要起督查的作用，马云希望能够从一线员工开始进行价值观的传输。

在马云的管理词汇里，使用了大量的我党常见词汇，比如“延安整风运动”、“抗日军政大学”、“南泥湾开荒”。“延安整风运动”是指统一价值观；“抗日军政大学”是培训干部团队的管理能力；“南泥湾开荒”则是培养销售人员面对客户应有的观念、方法和技巧。

2011年春节期间，马云来到福建龙岩市上杭“古田会议”的毛公山。那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马云通过媒体解释：“军事是业绩导向，业绩和政治思想是对立的，但是毛泽东把它们合起来。这就是当年红军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原因，它不是纯粹打仗的组织，而是一个完成政治任务的组织。”分析得如此通透，类比得如此恰当。

近年来，由于某些公司经营管理上不够畅顺，公司团队带头人便从中外历史上寻找起“搭配术”来，当然包括林彪与罗荣桓、刘伯承与邓小平合作的事例，由此引申出公司是否可尝试“双首长制”的讨论，并对现行“一长制”之利弊作以分析，认为其优点是权力集中，效率较高；其缺点是个人智慧才能有限，处事难免有思虑欠周或失误。再者，“一长制”的主要负责人如选择不当，还可能出现其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的弊端。而权力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出现大问题。如果引入“双首长制”，那么就可以对公司发展诸问题，进行充分的协商讨论，最后集体作出决定，最大限度地避免工作上的失误、事故的发生。

诚然，公司不可能完全照搬军队的做法，但可以汲取其中有价值的某些成分，根据这些原理来设计组织机制，以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的管理和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