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亦勃是从事某一建筑材料经营的公司总经理，经过七年多的发展，公司年均销售额以5600多万元递增，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上升。不过，章总最近的心情非常郁闷，因为他麾下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公司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一个是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副部长，几乎同时被另一家较有名气的公司挖走了，并随他俩又跟去了5名业务骨干。

伴随着企业发展的结构性调整，企业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已很普遍。尤其挖走的关键人物再带走几个业务骨干，就等于一支队伍拉过去一大半。为数不少的公司都是以这种方式被搞垮的。即便不被搞垮，公司也会招致伤筋动骨般的重创。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稳定的团队自然会为公司带来稳定的发展。那么，管理者应以何种措施来掌控企事业单位的团队呢？当年，毛泽东的做法为此提供了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毛泽东鉴于对秋收起义失利原因的总结，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从组织结构上确保了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三湾改编后的连党代表、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罗荣桓曾经回忆：“三湾改编，实际上是人民军队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1]两年后，红四军党的“九大”通过的决议，再次强调“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确立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

“枪指挥党”，必然乱党、乱军。如红军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四方面军在懋功两河口会师后，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张国焘自恃军权在手，兵多将广，妄图用枪指挥党，要求改组中央军委。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分头找政治局的同志谈话，商量怎么办。张闻天说：“那就把我担任的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他吧。”毛泽东说：“那不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不能给他，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2]朱德和周恩来也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让给他。后来，他们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毛儿盖会议上，又作出决定成立一个统管一、四方面军的总司令部，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可张国焘嫌这个官小，还是不满意。

朱德在中南海的一个座谈会上说到：一、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到阿坝时，他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将北上的部队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接着，告诉中央毛主席，没有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队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3]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因为，当时红一方面军已同国民党军苦战了八九个月，伤亡很大，精疲力竭，可张国焘却凭借手中人多枪多这张王牌，向党要权，拒绝统一行动，这不等于在红一方面军背后又插了一刀吗？

张国焘阴谋破产后，继续一意孤行，竟于1935年10月5日成立了伪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他自封为“主席”。1936年年初，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彻底粉碎了张国焘企图以枪指挥党的阴谋，有效地聚拢了革命队伍。

针对张国焘叛逃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4]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这“四个服从”是建立党内生活正常秩序，保证全党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的根本原则。回顾一下，当公司里出现矛盾、出现纠纷，公司带头人难以决断的时候，这“四个服从”使用得还少吗？解决了许多大的难缠问题，谁帮了你的大忙？是毛泽东提出的“四个服从”。

也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的批准。无论是什么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倘若不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都别想调动军队的一兵一卒，且不说利用手中的指挥权干坏事了。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谈到大军各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时，毛泽东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自己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就与汪东兴说过：“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5]尤其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此前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这些都是促成这次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因素。(www.daowen.com)

197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6]他认为，一个人镇守一方，一待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同年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集中参会。当时，毛泽东给了王洪文（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在将帅面前树点威信的机会，委托他点名。

王洪文点的第一个人名，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喊道：“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两眼望着天花板，就像没看到他似的。其实，此时许世友正在心里暗骂：“我许某人的大名是你喊的吗？你坐政治火箭行，领导军队不行！”

得完成主席交给的任务啊！于是，王洪文又壮着胆子，点了一次：“许世友！”本来室内很安静，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发出挺大的响声，霎时，大家目光齐聚在许世友身上。周恩来总理看在眼里，立刻从王洪文手里拿过名册，他根本用不着看名册，便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刚才还很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周恩来点过名，就宣布了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要求。

事后，当邓小平谈起这次对调时说：“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7]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其实，就军区司令员对调所形成的“干部交流制度”而论，它的历史意义就值得传承和发扬下去。因为，它是培养、监督、激励、爱护和发现管理者的有力举措。当然，这一措施的关键点，仍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会油”和邓小平所说的不允许“有个团团”。现在，为数不少的企事业单位也采取这种办法，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实际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胜利之本。如长征，可称得上一次危难中的战略转移，但却成为一次彪炳史册的胜利进军，诚如毛泽东所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8]晚年的张学良也曾感慨：“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能创造出长征这样的奇迹。”后来，在事关辽沈战役成败的塔山阻击战中，刚刚20岁的张万年是团通信股股长。至今，这位中央军委原副主席依然刻骨铭心：130余人的连队打到最后就剩五六个人，我们的战士那真是与阵地共存亡。涌现出“八断八接的通信英雄”王振英，为了保持电话通畅，他不怕牺牲，最后把电线两端咬在嘴里，用身体当导线……以自己对党的忠诚，实践着以“党指挥枪”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近些年，有的人总对“党指挥枪”的原则说三道四，喜欢照搬并鼓吹西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实际上，持此观点的人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特点，是不符合现实、不切合实际的。试想，在我国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当军队失去强有力的控制力时，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当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把斗争矛头指向军方高层后，国内混乱的局面便升级了。就目前来说，在我国社会历史条件下，除了中国共产党，又有谁能够真正控制得住军队呢？

其实，家族式的管理公司，怕的是兄弟阋于墙，即一旦企业出现了问题，私营企业主不能秉公处理，利益向血缘偏倚，容易招致中坚力量的反戈一击，这样，即便再坚固的大厦也会突然土崩瓦解。段永平曾经把“小霸王”从昔日负债累累，做到产值逾十亿，可以说在市场上风光无限，然而段永平仅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被称为“打工皇帝”）。他认为，必须有更先进的激励机制，否则会失去发展的原动力。当怡华集团高层拒绝段永平这个要求后，段永平毅然带着精兵强将出走，“小霸王”霸气全无，从此偃旗息鼓。红极一时的广东“太阳神”在鼎盛之日，“兄弟都成了对手”，它今天的竞争对手之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以前的“旧部”。^[9]所以许多私营企业主说：内部打击的痛楚比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更具毁灭性。

应该承认，企业的性质是不同于军队的，不存在党的绝对领导问题。然而，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单位的人属于谁的，力避分裂、留住人才（尤其是关键人才），以保持军队战斗力、企业可持续发展。虽说企业经营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宜完全照搬毛泽东掌控军队的做法，但却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而且，这些启示并没有过时。目前，我国仍在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你不妨比较一下，国内还有比共产党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组织吗？而这个组织中的多数党员都是有信仰或曾经追求过信仰的。对于信仰活动中的个人，其信仰感情越强烈，信仰态度就越虔诚、越执著、越坚定，最大限度地达到信仰需要的心理满足。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借助多数党员信仰党的组织力量去巩固企业组织呢？更好地发挥党员在企业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对此你不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