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思想？就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显然没有其他工作来得那么直接、明显。不然，为什么强调做思想政治工作要“耐心”呢？然而，思想对执行力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诚如威廉·詹姆斯所说：“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播种一种思想，就收获一种行为。”海尔公司张瑞敏先生也说过：“如果一个员工思想想不通，你派十个人都管不住他，如果想通了，你不用管他，他都会努力工作，因此思想通了，一通百通。”此话说得多透亮。

运动场上，我们许多人都看过“多人绑腿跑”的游戏，凡是经过严格训练，步调一致，配合默契的队伍最后都能跑到终点，取得好成绩。这类游戏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一个企业要提升经济效益，关键是要有一支团结争先的队伍；而且，这支队伍必须心齐，才能步调一致，才能实现共同的目标。其实，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使大家劲拧成一股绳、步调一致呢？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经过井冈山一年多斗争实践，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已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政治训练的一法”了。他分析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1]并强调：“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思想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做到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参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2]所以，必须通过“政治训练的一法”，不断对红军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为自己、为工农而战斗的历史使命。

目前，为数不少的企业带头人不善于运用“政治训练的一法”，甚至忽视或贬低对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他们错误地认为，员工每天所想的就是干活挣钱、养家糊口；能吃饱喝足了、穿好了，就掂掇着弄个房子了，对我们当领导的讲理论、讲大道理，不感兴趣。所以，对员工搞思想教育，没有什么意义，搞不搞都行。

那么，企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呢？依笔者来看，在企业面临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时、企业发展战略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经济陷入困境时……如果企业团队带头人能出场讲话，对统一领导层思想认识，你能说不会起作用吗？如果企业团队带头人会上会下做某些下属、员工的思想工作，你能说不会起作用吗？事实表明，企业团队带头人只有运用好“政治训练的一法”，才能妥善解决好下属、员工们的情绪问题，真正认识到抓住机遇、加快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厘清企业的每一个人与企业发展的关系、企业利益与国家大局的关系，以便减少企业改革工作的阻力，确保企业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

对此，我们别停留在理论上探讨企业是否需要“政治训练的一法”，先来了解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实施“此法”所产生的作用。这才是硬道理，你才能信服。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两支地方武装的领袖，据守井冈山。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区后，他就说服部下“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对他们（指袁、王武装）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3]为此，毛泽东对这两支队伍展开思想政治工作，多次与袁文才谈改编事宜，耐心听取他的意见。有一次，毛泽东与王佐谈了大半夜，事后王佐对何长工（红军）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1928年2月，毛泽东将这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宣布改编后，士兵们剃去长发，换上新军装，学唱歌曲，学习演戏，茨坪山上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王佐也入了党，部队后来扩编为红军第5纵队，王佐做了副司令。毛泽东成功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为我军后来改造旧式军队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的“政治训练的一法”也大放异彩。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国民党军心涣散、溃不成军；然而，后来有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甚至指挥官还是这些原国民党的军官，这支军队却能奇迹般地变得生龙活虎、斗志昂扬，其表现在三四年后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却能将剽悍的美军赶出三八线！如原国民党第60军起义改编后的第50军，竟然打出了让志愿军统帅难以置信的战绩：率先占领汉城（今首尔），成为一面旗帜，该军军长曾泽生曾动情地对彭德怀司令员说：“我们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抬头了！”彭总一听，立即纠正说：“这是什么话呀？不就是起义改编的部队嘛！我彭德怀不也和你一样出身旧军队？我彭德怀从来就没有把你们当后娘养的看待！”“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4]1964年，当叶剑英元帅前往第50军视察“大比武”前，朱德元帅特意叮嘱：“50军是起义部队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把这支部队建设好！”可见，毛泽东的“政治训练的一法”，在对敌对势力营垒的争取、促使腐朽势力演化为新生力量，为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服务中，卓有成效。

那么，如果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又会怎么样呢？

1928年4月，红四军组建以后，围绕怎样建军和带兵诸问题，在领导层内部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对“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曾力图加以纠正，但因战事频繁而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后，这些矛盾愈加突出，以至在红四军“七大”上，不仅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会议接受，而且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还落选了。会后，红四军内部思想尤为混乱，连吃败仗，损失惨重。虽然紧急召开了红四军“八大”，但仍在无组织状态下争论不休，也没弄出个子丑寅卯来。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的原因时说：“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这一佐证，很有说服力。

1929年8月，陈毅前往上海。抵沪后，他与在中央主持军事的周恩来说：“我是夹在朱、毛之间，好比是依偎在秦晋之间的小国，遇事只得采取折中平衡的办法，求得矛盾的缓和。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我当前委书记，真是勉为其难。现在毛泽东同志已离开部队去蛟洋指导闽西工作，我真是有些担心啊！”

周恩来说：“红四军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中央也有责任，你夹在中间，心里很为难，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央想征求你的意见，红四军前委书记究竟由谁担任好？”^[5]

陈毅毫不迟疑地回答：“非毛莫属。”

对此，周恩来对陈毅的高风亮节非常钦佩。他说：“那你的工作呢？”

陈毅说：“我仍回红四军工作，我回去要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www.daowen.com)

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党内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真是高兴啊！”

然后，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看过后，给予高度称赞，仅改动两个字，经过中央讨论获得通过。

陈毅回到闽西后，便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九月来信”决定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报告，初步阐述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将我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这时，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各项主张，才被红军各级指挥员认可和接受下来。随之而来的，便是红四军在革命战争中的发展与壮大。

“政治训练的一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某媒体刊载：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南京军区第174医院随即召开全院抗震救灾紧急动员会，其中50名专业医疗队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4医院的一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坚决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关注灾区、情系灾民，随时准备奔赴救灾第一线，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6]会后，全院有219名医务人员向党组织递交了请战书，向组织上表达了到救灾第一线参与抢救受伤群众的强烈愿望。对于那些因时间紧迫，已经身在飞机上、列车上、汽车上的部队，也没有忘记“思想动员”这一重要环节，即部队首长传达上级指示，将任务明确地落实到每个单位和人头身上；如果在时间容许的情况下，还要组织官兵谈认识、表决心，然后再投入战斗。接下来，看到的就是在救灾中官兵们个个斗志昂扬、干劲十足的精神风貌，可歌可泣的感人场面。

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7]他认为，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对于企业团队带头人做员工思想教育的思路，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捋顺下来。

一是充分利用公司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文化娱乐、思想教育、学习培训、活动聚集、才能展示、宣传引导阵地，树正风、刹歪风，使公司内部形成健康有序的管理秩序。

二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力，促进员工思想道德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提升，促使公司产品、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与升级（没有经济效益富得流油而文化建设处于空白的公司）。

三是通过说服教育和沟通的方式，帮助职工将问题和矛盾化解在基层。人与人最长的距离为冷漠，心与心最短的距离为关爱。解决好员工的后顾之忧，使其在公司里充分发挥作用。

四是大胆探索新形势下联系员工的方式和方法，从根本上改变思想政治工作中“老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状况，摸索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新措施。

毛泽东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8]如共产主义学说首先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正因为有人为其“造势”，才有了觉悟的无产阶级，才有了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共建党初期，除了掌握真理以外，没有经费，没有军队，甚至连合法地位也没有，但共产党就凭传播真理走遍天下、赢得众望所归，创建了新中国。

华为总裁任正非认为，企业做思想工作一定要“造势”，要努力造成一种强大的、拥护主流价值观的舆论氛围，要使公司从上到下人人赞同，并且要长期坚持下去，就会产生出效果来了。他的这一主张，既符合企业员工的思想变化规律，也符合毛泽东强调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思想，十分有利于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任正非主张“造势”造出了人生辉煌，在2011年以11亿美元首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全球第1056名，中国第92名。在《财富》杂志中文版第七次发布中，位居“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榜单之首。

至于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张瑞敏曾经讲过：“《圣经》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欢迎，就是在里面穿插着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推广某个概念，配合讲故事的形式是一种很可取的方法。”如海尔人都知道砸冰箱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在传播企业的质量理念、创新理念。还有在美国的玫琳凯，为了推行富于创新的文化经常向员工讲述的故事是：有一次，一个人对爱迪生说，他在发明蓄电池时，一共失败了25000次。但是这位卓越的发明家如此回答：不，我并没有失败，我发现了24999种蓄电池不能用的原因。这样更容易为广大员工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