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团队内部的团结，将直接决定着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实现内部团结的有效方法，毛泽东认为，就是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即“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6]

其实，1935年的遵义会议就是一次党内军内民主生活会，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分歧的成功范例。参会者对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原因开诚布公地做了分析，不留情面。毛泽东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指他代表中央作的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张闻天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也表态；“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7]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毛泽东“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参加会议的伍修权曾回忆说：“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8]由于这次会议成功地实现了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又促进了党和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会前，红军被动挨打、濒临险境，转移胜利无望；会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掌握了行动主动权，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调动敌人，引领党和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困，实现了北上到达抗日前线的目标。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些企事业单位很难开展起来，即使开展也存在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问题。出现“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拍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的现象，真乃“阿婆留胡子——不正常”！结果，那些勇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拿起批评武器、敢讲真话的领导和员工，常常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处于被孤立的状态。(www.daowen.com)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央老部长们曾经不止一个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毛主席的威严，怕周总理的认真。”“怕”总理，主要缘于周总理的严厉，“刺刀见血”，以及他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负责精神。有一次，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有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因所念稿子不是自己写的或太紧张，不但有的话念不成句，而且有时还念错了，闹出笑话来。周总理强忍气愤，提醒说：“不对！看清了再念。”那位部长眯细眼睛又看着念一遍。接下来，情况尤为糟糕。于是，周总理很恼火地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然后，周总理随口说出了相应的几个准确数字。这时，在座的其他部长沉不住气了，把已经准备好的材料又悄悄地翻来翻去，生怕出岔子，挨总理批评。

徐向前元帅曾经说过：“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然而，对于许多企事业单位的团队来说，形成好的作风、真要认真开展自我批评也很难。难在哪里呢？首先难在“面子”上。在众人面前要把自己的毛病和短处摆出来，有些同志总感到羞于出口，于是要么泛泛而谈，要么躲躲闪闪……诚然，对此也确有“刺刀见血”的企业。曾在华为任过中层干部的汤圣平先生，在其出版的《走出华为》一书中，就曾写道：“华为的民主生活会是要刺刀见红的，挠痒痒根本过不了关。每季度例会肯定要做一次自我批判，不是只在你的领导面前，而是在众多的同事面前。每个人都得过这道关，‘不要脸’才会进步，华为通过民主生活会让你认识自己，让大家把缺点暴露在阳光下。”他还分析道：“华为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是爱面子，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往往就来自于这些善意的或恶意的爱面子。华为这种‘不要脸’的精神和行动，让员工把各自的主张和诉求通过组织的渠道有序地舒解出来，人际关系在人们没有猜忌和隐瞒的轻松气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纯洁。”^[9]对此，陈云说得好：“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10]是啊，为使华为更稳健地发展，不断提升华为团队的竞争力，他们就是这样地勇于挑战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