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三角地区金融产业依托技术进步带来的金融创新和产业发展契机，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在推动金融回归本源的同时，加大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严控金融风险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发展。

一、长三角地区金融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举措

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改革、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推动金融创新

在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方面，上海通过加大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的互动，提升科技金融的能级。早在2015年8月，上海银监局就出台了《关于上海银行业提高专业化经营和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六专机制”和“新三查标准”^[1]两大体系的思路，从政策框架层面上指导上海银行业搭建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平台。2017年9月，上海银监局与上海市科委又联合发布《上海银行业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行动方案（2017—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上海银行业支持科创中心建设的策略、任务、目标和“4465”的科技金融框架。^[2]这通过优化作业模式，创新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差异化实施金融机构内部资金成本核算、不良容忍度、尽职免责等措施推动科技型企业发展创新资金需求。目前，上海银行业科技金融的专业化机制已初步建立：截至2017年年末，上海辖区内共有挂牌科技支行7家，科技特色支行89家，科技金融从业人员1483人，其中7家科技支行的科技企业贷款余额为97.34亿元，有效专利客户占比约90%，贷款客户拥有8706件专利，户均专利件数为41.26件。此外，以投贷联动方式支持的企业315家，贷款余额60.9亿元。^[3]

温州借助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契机构造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三位一体”合作体系，通过构建市、县、乡三级农合体系形成集产销信用为一体的合作体系，为此，他们成立了全国首家以“公司＋会员”制形式的实体平台——温州瓯海农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整合专业合作社的生产优势、供销社的流通优势和银行的信贷优势。截至2017年年底，温州已获省级信用评价A级以上农民合作社1616家，开展信用合作的合作社占全省的52%以上，并发展出各类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395个，农民合作社资金互助会70家。^[4]湖州市、衢州市围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推动金融支持生态环保产业的建设，包括推动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与总行或省级分行的绿色金融合作，鼓励总行或省行在当地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业务中心）或绿色金融专营分支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在试验区发起设立民营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支持生态环境项目和绿色产业发展。推进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和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等专业性金融机构等参与绿色金融业务。同时，建立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评价指标，探索开展绿色银行评级。丽水作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按照服务“三农”，深化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最大限度实现农村基本产权可抵押、可融资，通过探索和深化城乡一体化的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下沉，初步建立了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5]

江苏也从供给侧加大推进金融创新发展的力度。2016年11月25日，国务院批复《江苏省泰州市建设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将泰州作为全国第一个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开展金融改革试点，形成“泰州样板”。一年多以来，通过健全银行业组织体系、增强证券业实力、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等措施加强机构建设、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资源、围绕民生健康产业发展推动金融产业创新、建立金融与实体互动良性促进区域发展的“机制”等措施推动江苏的金融改革进入改革发展的“快车道”。^[6]此外，江苏省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和扶贫，截至2017年年底，江苏省全行业涉农贷款余额6452.67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7041.78亿元，制造业贷款余额3494.8亿元，向355.6万户农户授信2929.6亿元，全年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24.44亿元，惠及贫困户12.85万户。^[7]

安徽在2017年加大了对支持实体经济的股权投资紧紧的支持力度。于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和资本创新体系的实施意见》，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挂牌、提升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平台服务功能、深化科技金融创新、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并设立省级种子投资基金、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重一创”产业发基金和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基金、量子科学产业发展基金等一系列政府引导基金。截至2017年年底，安徽共设立或拟设立的总规模1070亿元的省级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体系。此外，安徽还设立6家科技银行支行、3家科技保险专营机构、2家科技融资担保机构，并开展科技保险试点等推动科技创新。在金融精准扶贫、“劝耕贷”、扶贫小额信贷等普惠性金融创新等方面也加大力度。2017年安徽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居全国第3、中部第1位，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57.65亿元、位居全国第二。^[8]

（二）多管齐下防范金融风险

上海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当作“一场输不起的战役^[9]”。一方面，上海抓紧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各类监管机制，如通过制定《网络借贷平台管理办法》和相关配套规则，形成全方位、广覆盖的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机制。同时进一步在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基础上完善非诉讼的金融消费纠纷第三方解决机制，使金融监管部门从具体的纠纷调解事务中解脱出来，并积极推动金融法院在上海的设立，^[10]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金融检察职能惩治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见》，这些举措都为营造更好的金融法治环境创造了条件。上海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都从自身加强了风险意识，提高抗风险的能力，根据上海市保监局公布的信息：截至2017年年末，上海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80.3亿元，较2016年年末减少23.79亿元；不良贷款率0.57%，较2016年年末下降0.11个百分点，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保险企业也严控风险。如太平人寿就建立了从执行层、监控层到监督保证层的三道防线，形成从纪检监察、监事会、风控合规、稽核审计的“四位一体”监督机制。作为上海金融集聚核心区的陆家嘴金融城借助上海新型金融业态监测分析平台和楼宇大数据平台，对区域内100多栋楼宇近5000家类金融机构进行了线上线下排查，形成潜在风险名单、重点监测名单和预警处置名单的“三张名单”，构建金融风险防范的全网络，打造全球金融风控的高地。^[12]

浙江也加快了省级层面的地方金融管理立法，提出要研究制定《浙江省金融管理条例》，制定了《浙江省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明确要通过金融立法“给业界一个清晰的规则，构建风清气正的金融环境”，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13]温州借助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契机，将信用建设和深化企业风险处置作为化解金融风险的源头，在国内率先建成“信用＋金改”的民间金融组织非现场监管系统，形成“政府牵头、监管督促、银行帮扶、行业自律、企业自救”风险防控和化解体系，使其银行业不良率从最高时的4.68%下降到2017年年末的1.92%，自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爆发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为民间融资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监管参照。^[14]

为加大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力度，江苏省将省政府金融办公室调整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为后续金融监管改革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铺平道路。有序开展合规银行建设，制定行业合规体系建设三年工作规划，组织合规管理“五合一”综合大检查。同时，推进行业审计工作转型升级，将审计覆盖面扩大，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并加强了对高风险机构风险的处置力度，专门成立工作班子帮助其化解各类风险，问题机构不良贷款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在此基础上，江苏省还帮助金融机构开展内控和案防等，从而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15]此外，如苏州还建立了金融风险大数据监测预警平台，对全市1.5万家投资理财类企业进行全天候自动监测。

安徽也加强了整治非法金融活动，防控金融风险的力度，深入开展了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并根据中央的要求按照“分类整改，稳妥释放风险”的原则平稳有序地推进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同时，加大了对非法集资的处置力度，对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进行专项排查和积案化解。2017年，安徽省没有发生一例重大风险案件，全省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1.57%，低于全国平均0.28个百分点，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16]

（三）打造金融集聚区，优化金融环境

上海积极围绕“一城一带”金融集聚区建设，通过优化金融环境进一步提升服务金融业发展的能力。2018年3月，英国智库机构Z/Yen发布的第23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研究报告（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3，简称GFCI23）中，上海进入第6名，仅次于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东京。在优化金融环境建设中，全球中央对手方协会（CCP12）^[17]于2017年11月在上海外滩发布首个清算行业国际标准——《CCP12量化披露实务标准》，“外滩”标准的诞生提升了上海金融服务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水平，为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清算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增添新动能，标志着上海更深层次地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和行业标准制定，有助于中国加强在国际金融监管政策、行业标准制定中的参与权和影响力。^[18]2017年12月，《2017中国（上海）金融人才指数》在沪发布，该指数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主办，聚焦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第三方支付等7个金融细分行业，从人才规模、人才学历和人才待遇等三个维度展开分析，能够全方位动态监测上海金融人才发展状况，并科学预测上海金融人才发展趋势。

浙江杭州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明确，到2020年，杭州要建设成为以互联网金融创新和财富（资产）管理为特色的全国一流新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为此，浙江则围绕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打造金融新地标，该集聚区将构建起金融机构总部、金融要素市场、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金融大数据产业协同发展的财富管理产业链和新金融生态圈，成为具有强大资本吸纳能力、人才集聚优势、创新转化能力的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创新中心。^[19]目前，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钱塘江金融城、望江新金融集聚区、海创园科技金融集聚区等一系列金融特色小郑已初具规模，已集聚各类金融服务机构3200余家，管理资产规模超万亿元。^[20]

江苏则围绕南京河西中央商务区和江北新区，努力打造升级版区域金融中心和江北新金融中心。在河西中央商务区，江苏省主要集聚“江苏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江苏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区”“江苏省创业投资集聚示范区”“南京市互联网金融示范区”“宁台金融合作先行区”等一系列平台，已集聚近400家各类金融及准金融机构，其中金融机构法人总部13家，各类省级以上金融一级分支机构70余家。各类产业基金、股权、创业机构百余家，募集资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初步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业为主体，私募基金、金融租赁、融资担保等新兴金融为补充，中外金融机构并存，功能较为完备的多元化金融体系和全方位的金融发展格局。^[21]江北新区则是围绕新金融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金融中心，重点集聚金融资产管理、区域股权交易、科技金融和保险创新等新金融业态。^[22]

（四）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金融开放

2017年，长三角地区依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外开放的契机，加大了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2017年6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指引（2017年版）》正式发布，通过进一步梳理汇总金融领域有关外资准入的规定，提高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为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进行有益探索。2017年7月，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债券通”）正式上线试运行，境外投资者可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在交易、托管、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从而在不改变业务习惯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通过香港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截至2017年11月末，共有65家央行类境外机构投资者、291家商业类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161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债券通”入市投资渠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2017年9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已成功投产，截至2017年年底，CIPS共有31家直接参与者，677家间接参与者，CIPS（二期）将以更丰富的系统功能、更高效的业务服务、更全球化的清算网络，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二、长三角地区金融产业发展现状分析^[23]

近年来，长三角金融产业迅速发展，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可以反映出来：

（一）金融业增加值增长迅速，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上升

从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情况来看，除浙江外，^[24]2011—2017年，三省一市金融业增加值从8057.75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274.59亿元，增长了69.2%。其中上海金融业增加值由2011年的2277.4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5330.54亿元，增长了1.34倍，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增加值的比重由11.7%上升到17.7%；江苏金融业增加值由2011年的2600.1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6011.13亿元，增长了1.31倍，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增加值的比重由5.3%上升到7.8%；安徽的金融业增加值由2011年的503.8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447亿元，增长了1.47倍，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增加值的比重由3.3%上升到5.9%^[25]。

图1　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金融业增加值情况单位：亿元

图2　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单位：亿元

从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金融业发展情况来看，除浙江的城市外，^[26]其他城市金融业快速增长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如以江苏各主要城市为例，2013—2016年，^[27]南京的金融业占比从10.6%上升到11.8%，苏南地区的苏锡常三市占比分别从7.4%、5.6%、5.7%上升到8.6%、7.5%和5.9%。合肥从2011年的4.9%上升到2016年的7.7%，芜湖从2011年的2.4%上升到2016年的4.4%，安庆从2011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4.8%（见表1）。

表1　2016年长三角主要城市金融业占比　　（单位：%）

（二）金融集聚资金的功能进一步增强，资金使用效率明显提高

一是从吸收存款的能力来看，普遍呈现存款上升的趋势。如2011—2017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吸收的存款从20.42万亿元增加到39.53万亿元，增长了将近1倍。其中上海吸收的存款从5.8万亿元增长到11.2万亿元，增长了93.2%；江苏吸收的存款从6.6万亿元增长到13万亿元，增长了97.7%；浙江从6.1万亿元增长到了10.7万亿元，增长了76.2%；安徽从1.9万亿元增长到4.5万亿元，增长了1.35倍。

图3　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存款情况（单位：亿元）

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也呈现存款逐步上升趋势。其中存款增速最快的如合肥，2011年吸收的存款从582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4235.4亿元，增长了1.45倍，其次如南京（1.21倍）、连云港（1.18倍）、徐州（1.15倍）、南通（1.13倍）、常州（1.08倍）、扬州（1.02倍）都保持了较快增速。事实上，同期杭州存款增速也不低，存款增加了98.3%。但温州（48.7%）、金华（60.5%）等地增速较慢（见表2）。

二是从贷款的能力来看，长三角地区贷款能力明显提高。如2011—2017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发放款从15.2万亿元增加到29.4万亿元，也增长了将近1倍。其中上海发放的贷款从3.7万亿元增长到6.7万亿元，增长了80.6%；江苏从4.8万亿元增长到10.2万亿元，增长了1.13倍；浙江从5.3万亿元增长到了9万亿元，增长了69.5%；安徽从1.4万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增长了1.51倍。

表2　2011年和2017年长三角主要城市吸收的存款额　　（单位：亿元）

*为2016年数据。

图4　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贷款情况　　（单位：亿元）

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也贷款额逐步上升趋势。其中贷款增速最快的芜湖，2011年发放的贷款从715.9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211.5亿元，增长了1.48倍，其次如连云港（1.45倍）、合肥（1.43倍）、徐州（1.41倍）、南通（1.40倍）、扬州（1.33倍）、南京（1.26倍）、苏州（1.02倍）都贷款增长1倍以上。但同期浙江地区贷款增速除湖州（91.5%）、嘉兴（99.7%）外，贷款增速都比较低，特别是温州贷款增速只有35.4%，由于借代风险增大，传统金融机构收缩贷款的趋势明显。

表3　2011年和2017年长三角主要城市贷款额　　（单位：亿元）

*为2016年数据。

三是从存贷比的视角来看，江苏和安徽基本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江苏的存贷比从2011年的0.73上升到2017年的0.79，安徽则从0.71上升到0.76。同期上海和浙江则呈现出存贷比先降后升的走势，其中浙江从最高时2014年的0.90下降到2016年的0.82，2017年回复到0.84，仍然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反映出浙江传统金融资金面持续紧张的情况并未结束。另一方面上海资金宽松的情况持续存在，其存贷比从2014年的0.65下降到2015年的0.51，2016年后虽然有所反弹，但仍然只有0.60的水平，资金一直比较宽裕。

图5　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存贷比变化情况

从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来看，各城市有升有降。其中江苏各城市除常州和镇江的存贷比有所下降外，其他城市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苏州的存贷比在2017年甚至达到了90.6%，资金压力可能在后续经济的发展中比较突出。浙江各主要城市除嘉兴和金华存贷比有所上升外，其他均出现下降，但部分城市资金压力仍然较大，如宁波的存贷比仍然高达97.9%。安徽合肥和芜湖的资金压力也非常突出，特别是芜湖地区2017年存贷比达到了98.7%的高位，合肥存贷比也高达94.1%，都体现除这些地区在高速发展中的资金压力较大的现实特征。

表4　2011年与2017年长三角主要城市存贷比变化情况

（三）金融和保险市场保持持续稳定增长，金融服务民生建设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上海作为国内金融市场最集中的地区，2011—2017年，虽然2015年下半年金融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随后逐渐回升：2017年达到1428.44万亿元，接近2015年的水平（1462.73万亿元），是2011年的3.79倍。其中风险较高的金融期货市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都有显著调整，如金融期货市场2017年交易额（24.59万亿元）只相当于最高时的2015年交易额的5.9%，期货市场2017年交易额（89.93万亿元）相当于2014年的71.1%，股票市场2017年的交易额（51.12万亿元）相当于2015年的38.4%。但风险较低的市场如债券市场交易额达到247.34万亿元，银行间市场达到997.77万亿元，分别是2011年的11.4倍和5.1倍，创历史新高。

表5　2011—2017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融资）额　　（单位：万亿元）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逐渐显现。2017年证券市场股票融资额达到7578亿元，债券融资14938亿元。长三角三省一市上市公司的数量逐年上升，2011—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上市公司数从749家上升到1241家，其中上海达到312家，江苏达到385家，浙江达到415家，安徽达到102家。

图6　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上市公司数量变化单位：家

从长三角主要城市上来看，苏锡常和杭嘉湖地区是上市公司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苏锡常地区上市公司数达到218家，占江苏上市公司数的56.6%，杭嘉湖地区上市公司数达到161家，占浙江上市公司数的38.8%（加上宁波的73家占比达到56.4%）。安徽的上市公司则主要集中在合肥（45家），占安徽全省的44.1%。

表6　长三角主要城市上市公司情况　　（单位：家）

数据来源：wind。

长三角地区的保险市场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总保费收入从3264.7亿元增长到8290.8亿元，增长了1.54倍。其中上海由753.1亿元增长到1587.1亿元，增长了1.11倍，江苏由1200亿元增长到3449.5亿元，增长了1.87倍，浙江由879.3亿元增长到2147亿元，增长了1.44倍，安徽由432.3亿元增长到1107.2亿元，增长了1.56倍。

各省市的保险深度和密度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上海的保险深度从2011年的3.86上升到5.27，保险密度从3208.2元增加到6562.8元；江苏保险深度从2011年的2.44上升到4.02，保险密度从1519.2元增加到4296.1元；浙江保险深度从2011年的2.72上升到4.15，保险密度从1609.6元增加到3795.3元；安徽保险深度从2011年的2.83上升到4.02，保险密度从724.36元增加到1568.5元。

图7　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保费收入变化单位：亿元

表7　2011—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保险深度和密度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布的保险额、地区生产总值和常住人口数据计算得出。

从长三角各主要城市的保险行业发展来看，各市均保持了较快增速，其中如南京、苏州增速都在两倍以上，安徽合肥、芜湖等地也都有较快增长。

表8　长三角主要城市保险市场情况　　（单位：亿元）

（四）股权投资成为新的热点，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更加紧密^[28]

近年来，国内股权投资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的股权投资机构达到1.3万家；管理的资金达到86545.9亿元，比2016年增加17888.7亿元；当年募集资金17888.7亿元，增加4176.6亿元；投资案例10144起，增加1024起；投资金额12111.5亿元，增长4662.4亿元。其中长三角地区作为股权投资活跃地区，共有股权投资机构4521家，占全国的将近40%；投资案例3333起，占全国的32.9%；投资金额3169亿元，占全国的26.2%。其中上海有股权投资机构2147家，仅次于北京（2554家）和广东（2930家）；发生投资案例数1635件，仅次于北京（2951件）和广东（1735件）；投资金额1914亿元，仅次于北京（4686亿元）。浙江有股权投资机构1513家，发生投资案例数868件，投资金额653亿元；江苏726家，发生投资案例数705件，投资金额482亿元；安徽135家，发生投资案例数125件，投资金额120亿元。

（五）金融科技促进金融创新，新型金融机构在规范中稳步发展

2016年后，随着互联网金融的热潮逐渐消退，基于原有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上的新型互联网金融企业进一步创新和迭代，并将一系列新的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运用新的金融业态中，并通过从“用户规模和用户体验”模式向凸显客户价值的“金融科技”转变促进了传统金融机构与新金融业态的融合与和合作。金融科技“促进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强化市场稳定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风险配置，推进精细化发展”。^[29](www.daowen.com)

长三角地区作为金融科技最发达的区域，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如在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正式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中的21家金融科技企业（主要是互联网金融企业）中，杭州的蚂蚁金服以750亿美元估值排名全部161家独角兽企业的第一位。上海的陆金所以估值185亿美元列全部独角兽企业的第九位，在所有金融科技企业中居第二位。在全部21家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中，杭州有4家企业，数量仅次于北京的7家，总估值795.2亿美元，远高于北京（256.5亿美元）。上海也有4家企业，与杭州持平，总估值363亿美元，仅次于杭州。

表9　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中金融科技企业估值排名

（续　表）

数据来源：科技部《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从互联网信贷平台发展情况来看，经过2016年和2017年两年的整改，长三角区域内的网贷平台在规范中继续保持发展态势。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平台总数597家，占全国的30.9%，其中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正常运行的平台数分别是261家、233家、62家和41家，分别居全国第3、4、6和8位。三省一市成交总额11706.1亿元，占全国的41.7%，其中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正常运行的平台数分别是6777.4亿元、4234.4亿元、563.8亿元和130.5亿元，分别居全国第2、4、6和12位。此外，长三角地区的贷款余额达到4746.2亿元，占全国的38.8%。^[30]

与此同时，一系列问题平台被整改或者停业，其中上海和浙江2017年停业及问题平台分别有92和90家，网络信贷平台进入规范发展时期。这也带来了网络信贷平台服务对象的快速增加：如上海已成为国内网络借款人数最多的省市，2017年年底达到170.67万人，比2016年增长了67.05%；浙江省2017年投资人数也达到47.86万人次，比2016年增长705.52%。2017年网贷借款人数在长三角地区呈现出爆发性增长趋势。^[31]

从互联网众筹平台来看，长三角地区也是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从数量上看，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和江苏众筹平台数分别为27家、21家和9家，分列全国第3、4、6位，少于北京（57家）和广东（43家）。筹资规模上，上海、浙江和江苏众筹平台数分别为50.65亿元、31.25亿元和20.07亿元，分列全国第2、3、6位，稍微落后北京（54.84亿元）。

图8　2017年众筹平台数量分布情况（单位：家）

数据来源：盈灿咨询

图9　2017年众筹平台数量募资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盈灿咨询

三、长三角地区金融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回首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获得了长远发展，但是长三角地区金融产业仍然面临着稳增长、促改革和防风险艰巨任务，特别是在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竞争形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增加、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不确定风险前提下，2018年，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前行：

（一）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了未来我国金融发展的主基调，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理应率先有所突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017年9月，上海就发布了《上海银行业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行动方案（2017—2020年）》，明确了上海银行业支持科创中心建设的发展策略、重点任务和规划目标，提出了支持科技创新的“4465”科技金融框架。上海资本市场也积极助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通过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机遇，主动拥抱“新经济”。浙江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若干意见》，明确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486”框架。^[32]江苏从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科技企业上市融资、金融机构创新科技融资模式、科技担保和科技保险以及科技金融园区建设等五个方面推动金融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安徽通过发挥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大金融对科技产业化的扶持作用。

二是金融对中小企业等普惠性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自2003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普惠金融以来，一直是党中央高度关系的问题，如2015年7月和11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强调了发展普惠金融，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2018年，长三角各省市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力度方面仍然将得以继续。

三是金融对绿色金融体系支持问题的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因此，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对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部署，长三角地区的浙江被纳入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金融理应在“美丽中国”的进军号令。

（二）依托金融科技推动金融产业规范发展

长三角地区是科技金融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据浙江互联网金融联盟发布的全国首个金融科技中心指数《2017金融科技中心指数》（Fintech Hub Index，简称FHI）显示，长三角地区的上海（第2位）、杭州（第4位）、南京（第8位）均进入前10，其中上海在金融科技产业指数和全国金融科技生态指数方面均列全国第2位（仅次于北京），金融科技体验指数居全国第3位（次于杭州和北京），杭州在金融科技体验指数居全国第1位，金融科技产业指数和全国金融科技生态指数列全国第4位。上海、杭州和南京在金融科技应用广泛的网贷、众筹、第三方支付、大数据征信和区块链五大行业体验均位居前列。^[33]金融科技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金融布局版图，2017年，杭州提出了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战略构想，上海、江苏等都对金融科技发展给予高度关注，随着金融科技在金融领域的持续应用，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将更加紧密。

（三）加强长三角地区金融协同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后，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加快：2017年11月，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在南通召开。2018年1月在苏州召开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2018年4月在浙江衢州召开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八次市长联席会议等。长三角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力度进一步加大，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从原来长三角合作的“三级运作”机制转向合署办公模式，使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增强。同时，围绕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时间表和路线图正在紧张进行中。金融作为长三角地区重点讨论与推动的专题是长三角共同探讨的话题之一。目前，长三角地区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和开放的需求，如何与浙江的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和南京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协同发展，以及如何把上海自贸区和浙江宁波—舟山自贸区改革的经验对接，如何将上海金融改革的经验与浙江温州、丽水、衢州等地，江苏江苏泰州等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经验共享是未来长三角地区金融协同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建立长三角地区金融重大事件的常态化应急响应及紧急处置机制，构建完善的跨区域金融风险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机制，以防范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区的风险传递。特别是要明确对跨区域非法金融活动案件联合惩戒的处置原则、方法、标准和具体的可操作流程，从而保护好消费者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好区域金融安全与稳定。

（四）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金融的对外开放

2018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也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桥头堡的长三角地区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从2018年5月1日起扩大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每日额度，并争取在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等一系列国家金融改革重大举措，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业需要抓住对外开放的“高峰”和“潮头”。目前，上海正在积极对接国际金融市场，参与全球市场定价，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如2017年4月，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正式上线人民币计价的“上海金”期货合约产品。2018年3月，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推出国内首个以人民币计价、境内外投资者同台交易的金融产品原油期货，“中国版”原油期货初步展露国际范。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共同设立的合资设立的中欧国际交易所也上市了第一支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D股。上交所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建设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并与中金所、深交所组成联合体成为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的战略投资者。长三角地区应积极融入这些金融市场，共同打造中国金融市场“走出去”合力。

执笔：刘亮

【注释】

[1]“六专机制”指的是“专营的组织架构体系、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专用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专门的管理信息系统、专项激励考核机制和专属客户的信贷标准”。“新三查标准”是“在借鉴创投机构做法的基础上，鼓励商业银行执行具有“创投基因”的信贷标准与流程”。

[2]“4465”指的是经营模式的“四个转变”（从“房变钱”转为“纸变钱”，从“向后看”转为“向前看”，从“常规军”转为“特战队”，从“单干户”转为“合作社”）、“四可原则”（“商业可持续、政策可托底、风险可控制、激励可相容”）、“六项主要任务”（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加大对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布局的金融支持力度、推进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建设、创新专业化经营模式、主动前移金融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六项措施）和“五项保障措施”（银行监管与政府扶持的协同效应、监管规则的正向激励作用、科技扶持政策延伸到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数据共享机制、业务指引与培训）。

[3]《上海银行业科技金融专业化机制初步建立》，《经济日报》2018年1月29日。

[4]《温州成功创建秘诀：创新“信用＋”模式拿下多项全国第一》，浙江在线，2018年1月10日。

[5]《丽水市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师姐浙商网讯，2017年7月12日。

[6]上述资料来源：《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泰州样板”：建设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9月21日。

[7]《江苏2017年金融运行保持总体平稳》，《江南时报》2018年2月14日。

[8]《安徽省2017年金融市场运行报告》。

[9]《应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上观新闻》2018年1月29日。

[10]2018年4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上海金融法院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11]根据银监会发布的2017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7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4%。

[12]《陆家嘴构建金融风险防范全网络》，上海浦东门户网站发布，2017年12月18日。

[13]《浙江省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

[14]《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从“温州试点”走向“温州经验”》，浙江在线，2018年2月23日。

[15]《江苏2017年金融运行保持总体平稳》，《江南时报》2018年2月14日。

[16]《安徽省2017年金融市场运行报告》。

[17]全球中央对手方协会是由从事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清算机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自愿结成的全球性、非营利民间组织，于2016年6月落户上海，并于2017年1月正式开业，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

[18]《CCP12，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标配》，https：//www.sohu.com/a/203531769_481711。

[19]《浙江绘就2018年金融蓝图“防风险”“促实体”引发热议》，浙江在线，2018年1月10日。

[20]《杭州金融业稳步迈入“千亿元俱乐部”》，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2018年1月9日。

[21]《南京努力打造升级版区域金融中心——江苏省金融研究院举办扬子江金融论坛侧记》，《上海金融报》2018年1月6日。

[22]《江北新区大动作！123亿打造江北新金融中心》，南报网，2018年2月10日。

[23]该部分2011—2016年数据未做说明均来自于该省（市）《统计年鉴》（2012—2017），2017年数据来自各省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数据为作者根据上述数据来源进行的计算。

[24]浙江的产业分类在2013年做了一些调整，因此，2016年的数据与2011年数据不能直接比较，但即便如此，浙江的金融业增加值从2013年至2016年也仅增长了9.1%（从2795.13亿元增加到3050.61亿元），浙江的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不快的趋势仍然存在。这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2010年以后，浙江金融产业由于受到一系列“违约”事件的影响，原有的产业发展模式受到冲击，因此发展缓慢；二是随着金融科技发展，传统金融业在浙江发展迅速，可能这部分产业增加值没有反映在金融业中。

[25]由于这些省在公报中未单独提供金融业增加值的情况，这些数据只能追溯到2016年该省《统计年鉴》提供的地区增加值中第三产业分行业的“金融行业”数据。

[26]浙江杭州从2011年的10.6%下降到2016年的8.9%，宁波从7.3%下降到5%，温州从8%下降到6.5%。

[27]《江苏统计年鉴》提供的金融业分地区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

[28]该部分数据均来自清科集团《2017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回顾与展望》，http：//www.zero2ipo.com.cn/。

[29]谢平：《互联网金融报告（2017）》，《华夏时报》2017年3月23日。

[30]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31]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32]4个重点领域（支持科技人员创业、科创企业发展、科技服务业、创创产业基地建设）、8项主要方式（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科技创业投资与信贷服务、科技类信贷产品开发和创新、科技信贷专营机构、科技融资担保、科技保险、资本市场融资、债券市场融资）、6项举措（工作体系、财税政策、财政科技投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监管和服务、服务平台建设）。

[33]《2017金融科技中心指数发布，杭州这次又拿了个第一》，《浙商》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