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公司的员工，缺乏事业心和责任心，工作作风散漫，上班迟到早退，领导在场时工作态度积极，领导不在时消极怠工。一天8小时领导紧盯着员工干活又不现实。有的员工甚至是整天不见人影。更让领导难以忍受的是，有的员工还利用上班期间干私活。对这些问题，多数领导就是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其结果则是“风过云散，平平淡淡”。

鉴于此，有的公司大力开展了“严肃劳动纪律，整顿工作秩序”的专项活动，其目的旨在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增强员工遵守公司纪律的自觉性。

拿破仑·希尔曾经说过：“自觉自愿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美德，它能驱使一个人在不被吩咐应该去做什么事之前，就能主动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执行纪律就是“应该做的事”，那就应该自觉去做。

应该说，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执行纪律方面，是存在着文化差异的。据说，我国沿海某城市的一家外资企业，有一对男女青年员工处朋友，男员工是中国人，女员工是英国人，双方都是硕士学历打底。一天晚饭后，女员工让男员工骑摩托车带她出去兜风，男员工欣然“遵命”，随即便出发了。当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红色指示灯闪烁，男员工一看没有警察，一踩油门就冲了过去。这时，女员工让男员工马上停车，跳下车后，非常严肃地对男员工说：“红灯你都敢闯，以后你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跟你在一起我心里不踏实……”朋友关系由此结束，男员工十分沮丧。数月后，这位男员工又结交了本公司的一位中国姑娘。星期天，两人商定去郊游，路上又遭遇红色指示灯，立马将摩托车停在警戒线后。女青年边嚷嚷、边从车上跳下来，非常气愤地对男员工说：“你连红灯都不敢闯，胆小鬼，以后你还能有啥作为，跟你在一块还不得喝西北风，分手！”我国的交通规章、条文颁布的还少吗？可问题是，企业中有员工经常像这位男青年一样，纪律虽有，但执行纪律的自觉性不强。

1956年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80位工商界民族资本家，想听听他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意见。会上，毛泽东态度随和而亲切地说：“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3]代表们在会上纷纷表态，要求将经营的企业转为国营。转为国营，是自觉自愿的吗？

其实，毛泽东对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基本策略，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将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

毛泽东是既不赞成强迫也不喜欢欺骗的。因为，他从来都很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而只有唤起人们的热情，才能既可以达到目的，又不会降低威信。

实际上，企业团队管理员工也是如此，无论他们处于生存需求的哪层次，都有他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这种需求就是他前进的最大动力。当年，我们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而不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那些质朴的农民兄弟来说，只有“打土豪、分田地”才能解决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才最实际。只有这样的口号，才能激发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与敌人拼杀的动力，给人所需，解人所困，自然会使人“乐此不疲”。

由此可见，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不可以采取暴力的手段来实现目的，也不可以采取欺骗的方法一时得逞。只有将不愿意转化成愿意，将不得已变成很兴奋，才能真正有效地激励员工，增强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断提高执行公司纪律、完成任务的自觉性。

战争年代，由于我军不断对指战员进行使命教育，在他们阶级觉悟、思想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都能够自觉地遵守部队的纪律和各项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形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好局面。1940年5月，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到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随朱德同行的是警卫部队385旅的三连。根据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回忆：“到了星期天，战士们可以轮流上街购买日用品，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的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到处流传着八路军战士的美谈。卫立煌知道了，就问朱总司令：‘你们的兵这样随随便便上街，如果乘机开了小差，怎么办？’朱老总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办的。我还没有听说过星期天上街开小差的事。’看着他不解的神色，朱老总接着又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一条，他们都是自觉的革命战士，懂得只有抗日救国才是自己的出路。抗日救国最光荣，当逃兵是最可耻的。’卫立煌连连点头：‘是啊！我们现在治军，要都能达到你们这样的境界就好了。’”^[4]不言而喻，国民党军队士兵“乘机”开小差的事件屡有发生；不然，为什么卫立煌在治军问题上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www.daowen.com)

在中国历代军事家中，应该承认有一些将领也能通过关心部属集聚军心。如吴起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名将赵奢凡有赏赐，必分给部属。然而，这些都是个人行为，不是军纪规定的，贪财的将领则为多数。曾国藩就曾利用同学、同乡和师生关系控制军队。而毛泽东带队伍，则是通过充分加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和团结作用，不断凝聚这支人民军队的。恰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所写的：“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5]所以，红军以及后来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绝少出现整个建制的哗变或叛逃。而这支队伍的领袖毛泽东，在后来党内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压制时仍然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成为我军广大官兵遵守组织纪律的楷模。

所以，领导干部在对员工纪律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他们的精神培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6]对此，毛泽东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儿：“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纪律就建立在这个自觉性上。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7]也就是说，人的自觉能动性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力量的发挥。企业带头人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教育途径，唤起员工遵守企业纪律的觉悟，在为企业发展添光增彩的同时，也将自己塑造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

对于增强员工遵章守纪自觉性，企业团队带头人应该将着力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克服“片面的命令主义”管理，有针对性地对员工进行遵章守纪训练。

命令主义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必然做不好工作。只有当群众心齐之后，一切事情才会好办。而齐心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不自愿就不会齐心。比如打仗，不光指挥员要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通过对指战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明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认识共同目的，这样才能士气高涨，当然也就能够打胜仗了。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命令主义，主张在一切工作中要善于启发群众的觉悟，依靠群众的自觉行动。

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也是如此。哪个公司建起后，不订出几条规章制度，但事实上从经理到员工，都能够始终遵守并能坚持下去吗？不会的。因为，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有的经理说，今年我们公司招收的员工思想基础比较好，但也只能在入厂后的一段时间能够做到自律，谁能保证他们能够持久地做到自律？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8]因而，公司需要对员工进行经常地遵章守纪教育和训练，让员工十分清楚地知道“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道理，促使他们不断增强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并且认真抓好落实。

第二，结合典型故事案例，提升员工“遵章守纪、按标作业”的责任感。

要使员工认识到，对执行纪律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因为它不是弹簧，而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2012年10月，太原车辆段党委针对同年9月因翻板锁故障造成的一般D类事故，在全体职工中开展了岗位安全风险大讨论，增强职工从事客车工作“风险无处不在”的忧患意识，从而自觉履职尽责。该厂实行“快奖快罚、重奖重罚、有功就奖”的原则，先后对73名发现车辆典型故障的职工给予了8100元重奖，对发生的24起安全问题及时分析，严肃定责，强化安全奖惩教育，鞭策职工主动从严落标。并且，邀请已发生安全问题的职工家属访岗、座谈，签订《职工、家属共保安全协议书》，让“瘪了‘钱袋子’、轻了‘菜篮子’、小了‘米袋子’”成为家属督促职工遵章守纪、按标作业的催化剂。同时，段党委还收集整理了140个正反典型案例，编印成《遵章守纪、按标作业》教育学习资料手册，下发至基层的乘务组，使职工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触发大家遵章守纪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