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成功的企事业单位团队带头人,无不是在虚心征求员工意见的基础上慎重决策的人。企业经营中,尽管带头人殚精竭虑,仍难免出漏误。而要想减少失误,必须善听逆耳之言,集群智择善而从之,既可裨补疏漏,又可打通各种淤滞,从而提高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若独断专行,闭塞言路,员工积怨难舒,后果必是离心离德,企业一盘散沙,最后走向衰败。
毛泽东是一位非凡的军事家,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很多人认为解放军打胜仗,就是靠毛泽东个人的军事才能:指挥若定,用兵如神。很多影视作品中,也常常这样描写大战中的毛泽东:一个个决策由他拍板,一份份电报由他亲自拟定,挥手间,樯橹倾翻,灰飞烟灭。
对于我军战争中的胜利,掌管过情报工作的刘伯承元帅打了一个经典的比喻,如同“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徐向前元帅也曾说过:“《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对情报工作,毛泽东至少赞评过两位英杰:一是称王诤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对于他在粉碎张国焘另立中央阴谋破灭中做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拍着王诤肩膀说:“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二是毛泽东称赞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8]
毛泽东虽然具有极高的军事才能,但也并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事实上,每当需要做出重大军事部署时,他都十分注意听取前方战场首长的意见,及时修正或否定已作出的决策,民主风范尽显其中,使我军作战部署更符合实际,所以胜仗不断。
1949年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第二野战军发布攻取大西南的命令后,所辖各部攻城略地迅速,鉴于此,刘邓命令各部加速推进,攻占重庆。不料,刘邓于11月27日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二野缓进重庆。
对重庆是急攻还是缓进?刘邓的作战方案与毛泽东电报指示截然不同。但是,刘邓认真分析了当时战场上实际情况后,邓小平果断地说,重庆应尽快夺取,南川罗广文兵团一旦被我拿下,占领重庆则如探囊取物。况且,……重庆是西南重镇,工业发达,早日夺取重庆,不给蒋介石以从容破坏重庆工业的时间,以便拿下重庆,尔后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9]基于上述考虑,刘邓当即给毛泽东回电,提出尽可能提前渡江,进占重庆。
第二天,即1949年11月28日晚8时,毛泽东从善如流,挥毫复电刘邓:“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信赖之意,跃然纸上。
随即,刘邓下达了攻占重庆的命令。29和30两日,三兵团一部迅速控制重庆外围长江南岸地区。蒋介石慌了手脚,29日下午乘汽车直奔重庆白市驿机场,在美龄号座机里躲了一夜,30日凌晨,蒋介石的座机仓皇起飞,逃往成都。当天重庆落入我军之手,致使蒋介石破坏重庆的计划落空,重庆工业设施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毛泽东这种虚怀若谷的作风,与蒋介石刚愎自用的独断专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蒋介石经常出现决策失误,战场上败仗连连。
从事台湾媒体工作多年的王丰先生,是这样披露蒋介石推卸责任、不做自我反省的:唯一可惜的是,蒋介石似乎不能从战场上一连串的失利惨败中汲取教训,深自悔惕,反而在其日记中频见各种遁词……竟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斯大林、马歇尔、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而未见只言片语对自己领导风格的缺点、国民党当局政经决策的诸多失措进行反省。[10]曾与蒋介石共事20多年的张治中先生回忆说:“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说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11]1949年1月,《东南日报》记者访问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陈仪表示:“国事至此,要有勇气认错,要有勇气改过。”蒋介石听说后,骂道:“娘希匹!”“这不是指我吗?我有什么错,错在哪里?”随即陈仪被免职,并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罪遭逮捕,被绑架到台湾,翌年杀害于台北马场町。(www.daowen.com)
其实,团队带头人所能掌握的情况、具备的经验是有限的。如果通过民主管理这种形式,把团队成员的合理意见集中起来,那么许多困扰团队带头人的难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等一行6人,作为国民参政员的代表,从重庆飞抵延安参观考察。几天来,黄炎培等亲身感受到延安浓浓的民主和平等的气氛。离开延安前,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到他窑洞的家中做客。彼此长谈时,黄炎培直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无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后“人亡政息”,这简直成了一个历史的周期率,不少政权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他问毛泽东,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呢?毛泽东十分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黄炎培说:“您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泽东同黄炎培的这段对话,可谓破解了一道千古难题。
后来,在1962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并且,毛泽东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在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最后垮台了。他强调,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13]
“大跃进”遭遇的重大挫折,使毛泽东很内疚。因而,每当他到地方视察工作,看到地方同志做自我批评时,心中多少有些不安,自我反思。如1959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同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杨尚昆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企业团队带头人非常重视民主管理,如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获得者、青岛港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主持青岛港工作以来,凡是遇到大事需要决策时,总是先与局党委一班人交换意见,通过会议征求职工代表意见,最后由局党、政、工领导联席会议决定,并且主持制定了四级民主管理等管理制度,使单位各项工作稳步发展。
当然,在企业民主管理方面,也有存在问题的企业,如三九企业集团的赵新先,一人担任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四个重要职位,“一言堂”的管理模式一直保持到他退出三九舞台。2007年6月27日,赵新先因“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深圳市罗湖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与他当庭判处徒刑的,还有该单位的三名高管。四人获刑案由,主要在决策收购香港昌腾公司股权、进而控股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梅沙海景高尔夫项目时,“在未作评估、未经集团党委讨论、未报上级审批、未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超越职权决定或积极推动涉案股权收购协议的签订、履行,致使三九集团遭受重大损失,造成恶劣的影响”。[15]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对“三九事件”的评价时,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少有地“动怒”了,他认为这是“一摊烂事”,实乃“打鱼的烂网,千疮百孔”啊!
“庄稼怕天旱,做事怕蛮干。”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曾讲过“淝水之战”发生前,前秦的皇帝苻坚作决策时的情况。当时,前秦内部对于要不要攻打东晋看法不一,讨论时有人主张打,有人不主张打……可谓莫衷一是,各执一词。于是,苻坚就把他的弟弟苻融拉到一边说,不要听他们的,从古至今,凡大事都是一两个人决断。这就像大路旁边盖房子,来来往往的人都要指指点点,这个认为这样好,那个认为应该那样,房子永远也盖不好,所谓“筑室道旁,无时可成”。对此,苻融也极力主张不要攻打东晋,并力陈反对开战的理由。苻坚认为苻融“不达变通”,还是独自决定攻打东晋。结果前秦大败,全军覆没,前秦也很快就灭亡了。这一独断专行、蛮干的结局,理应作为企事业团队带头人的历史启示,并应牢牢记取。
从1981年杰克·韦尔奇入主GE起,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韦尔奇使GE的市值达到了4500亿美元,增长了30多倍,排名从世界第十位提升到第二位。韦尔奇也成了全世界薪水最高的首席执行官,被誉为全球第一CEO。可以说,其辉煌业绩生成的不可或缺因素,是与韦尔奇的“实现集体智慧最大化”步骤密切相连的。
韦尔奇在自传中强调,管理GE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打滚”。“打滚”,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公司经营管理中遇到疑难问题时,管理者“把一大群人召集在桌子旁,不管职位高低,大家一起就某个困难问题进行急诊”。韦尔奇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实现集体智慧最大化”的步骤。他认为,对于管理者来说,“让每一位员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来是CEO最主要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了。我把自己比作海绵,吸收并改进每一个好点子。”作为公司团队的带头人,必须应有“海绵思维”的习惯,即海绵是可以吸收大量液体的,公司搞经营也必须大量吸收别人的经验为自己所用。话又说回来了,毛泽东知识那么渊博、管理经验那么丰富,还不错过任何机会接受和采纳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呢,我们就更应该集中和珍视员工们的“好点子”了。所以,那些经营有方、业绩辉煌的企业带头人切勿滋生骄傲自大情绪,切实从毛泽东的人生经验和教训中汲取管理智慧,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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