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村干部比较辛苦，齐建林是知道的，可这次的“忙”却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接手社区主任以后，齐建林才知道他遇到了怎样的麻烦。数据清洗后，许多达不到条件的人员要退出，一大批人员要增补进来，可农村的情况，大抵都是一家和一家的情况差不多，谁家也不比别人家强多少，所以争取贫困户名额就成了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事情。

贫困户的评定一般是在小组进行讨论投票，然后公示。严格按照“九步工作法”进行，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可村子里许多户情况基本相同，有的人家被评上以后，和他情况差不多的就会盯着，就会跑到社区来闹，就会质问社区干部：某某和我家情况差不多，凭什么他家可以，我家就不行？特别是低保户，评的时候欢天喜地，退的时候愁眉苦脸。有时候急了，还会和社区干部推搡几把。

齐建林说的这些苦恼我完全能够理解。在白浪社区“蹲点”的那段时间，我就曾看到一个50多岁的高瘦女人经常抱着孩子来办公楼，有时一待就是一上午。她不缠也不闹，就是看到镇上或上级来人的时候，就拦住人家诉说她家的困难：大儿子出车祸去世了，儿媳妇扔下孙子跑了，老公常年生病，无法干重活儿，小儿子在外面上大学才刚刚毕业，家里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所以他们家不能退出低保。一见上级来人就说，把张三强他们烦得，刚开始还会耐心地给她解释，后来看解释不通，他们也就不再解释，任由她在那里说来说去。而她也怪，每次只待到下午三点，就不再在办公室待了，急忙往家跑。

她走后，张三强他们告诉我，他们家不像她说的那样。她大儿子去世后，肇事者赔了一大笔钱，她还在家里给几个离学校远的小学生做饭，一个月也能挣一些钱。她小儿子更厉害，是什么IT工程师，年薪几十万呢！小儿子和他们又没有分家，按照规定，他们家的低保是应该取消的。

后来几天，她就不再来了，听人说是她的小儿子认为她这样做太丢人了，说了她几次，她也就不再来了。

齐建林非常苦恼，一个村里住着，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有些沾亲带故的，有些话还真不好说。

“在村里当个官难呀，难在工作的对象都太熟悉了。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你一个处理不好，得罪的就是一大片的人。”齐建林边说边摇头，“就拿你采访的那个陈鹏来说，小伙子一直很能干，一直想自己创业，可他在贷款时，因为没有成家，人家银行没有给他放贷款，按理说，孩子创业是好事，村里给他担保一下也可以，可因为他和我有点亲戚关系，我得避嫌。”

记得当初齐建林给我联系陈鹏时，是给他哥打的电话，可能他哥正在忙，是他嫂子接的电话，他嫂子在电话中说完正事，还央求齐建林给陈鹏介绍个对象。

齐建林对陈鹏颇有爱才惜才之意，上进的人更容易惹起人的爱才之心。

和月亮湾比起来，白浪的自然条件要好一些，贫困人口比月亮湾要少一些。但在2013年，“双包双促”的时候，月亮湾申报的人数少，后来两村合并，精准识别的时候，月亮湾的人数就超过了白浪这边，白浪的群众就认为月亮湾村沾了白浪的光，两村的融合并不顺利。为此，齐建林他们一帮社区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

金乐凯曾经说过，可能有地域的原因，月亮湾的村民比较勤快，白浪这边人比较懒一些。为留守妇女开办的服装加工厂招不到人来干活儿，就是一个明证。

“事实上，白浪这边的留守妇女人数很少，也就10户左右吧！”齐建林解释，“月亮湾那边可能要多一些。她们不去服装加工厂上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拿那个刘瑞霞来说吧，曾经摔断过腰，如果让她长时间坐在那里加工服装，估计身体先撑不下来。还有那个刘明侠，一则因为老公车祸补了一些钱，二则是她在帮妹妹看孩子，妹妹一个月给她1000多元，和在服装厂挣得差不多，所以她才不去加工厂的。再则，即使妹妹不给她钱，她不是也会帮妹妹看孩子吗？”

白浪，地处三省交会之处，这里的人，思想活泛，去服装加工厂的性价比是他们优先考虑的。这里离经济繁荣的荆紫关非常近，那里引进了一些小加工业，用工量较大，妇女在荆紫关镇打工的也还不少。两相比较，她们自然会去收益比较高的地方。

“作为社区支书，在脱贫攻坚战面前，在包扶‘五保户’时，我也是倾尽全力的，可这也不一定被群众理解。”张三强听齐建林说完后接话。

“为什么这样说，是你碰见过什么人让你伤心了吗？”

“那倒也没有。农村人实在，多数人吃苦耐劳。所以对国家把一些懒汉纳入保障有些看法。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这也正是我想深入了解的。世界上很少有比中国人民更勤劳的民族。在植根于农业的文明中，“懒”是价值体系里最为人所不容的毛病。我催促张三强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譬如有一个‘五保户’，被评为‘五保户’，他不但不领情，还觉得我们多此一举。

“那个‘五保户’叫姚根斗，那真是一个倔老头。性格古怪，平常不和人来往，作为‘五保户’，村里都为他们配备了30平方米的住所，可他倒好，宁愿住土坯房也不住村里为他盖的房子。他是军旗丈人的兄弟。对他，军旗最有发言权。”

近年来，在中国农村，比贫困户保障更多的就是“五保户”了。所谓“五保”，主要包括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五保”对象指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中国的“五保户”制度始于农村合作化时期，农民组织起来了就可能对无劳动能力、无依无靠和无生活来源的老人、残疾人和孤儿提供物质帮助。1956年，黑龙江拜泉县兴华乡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敬老院，供养了11位“五保”老人。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村集体经济衰落，“五保”在一些地方出现问题，为此，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条例》。明确规定了“五保户”的供养范畴，包括粮油和燃料、服装和被褥、日用品和零用钱、基本住房、疾病治疗、丧事料理、未成年人教育、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料。

在白浪、月亮湾村，“五保户”多为男性，多是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人，大多因为家里穷或身患残疾以及智力原因，没有成家，老无所依。据说过去有20多户，这两年有人去世，就剩下19户了。

我们一起看向李军旗，希望下面的故事由他讲述。

“姚根斗是我丈人的弟弟。说起来他确实是‘五保户’里面最怪的，从来不愿意多干一点，也不愿意多沾别人一点。”

“那确实是一个怪人，我们当时给他评定‘五保户’上门调查时，他都说‘我给共产党也办不了事，我也不沾共产党的光’。死活还不愿意评‘五保户’。国家有规定，一生未成家、达到60岁、没有人赡养的老人可以办理‘五保户’。这么好的政策，多少人挤破头都要申请，只有他开始还拒绝。”张三强边说边摇头。

“但那个人懒是懒，可是硬气得很，因为过去家里比较穷，他弟兄三个，只有我丈人成了家。他大哥和他都没有成家。他是1947年的，他和他大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大哥很勤劳，每天喂牛、种地，可他一天到晚就懒得不动弹，种地也只种够他一个人吃的，从来不会多种一点。”李军旗接着讲述。

“为什么他会这样？和他的经历有关吗？”我忍不住发问。

“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你看他大哥也没有成家，但他大哥就比较正常。他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就是性格古怪，不但和外人这样，和他妈也这样。我丈人成家后，他的母亲就跟着我丈人过，他一个人过，母亲看着他可怜，会接济他一些米面，但他坚决不要。吃饭都拿秤称，他妈看明着给他不要，就暗着给，经常在他面缸里给他添面，他倒好，还说风凉话，说什么日怪了，这粮食怎么干吃不赊。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和张三强听了都哈哈大笑，这个人还真有点意思。张三强也说：“当年我和金书记去和人家搭话儿时，金书记给他让烟，他根本不接。”

“一般外人的东西他从来不吃，别人给他发烟他也不吸。他不串门也不聊天，也没有多余的话。过去别人看他可怜，会给他一些吃的，他都不要。等年龄大了，当上了‘五保户’，村里逢年过节慰问‘五保户’的米、面、油他也要，但绝不多要。他不沾别人的光，别人也不要沾他的光。听我丈母娘说，原来生产队的时候，大家都在队里挣工分，有一天下雨了，我丈母娘叫他回去把孩子们招呼一下，他不但不帮忙，还说生那么多娃干什么。结果他去世，还不是我媳妇儿他二哥把他埋葬的。

“去年6月，他去世了。他去世也去得奇怪，他自己把自己饿死的。本来‘五保户’住院是不要钱的，去年他身体不舒服，我媳妇儿他二哥经管着他。”说到这里，李军旗停下来解释，“‘五保户’可由村里统一供养，送到敬老院，但我们这里许多老人故土难离，不愿意去敬老院，大部分是由亲戚监管的。”

我边听边点头，他接着说：“我媳妇儿家里姊妹六个，三男三女。老三的娃就在西安的医院当医生，当时老二看他病得重，就和老三说转院到西安，手续都办好了，他死活不去。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里给他看病。但他那个倔呀，不吃药、不打针，后来连饭也不吃了，八天，连着八天，他一天只吃一顿饭，算是活活把自己给饿死了。”

我听完唏嘘不已，“五保户”一年的补助是7500元，这么个不贪不占的孤老头子在农村应该可以活得很潇洒，如果性格好一些，一定会更长寿一些吧！

姚根斗的“怪”让我好奇，我总想找到答案。张三强看我着急，笑眯眯地告诉我，他知道一个说法，但感觉不太靠谱，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有些疑惑，瞪着眼睛看着他，他说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姚根斗小时候撞了邪，被一个才去世的独子附了身，从那以后，就性格大变，活独了，谁也不理、不招识。

我觉得有点不靠谱，旁边的李军旗却说：“怎么不靠谱？村里这样的事多了，明林家更离谱。”

我正想追问下去，张三强接着说：“我还听到另外一个说法，说是姚根斗4岁的时候，他父亲不在了，他妈一个人拉扯不了他们哥仨，就决定将姚根斗送人，本来都和人家赵川镇那边说好了，可他妈又反悔了，走到半路，又把他要了回来。也不知道这事真假，但好像是后来姚根斗知道了这个事，就开始记恨上他妈，记恨这个社会，对人也产生敌意，觉得谁都不可靠，就活他自个儿。”

我自己觉得第二个说法似乎更靠谱一些。

“明林家又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向李军旗。

李军旗说：“他们家有点邪门，因为他家的那个丈人是个风水先生，会批命改运。”

听他的话儿，我吓了一跳，在现在的农村还有这种人存在吗？

“有，怎么没有。这是真事。”李军旗强调说。

“明林他们家开始转运是在他老丈人在丹江河边遇到一具女尸开始的。”李军旗压低声音，“这可是小道消息，他们不让传的。”说完，他神秘地眨眨眼，见状，围观的张三强、董艳伟他们不约而同：“你就忽悠吧！”

李军旗不予理会：“那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吧，丹江上游冲下来一具女尸，一看就是文化人的模样，但奇怪的是过了好久，也没有人来认领尸体，后来公安局决定把尸体焚烧了，执行任务的是一个在丹江河边捡垃圾的，明林他老丈人路过刚好碰见这个事，就向捡垃圾的将骨灰讨了过来。”

“胡说八道，他讨骨灰干什么？”董艳伟觉得不可思议。

“这骨灰可大有名堂，就是这骨灰让他们全家改天换地的。”李军旗反驳，“听他们说，明林他老丈人将骨灰讨过来以后，刺破自己的手指，将血滴在骨灰上，然后用钢钎子挖地，对着他家的方向，将骨灰埋了下去。从此以后，他们家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子的后人读书就都能行了，每家都出了大学生。你们说神不神？”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眼睛都转来转去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这种东西就不要乱传了，咱们都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张三强率先打破沉默。

“这怎么是乱传？你们可以到赵川去打听打听。(www.daowen.com)

“那明林想跟他老丈人学，但老丈人说他不适合这个，一直不愿意教他，可他觉得老丈人很神气，一天到晚吃香的喝辣的，潇洒得很，就也开始装神弄鬼。可他功夫不到家，根本没有人找他看，本事没学成，却养成了游手好闲的坏毛病。除了种他那两亩庄稼，什么都不干，也不出去打工，把一个家弄得穷兮兮的，就这，被评上了贫困户，还不满足，一天到晚还要求这要求那的，真是把人烦死。”

李军旗接着吐槽，“我包他们家，他整天问我，还有什么补助，自己根本不愿意去干，这样的人，咱们帮他也没有劲儿。”

这样的一个人，我倒想见见。可第一次到白浪，阴差阳错，没有见到。回到古城，我打电话和他联系，约好了再到白浪去看他。谁知道，第二次到白浪，去了月亮湾，听人说，他走亲戚去了，不在家。和明林最终还是没有见上。

2019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他叫明林，问我为什么没有去见他，我在电话里解释了一番。末了，他在电话中说：“我开始把你要来见我的事情给我读研究生的儿子学了，我儿子当时就告诉我不要当真，我也不是指望你们给我什么好处，就是想着，既然你说了就应该说到做到。”

我拿着电话，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越来越怀疑。”

路海成在白浪也算是一个人物了，一个“懒得出了名的‘五保户’，大家对他那是一百个看不上”。

我见到路海成的时候，也很快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66岁的人，穿着一条牛仔裤，上身一件黑色的仿皮夹克，比一般的农村老人收拾得干净。更令我诧异的是，他说到大哥去世的事情，像一个无事人一样，呲着镶了两颗金牙的嘴，笑嘻嘻的，丝毫没有一点悲伤的气息。

路海成没有成家，他认为造成他一生没有成家的“罪魁祸首”就是尿床恶疾，而父母就是“帮凶”。就是因为他们对他的病不上心，不给他好好看病，而是相信什么“神医偏方”，拿什么猪尿脬给他治，让他一辈子都活在尿床的阴影中。

路海成对父亲的怨言很大，说起“不给我治病，治了两次都把我往死里治”的时候，他的脸都变得有些扭曲。

“农业社的时候，我家就是挣工分困难户，所以家里很穷，我爸压根儿就没有想着给我治病。虽然那时治病花不了太多的钱，可对我们家这样的困难户就是一笔巨款了。”路海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样向我解释。是为父亲辩解，还是找一下心理安慰？我不得而知，估计他也不知道吧，只是下意识地想要保护自己。

看见齐建林，他又忽然说齐建林他爸还教过他。齐建林看着他呵呵笑了两声，没有多说什么。

据他说，上学期间，他还曾是学校的积极分子，要不是当年身有隐疾，他肯定就被招工招去了。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已快40岁的路海成，到西安投奔姐姐，在西安一待就是10年。他在西安新城区的一家厂子帮助打扫办公楼，每天爬上爬下地打扫楼梯。姐姐对他很好，家里一做什么好吃的，就叫他回去吃，姐姐家住房很紧张，他就住在厂子提供的一间小房子里。

“你这一生，就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吗？”我好奇地问路海成。

“在西安的时候，有人来提过亲，但被我姐夫给推掉了。”

据他说，一家理发馆的老板娘看上了他，想让他做她继女的女婿，继女腿有残疾。老板娘到姐姐家里说和的时候，他姐夫一句话就将人家给打发了：“我弟自己都有病，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不要说照顾别人了。”

路海成一辈子都没有成家

路海成姐夫所说的“病”是尿床还是其他？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会儿清楚一会儿不清楚的状态，也实在让人担心他是否有能力负起一个“家”的责任。

“人呢，只要过了成家的年龄没有成家，以后也就不再想成家了。”路海成这样解释自己一生没有成家的原因。

2001年，路海成供职的这家国营厂被一家私人企业给收购了，路海成“下岗”了，只好又返回乡下。

“那你在西安10年，应该攒了不少钱，那你的钱呢？”董艳伟忍不住插话问他。

“在厂子里打扫卫生能挣几个钱？再说了，我把钱存在一个亲戚那儿，差点被他给坑了去。”

路海成说他当时觉得把钱存到银行不保险，就找了个远房亲戚，让人家帮他存起来，等到该返乡的时候，路海成认为亲戚昧了他的钱，还为此和人家吵了一架。

2001年，他回到老家，家里的田已经分给大侄子耕种，他自己无所事事，就经常在街上转悠，时间久了，村里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也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2005年，路海成吃上了低保。拿到低保的钱，路海成就到馆子里撮了一顿。街上的人都劝他，悠着点，可不敢吃了上顿没了下顿。他每次都直接怼回去：“要你们管！”

村里的人看不惯路海成的做派，2009年，村里再次评定低保户的时候，有人就说：“他侄子都把他的宅基地要了，说是过继给他了，要经管他呢，那他就不应该算是‘五保户’了吧。”经过村民决议，路海成的低保户就被取消了。

没有了低保收入，路海成的生活质量一下子下滑，他自然是不乐意的，不断地找村委会反映，而他侄子事实上也确实没有怎么经管他，所以，2012年，他再度申报低保户，就被通过了。这以后，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路海成的低保费也在逐年增加，路海成又开始了游手好闲的生活。

2013年，村里开始“双包双促”，而那一年，路海成已经年满60岁，又从低保户变成“五保户”。而且环保局来包扶，他又成了包扶对象。

对路海成进行一对一帮扶的是环保局的干部，叫宋发淼。第一次上门“认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带上点什么，就随手将自己平常爱吃的饼干、糖都带上。

没想到，这个“扶”还真“扶”到点子上了。路海成认定那是他吃过的饼干中最好吃的。所以，每当宋发淼问他还想要点什么的时候，他都不假思索地说，还要这种饼干。

宋发淼走了以后，路海成拿着饼干来到大街上，见人就炫耀：“我的包扶干部给我买饼干了，你们要不要吃一块儿？”说完，还要拿出饼干在大家面前晃一晃。

当然，路海成的胃口也不止于“饼干”，还会与时俱进。入冬以后的白浪，有些湿冷，等宋发淼再来的时候，路海成就在他面前不断地说：“这天太冷了，没有羽绒服，我都不敢出门。”宋发淼明白他的意思，下次再来的时候，果真就给他买了羽绒服。

穿着宋发淼买的羽绒服，路海成在大街上晃悠，碰见人就问：“我这件羽绒服咋样，好不好看？”别人一说好看，他就马上接话说：“这可是我的包扶干部买给我的，他可是把我当亲戚看呢。”直到人家说：“你真有福气，人家还真把你当亲戚走呢。”他才会心满意足地去找下一个人。等到碰上别的贫困户，他会说：“你看，你们的包扶干部都不咋地，哪像我的包扶干部，简直拿我当亲人看呢，又是给我买饼干、糖的，还给我买羽绒服呢。”

董艳伟在旁边逗着路海成，问路海成那饼干好吃吗。路海成笑嘻嘻地说好吃，那件羽绒服穿着也很暖和。看路海成这样回答，董艳伟也失去了继续逗他的兴致，转问：“你侄娃子一家对你可好？”

“好，可好！”路海成忽然有些怨恨，“一到黑里就到我房子里摸我的兜，惦记我的钱，想要偷我的钱。”

我和董艳伟相视一笑，董艳伟又问：“听说你还去找人家宋发淼看过病。”

“嗯，去找过两次，一次人家陪我去看了，另一次人家没有见我。”

2017年腊月，路海成觉得全身不舒服，特别是胳膊都抬不起来，他很害怕，就跑到县城看病。到县城，他有些茫然，加上害怕，就给宋发淼打了个电话，宋发淼接到电话后，赶到县医院和他会合，带着他做了检查，拍了片子，并安顿他住下。在医院里住了10天，宋发淼断断续续来看过他，打了七天吊瓶。出院那天，宋发淼领着他吃了一碗羊肉泡馍，将他带到车站候车室，帮他买了票，将他送上车以后，才回了单位。

“住院的时候，什么都好，就是晚上同病房的人过来拉我的衣服，偷我的钱。”路海成拍了拍他的衣兜。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路海成说别人要偷他的钱，我不知道是真有其事。而董艳伟似乎对他的“控告”司空见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还有，去年，他们还给我逮了两个猪娃儿，每个猪娃儿还给配了50斤饲料。”路海成乐颠颠地说，“我家猪圈小，放不下，我就放在二月他家养着，给了他900元让他买苞谷喂。谁知道二月家的猪太大了，有40斤吧，把我那两个十来斤的猪娃儿挤得没有办法吃食，我一生气，就把两个猪娃儿作价700元卖给了他，猪饲料也卖给了他，他扣了我50元，还了850元给我。早知道他要扣我的，我还不如不卖给他呢！”

刚开始我没有听明白的他的意思，就问董艳伟：“他把猪卖给邻居了？”

董艳伟略有一些尴尬：“他家猪圈小，养不下，才放到邻居家养的。后来觉得邻居家的猪欺生，就把猪卖了。”

我知道董艳伟为什么尴尬。其实这个事，在全省都很普遍，为了帮扶贫困户，许多单位会买一些猪呀、羊呀、鸡呀的分发给贫困户，本来是想让他们将这些家禽家畜养大后卖掉，增加一些家庭收入，可偏偏有些群众拿到这些帮扶的家禽、家畜，转手就会卖掉。据说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有些帮扶干部就在这些家禽、家畜身上做记号，然后到市场上追寻，这样一来，那些肉禽贩子就不敢再买这些帮扶的家禽、家畜了。但有些贫困户更绝，卖不掉，就干脆自己吃掉了。

看着路海成蹒跚下楼，齐建林和董艳伟一起摇头：“他吧，也就是差点成儿！”

离开的时候，我想，如果这样的扶贫对象，摊在我身上，我将如何应对？想到这里，不由得为那个叫宋发淼的扶贫干部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