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寓于区域之中，上海大都市圈是“上海—上海大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带”圈层发展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在“城乡空间布局”章节提出“以都市圈承载国家战略”，并指出依托交通运输网络推动90分钟通勤范围内，与上海在产业分工、文化认同等方面关系紧密的近沪地区及周边协同形成同城化都市圈格局。《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亦将“构建上海大都市圈”作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内容和要求。本文主要对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以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建设，进一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一、上海大都市圈概念的由来与界定

上海大都市圈构想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深厚的规划基础，分别表现在上海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4次城镇体系规划布局中。虽然最新文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并未明确提出上海大都市圈具体空间范围，但从国内外发展实践和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情况看，以“1＋6”即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为组成部分的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划分较为合理。

（一）上海大都市圈在主要规划文件中的演变

上海大都市圈建设起源于上海城镇规划体系，虽并未在正式出版的官方文件中明确规定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范围，但上海建设都市圈的思想由来已久。1959年，上海城镇规划体系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为“发展卫星城镇”，在当时的“城市总体规划草图”中，闵行、嘉定等卫星城与上海中心城区构成上海大都市圈的雏形，也为进一步城镇体系发展奠定空间发展基础。

1986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首次确立“中心城—卫星城—郊县城镇—农村集镇”的四层城镇体系并获得国务院批复。中心城由相对独立的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核心区构成；卫星城包括宝山、安亭、金山、闵行、吴泾、松江和嘉定，且每个卫星城的主导产业相对稳定，互有差别；郊县城镇和农村集镇主要承担产业人口生活和居住功能。

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为防止中心城蔓延和郊区无序发展，规划方案在“城镇布局”板块明确统筹“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镇”的合理布局和建设，推进中心城市人口疏解和功能提升，新城发挥“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并利用各城镇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发展中心镇、一般镇以及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共规划1个中心城，11个新城，22个中心镇，88个一般镇，以及2000个中心村。

2006年上海“十一五”规划重整城镇体系布局，提出“1966”城镇体系规划目标，包含1个具有综合经济社会功能的中心城，9个以嘉定、松江和临港为重点的新城，60个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新市镇，以及600个左右具有居住和观赏功能的新型农村集中居住社区。“1966”城镇体系的建立主要是从上海整体空间布局考虑，促进中心城区人口疏解，吸引农民进镇，并提高郊区农村土地集约水平。

（二）国外主要都市圈（区）的界定方法^[1]

从主要先发国家实践来看，都市圈（区）的划分往往突破城市行政边界，以经济社会联系密度作为划分都市圈（区）的关键指标，作为以行政区划为单元进行城市管理的有益补充。笔者梳理主要先发国家美国、英国和日本划分都市圈（区）的实践经验，以期对上海大都市圈/都市区的划分和应用形成启示。

美国开创了以非行政区域划分城市管理单元的国际模式，1910年首次提出“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1950年推出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的界定规范，成为国际范式。根据美国划分都市区的最新文件《2010年都市区界定标准》，都市区的空间范围是“人口超过1万的城市区域以及用通勤量表征的与城市区域之间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郡县”，并根据城市区域人口密度的高低，将都市区划分为两类，即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 Area）和小都市统计区（Micropolitan Statistic Area）。^[2]

英国统计了多种除行政区划外的城市管理单元，其中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划分“通勤区（Travel To Work Area）”，仅以区域间劳动力通勤关系的变化为唯一指标，划分就业空间。英国通勤区的识别步骤为：首先测度任意两个超级产出区域（Super Output Area）之间通勤密度，其次随着人口总量变化选择通勤率为66.7%—75%的相邻通勤区间，最后由计算机迭代程序产生互不重合、覆盖全国的通勤区，构成相对独立的地方性劳动市场。^[3]

日本国内划分了两种典型的都市圈（区）空间单元，分别为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和城市就业区（Metropolitan Employment Area and Micropolitan Employment Area）。都市区的空间范围由一个或多个人口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及与中心城市通勤比例超过1.5%的周边市町村构成。^[4]城市就业区由人口密集区及与人口密集区通勤率超过10%的周边市町村构成。^[5]

（三）本文所指的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范围

理论上讲，都市圈或都市区为同城化程度较高、协同性较强和联系密度较高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区域。根据国外划分都市圈（区）的实践，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范围应包含和仅包含与上海经济社会交往密度较高的周围区域。目前正式出版的官方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构成，对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界定多见于学者研究。其中郑德高等（2017）对上海大都市圈圈层结构和空间范围的界定较为权威，利用时空通勤距离、经济联系频次等方法确定上海大都市圈“1＋6”即包含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在内的空间范围。

2018年初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正式提出上海大都市圈概念，提出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虽然规划并未明确指出上海大都市圈的具体空间范围，但“1＋6”即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已在相当程度上获得规划界和学术界认可，成为上海大都市圈建设的具体承接区域。结合学术理论、国内外实践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所指的上海大都市圈包含“1＋6”即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7个城市。

二、上海大都市圈的经济发展概况^[6]

2017年，上海大都市圈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人均生产率均有所提升，经济总量平均增速7.8%，经济结构向服务经济迈进，人均生产率平均增速9.6%。从经济比重看，2017年，上海大都市圈GDP总量占全国比重和占长三角比重水平与2016年基本持平，略有增减。

（一）经济向好，经济总量较去年平均增长8.1%

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增速较快，从总量看，7个城市2017年经济平均增长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9%。其中舟山增长最快达11.3%，其次为南通、宁波和嘉兴市，年均增长7.8%。

图1　2017年上海大都市圈经济总量及增速

（二）结构优化，二、三产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高

2017年，上海大都市圈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二、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6年的96.3%增加至2017年的96.5%。其中，上海一产比重最低为0.3%，二产和三产比重分别为30.7%和69.0%，出现典型服务经济特征。无锡和苏州经济结构类似，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3∶47.2∶51.5，以及1.4∶47.0∶51.5。南通二、三产经济比重基本持平；宁波二产比重高于三产比重6.8个百分点；嘉兴二产比重高于三产比重9.1个百分点。舟山一产比重仍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为10.6∶39.8∶49.6。

图2　上海大都市圈产业结构^[7]

（三）生活富裕，人均GDP为全国水平的2.1倍

2017年，上海大都市圈人均GDP平均达12.5万元，2016年为11.4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增长7.1%；2017年，全国人均GDP为6万元，2016年为5.4万元，按可比价格平均增长6.3%。2017年，上海大都市圈人均GDP约为全国水平的2.1倍，是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中，苏州人均GDP最高达16.2万元，其次为无锡16.1万元，上海第三位，为12.5万元。从增长率的角度，舟山市人均GDP增长率最高，为10.6%，其次为南通，7.8%。

图3　上海大都市圈人均GDP及增速

（四）比重持平，经济总量全国比重约9.8%

从结构来看，2017年，上海大都市圈经济总量为8.1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9.8%，与2016年9.9%基本持平，略有下降；占长三角经济比重41.5%，与2016年41.4%基本持平，略有提升。

表1　上海大都市圈经济总量及比重

三、从产业专业化程度看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现状^[8]

都市圈本质上是由于经济社会一体化导致城市簇团发展的结果，都市圈发展能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核心城市与周围城市产业的互补和融合程度。笔者应用产业区位熵方法，^[9]测算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产业专业化发展程度，并观察7个城市产业发展的同构化特征。

（一）产业专业化指数计算

以各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计算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区位熵，又称产业专业化程度，可以反映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产业要素的分布情况，是观测各城市产业协同程度的重要指标。产业专业化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Lij为j地区i产业的专业化指数；Qij为j地区i产业单位从业人口，Qj为j地区所有产业单位从业人口；Qi为全国i产业单位从业人口，Q为全国所有产业单位从业人口。Lij＞1，表示j地区i产业集中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是j地区产业生产的专业化部门，Lij值越大表示专业化程度越高；Lij＜1表示j地区i产业集中度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该地区并不具有生产i产业产品的相对优势。通过计算，上海大都市圈各产业区位熵数值如下。

表2　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发展专业化指数

表3　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发展专业化指数（续）

（二）各产业专业化水平在城市间的差异

根据各地区各产业专业化指数得分，可以观察各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表4可知，相对于上海大都市圈内其他城市，农林牧渔、采矿、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和修理、文体娱乐等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为舟山；制造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为苏州；电热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教育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为嘉兴；建筑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为南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为上海。

表4　上海大都市圈各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www.daowen.com)

（续　表）

同时，可以通过计算各产业专业化程度排名前三的地区出现的次数，观察上海大都市圈产业专业化发展现象。其中，上海出现13次，出现频次最高，舟山其次，出现12次，无锡和宁波各10次，嘉兴出现7次，苏州和南通分别出现3次和2次。以上数据表明，上海、舟山、宁波和无锡拥有较多以产品输出为特征的专业化产业，苏州和南通的产业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

图4　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出现高水平产业专业化的频次

（三）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现状

由表4可清晰地辨认各城市内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三大产业，观察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同构现象，绘制表5。由表5可知，相对于其他产业，无锡、苏州、南通、宁波、嘉兴的制造业专业化水平较高；上海、无锡、苏州和舟山的住宿和餐饮业专业化水平较高，上海、南通、宁波和嘉兴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化水平较高，以上事实表明，上海大都市圈存在由于产业同构造成过分竞争或分工不合理的现象。同时，相对于其他产业，七大城市在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电热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技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体娱乐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的专业化程度并不突出，一方面是由于二、三产业转型调整造成产业比重下降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上海大都市圈在科教、文体娱乐等产业方面要素集聚程度依然较弱的现象。

表5　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产业和专业化指数得分

四、核心城市上海资源聚集能力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分析

核心城市发展能级决定了都市圈发展规模。从国际经验来看，核心城市在都市圈发展过程中拥有较强大的要素调控能力，往往成为劳动、资本和物流的集散中心。如东京是日本特定重要港口，同时也是国家金融、管理、工业、商业、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纽约是美国东部最大的商港，同时具有控制国内、影响世界的服务和管理中心；伦敦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市场、欧洲美元市场和国际保险中心，也是许多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本节以上海在都市圈中资本、劳动要素聚集能力和物流集散程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上海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功能作用的发挥，并对比其余三大直辖市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上海发展特点和不足。

（一）上海对资本要素的集聚能力：外资调配能力更为突出

可用上海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定程度上代表上海对资本要素的集聚能力。

2017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大都市圈比重校2016年略有下降，由49.1%下降至46.7%；固定资产投资占大都市圈比重略有提升，由21.7%上升至22.5%。一方面，上海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占上海大都市圈半壁江山，说明上海对大都市圈外资资本集聚能力较强，另一方面，2015—2017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比重逐年下降，也表明上海大都市圈就外资资本集聚程度来讲，有扁平化发展的趋势。

（二）上海对劳动要素的集聚能力：更多集聚第三产业劳动要素

图5　上海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占大都市圈比重

分别观察上海单位从业人员、三次产业单位从业人员、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都市圈比重，可一定程度上反映上海对劳动要素的集聚能力的相对优势。

从表6可知，相对于第一和第二产业，2016年上海对第三产业劳动要素的集聚能力最强，第三产业单位从业人员占都市圈比重为60.24%，分别高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4.74和34.07个百分点。从表6可知，相对于其他城市，上海对第二产业的劳动集聚能力较弱。同时，相对于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上海对单位从业人员的集聚能力较强，单位从业人员占都市圈比重为41.45%，高出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5.49个百分点。

表6　上海从业人员占都市圈比重（%）

（三）上海物流集散中心的发展：民用航空客货运占绝对优势

分别从批发零售业、货运和客运三个维度考察上海物流集散中心发展特点。

表7　各城市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占上海大都市圈比重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2017年，上海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大都市圈比重较2016年无显著变化，约为40%，排名第一，是第二名苏州相关数据的2.2倍。

从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发展情况看，2016年，上海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占都市圈比重达72.8%，说明上海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批发零售商品中心，同时由于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数比重相对较低为30.7%，说明上海批发零售企业规模相对都市圈其他城市较大。

从货运角度，对比三大货运渠道，上海民用航空货邮运量占都市圈比重最高为83.6%，说明相对于公路和水运，上海民用航空货运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这一点在客运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2016年，上海民用航空客运量占都市圈比重为85.7%，公路客运量和水运客运量分别占5.7%和8.5%，说明相对于公路客运和水运客运，上海民用航空客运具有绝对的集聚优势。

（四）从四大直辖市对比的角度看上海产业专业化发展程度

图6　上海物流集散中心的发展和集聚优势^[10]

依据单位从业人口数据分别计算北京、天津和重庆三个直辖市的产业区位熵或产业专业化指数，由于指标统一，因此4个直辖市各产业专业化指数数据可直接对比。北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表现出较强的专业化程度，产业专业化指数得分为4.30，且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址勘查业也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产业专业化水平得分分别为3.71和3.72。相对来说，天津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表现出绝对优势，产业专业化水平得分7.77，另两个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产业分别为金融业和科技服务业，但优势并不十分明显，专业化指数得分相对较低分别仅为1.50和1.71。与北京和天津相比，上海各行业发展相对均衡，各行业专业化水平方差较小，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专业化发展水平较高，指数得分分别为3.05、2.57和2.55。相对于其他3个直辖市，重庆市专业化产业发展优势并不明显，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建筑业区位熵指数得分仅为1.59。

表8　四大直辖市产业专业化发展情况

表9　四大直辖市产业专业化发展情况（续）

【注释】

[1]此部分内容主要援引自刘玉博等：《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城市规划学刊》2016年第5期。

[2]据统计，2015年，美国共945个都市区，其中大都市统计区389个，小都市统计区556个。

[3]英国统计局数据显示，1991年、2001年和2015年因果通勤区数量分别为308个、243个和228个。

[4]2014年6月日本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包含14个都市区，覆盖69.2%的人口和22.4%的国土面积。

[5]日本共划分为233个城市就业区，其中前10大城市就业区覆盖61.0%的人口。

[6]本文相关统计数据来源于各城市《201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舟山市相关数据来源于《2016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7]其中苏州产业结构相关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8]数据主要来源于《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各行业单位从业人口数据。

[9]区位熵方法由P.Haggett提出并应用于区位分析，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

[10]数据主要来源于《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