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三强整天笑眯眯的不同，齐建林看上去总是很严肃，配上黑黑的肤色，初见时还挺能唬人。他说话也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一天到晚总是很忙的样子。

第一次我见到齐建林时，就是他从镇上开会回来，镇上要求拆除猪圈的时候。等到半年后，我再去白浪，那里的猪圈还没有拆除干净，我和副镇长李旭东再相遇的时候相视而笑，互相致意。他的工作没有完成，而我亦然。

在日后的相处中，我得知齐建林在外面果然是有公司的。他干些土石方、修路之类的活儿。回来当社区主任，对他的生意影响很大。村干部本来是不脱产干部，不用每天都到办公室上班，可现在因为脱贫攻坚、因为环保问题，他不得不整天待在村上，等待着中、省、市、县、镇各级检查组的到来。

生于1971年的齐建林2017年回归社区主任的位置，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当社区（村）主任了。1997年，在深圳打工的齐建林在香港回归后也回归故乡，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去打工，而是开始了村干部的生涯。

齐建林兄妹三人，他是老大，底下两个妹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深圳成了全国有志青年奔赴的热土。高中毕业的齐建林很想到深圳去闯一闯。

但去深圳很麻烦，需要边防证，齐建林动了心思后，就到村委会开证明，经过政审，到公安局才能办理下来。1994年他和老乡一起踏上了去深圳的列车。下了火车，坐上汽车到达南头关，看着拦在边境上的铁丝网，齐建林心里不禁发怵，手心直冒汗。等到边防战士检查完放行，齐建林总算松了一口气。开赴深圳的公交车很挤，他和老乡费了很大劲儿才算坐上车，到罗湖区下车时，还好有老乡接应。

社区主任齐建林总是很严肃的样子，很能唬人

在老乡的协助下，齐建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石英石钟表厂做工。工作其实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就是在挖了洞的石英石上把钟表装上，计件工资，底薪只有300元，只要手快就能赚到钱。齐建林的速度不算快，干得好时一个月能拿到900多元。可是和内地当时的工资比起来，这已经算是高工资了，那时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才能拿到200多元。

厂子在罗湖区，离梧桐山不远，可他们根本没有心情去爬山，一天工作12个小时，几十人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转都转不开身，每天一回来，大家都往床上扑，动都不想再动一下。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没有办理暂住证，而那一年暂住证又查得厉害，没有暂住证，就像在美国没有绿卡，只能像“偷渡客”那样打黑工。一旦被查到，就要被收容遣送。所以只要一查暂住证，他们就得东躲西藏，常常是厂子里提前得到了消息，便通知他们到附近山上躲避，凌晨一两点才敢回去。他们就这样一天天“打游击”“躲猫猫”，第二天一大早还要上班，咬牙干了一年后，他回到老家，开始张罗在老家盖房子。

盖好房子，家里张罗着给他娶了媳妇，媳妇是离他十几里的魏家台乡的，人贤惠又漂亮。成家后他开始寻思在家里干点什么，刚好老家的砖瓦厂渐成气候，小小的村子里，就有三家砖瓦厂，还供不应求。从红火的砖瓦厂，齐建林看到了商机。他果断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开始跑砖瓦的运输生意。看到跑运输赚钱，村里人一窝蜂地买拖拉机开始跑运输。

跑了两年砖瓦运输生意，他看到运输行业人满为患、竞争激烈，就果断将拖拉机卖掉。1997年他再返深圳打工。这次他到了建筑工地上，谁知只干了一个月，他就坚持不下来了。那是一个填海造田的工地，工期短、时间紧、任务重，那个劳动强度太大了，齐建林实在干不下来，就打了退堂鼓。

那是1997年，齐建林想返乡，同乡劝他，等看了香港回归再走。

1997年7月1日，工地上放了一天假，一大早，齐建林就和工友起床赶往皇岗口岸，那天下着雨，可他和工友却很兴奋，喊着口号，挥舞着小旗，等着解放军过关驻港。那年，齐建林26岁，可他却觉得自己像18岁的热血青年，心中洋溢着满满的感动和自豪。

“多少年了，那个画面就像刻在我的脑海里。”齐建林沉浸在回忆中，多少有些失落：“有时候，我常在想，人的这一生，选择真的很重要，那一年，我要是咬着牙不回来，说不定我现在在深圳也是有车有房的老板了。那些没有回来的工友，许多都开了小型的电子加工厂，现在都在做着外贸生意。而我，现在还在农村打转转。”他自嘲地一笑。

“你也不错呀！你都是一村之主了。”我揶揄他。

“啥一村之主，一村之主是张书记，我们都要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齐建林难得笑了一下。

说完，我们都笑了起来。

说笑间，一个穿着黑夹克、军绿长裤的高大男子走了进来。“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王书记，你坐，正要通知你一个事儿。”齐建林起身为那个男子让座，并递上一根烟。

男子接过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烟圈：“什么事儿？”

“你儿子家的猪圈这次也在拆除范围，给你说一声。”

“那就拆吧，多大个事儿。”男子又抽了口烟，站起来，“还有事没？没有我就去看他们打扫卫生了。”看到齐建林摇头，他转身就走了出去。

看着他离开，我眨了眨眼，这个男人，来去就像一阵风。

看着我望着门口发呆，齐建林解释：“你看我们社区的街道还干净吧？”

“干净呀，一个村子能这样干净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那都是他的功劳。”齐建林指了指门外，“他现在负责社区的环境治理。他叫王建友，原来当过镇上的武装部部长，后来在副书记的任上退下来的。”

“难怪你叫他王书记。”

“我们很重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的作用。”齐建林将手上的文件在桌子上墩了墩，“他们在村子里有威望，村民们比较信服他们，我们经常邀请他们到群众家里说事呢！”

王建友当过兵，从部队复员后，曾在生产队当过支书，随后在镇上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回家。回到老家后，在1998年到2000年间，他曾经担任过一届村支书。(www.daowen.com)

2004年，村里搞重点建设时，需要进行环境治理，王建友便开始协助村里进行环境治理。那时的白浪街那叫一个脏、乱、差。河南和湖北没有山，他们就经常吆喝着牛羊来陕西白浪这边的山上放，那些牛羊边走边拉，把个白浪街道弄得狼藉一片，臭气熏天。王建友协助环境治理后，首先从整治这一乱象开始。

那段时间，王建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只要这些牛羊来到白浪街上，就会拦着不让通行；若有人硬闯，他就破口大骂，拿棍就打。也许是当过兵的缘故，王建友身上有股杀气，每天拿着棍站在街上，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经过他这样一整，再没有人敢将牛羊赶到白浪这边来了。

清理陈年垃圾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可王建友处理得很好。他经常自己上阵清理，那些环卫工、保洁员看了就不好意思，也就随着他把工作干得有模有样。由于过去白浪镇政府就在白浪街上，街道规划得比较到位，显得厚重有文化。环境治理完成以后，白浪街道干净整洁，一改过去脏、乱、差的形象。

说起来，王建友对齐建林有知遇之恩。在王建友任上，齐建林曾经干过村民小组长，他的村干部的履历，就是从这儿起步的。当年从深圳归来，齐建林不知自己能干啥，在家里转悠了几天，看来看去，就开了一个小卖部，经营一些日用百货。村里的高中毕业生不多，齐建林在村里算是文化人，大家就推选他干了小组会计，干了一阵儿，小组长不愿意干了，齐建林就接替当了小组长。1999年他开始当计生专干，彼时，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村里人一看见他就躲。2000年，在村民选举下，齐建林当选为白浪村的村主任。

“你听过‘催粮要款、刮宫流产’的话吧，虽然说的是镇干部，其实更多说的是我们，我们首当其冲。”他边说边摇头，仿佛还沉浸在昔日的无奈中。

“好在这样的工作没有持续太久。到2003年，那以后就没有再收了。工作好干多了。”

记得当年取消农业税的时候，榆林市的一位领导干部相当反对，认为“皇粮国税”是一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不让群众纳税，会导致群众没有责任心，对国家没有归属感。可事实证明，取消了农业税，并没有导致群众对国家离心离德，而是对国家感恩戴德。

“扶贫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应该就有了吧？”齐建林不敢肯定，“我印象中记得，我小时候，听到过救济粮的事。那时每到年关，上级政府就会对村里的缺粮户进行救济，会给他们发一袋粮食、几十元慰问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救济粮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印象中，朱自清就是因为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去世的，他的风骨被无数人传颂称赞。而新中国成立后，救济粮可能是最早的扶贫措施吧。

当了村主任以后，齐建林开始谋划村里的发展问题。他想先从村里人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最先解决的就是村里的饮水问题。说来也奇怪，人们总会有这样的错觉，生活在河边的人应该不缺水，可事实上，河水又不能直接饮用，还需要净化。

白浪地理位置特殊，因为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所以解决饮水问题就比较容易。2002年，白浪就通上了自来水，结束了过去靠打地下水压水吃的历史。

2003年，白浪村赶上了好政策，齐建林和班子成员抓住了扶贫重点村建设这一历史机遇，将道路进行了硬化，又在道路两边完成了绿化、路灯、地面砖的铺设工作，“行路难”问题得以解决。到2004年，又开始治理环境，将一个“三不管”地方建设得干净整洁。

齐建林在村主任任上一直干到了2007年，2007年到2017年，他暂别“村官”生涯，做了一个承包工程的老板。

“那你现在一定发财了吧？”我和齐建林开玩笑。

齐建林摆摆手，呵呵笑了一下：“哪里哪里！我都是小打小闹，只是干一些小工程，就这，还被拖欠了工程款。”

“还被拖欠了工程款？”我疑惑地看向齐建林。

“说实话，我也曾经当过上访户，一次是白浪撤乡并镇的时候，我们到省民政厅上访，要求保留白浪镇的建制，可是当时省上的规定很死，不管地域、民俗，只按人口数量做了‘一刀切’，我们去上访，根本没有任何作用。”齐建林有些生气地说。

“另一次就是在丹凤县竹林关镇做移民搬迁安置楼的工程，被拖欠了工程款，为这，我们到丹凤县上访，被告知移民局早已将工程款下拨下去了，但被镇上挪用了。因为前期镇上征地赔偿没有钱，就将工程款用到赔偿上面去了。”齐建林无奈叹息，“这两次上访都失败了，看来我还不算一个真正的上访户。”

齐建林说的这个情况，在全省不少地方存在，许多做移民搬迁工程的建筑商在贫困户搬到安置房几年后还是拿不到工程款。移民搬迁的费用是中、省、市、县按比例配套配置的。地方财力有限，往往拿不出配套资金，导致各地拖欠移民搬迁工程款的现象层出不穷。

“小小的竹林关镇就欠外债2个亿，”齐建林扭头问我，“你能想象得来吗？”

竹林关镇位于丹江上游，素有“水舟通荆襄，驼马入蓝关”的美名，这是一个“一鸡鸣三县、两河注一关”的边贸重镇，曾是远近闻名的水旱码头，商贸活跃，因竹子居多而得名。

竹林关镇我还是有印象的。2010年丹江发洪水时，我曾到竹林关镇采访，当时的竹林关因遭受严重水灾变得满目疮痍，街道上泥沙横流。2015年，我重访竹林关镇，发现这里已天翻地覆，成了一个古镇水乡，明清建筑特色的民居民宿、徽派建筑风格的移民安置点，蜿蜒的竹林、成片的桃花……完全变了模样。听丹凤县委书记郑晓燕介绍，竹林关镇在陕西省和商洛市的共同扶持下，先后投入1亿多元，实施了水保治理和科技示范工程13类50多处，完成了3条沟、4道坡总计12平方公里的生态修复和绿化、美化，建成了泥石流遗址园、万亩桃花园、翠竹园和古镇老街等一批特色景观。还完成了占地619亩、安置5000户的移民搬迁安置楼建设。

看到竹林关镇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内心曾经非常震惊。可我完全想不到，这背后却隐含着巨大的债务问题。而更不可能想到的，在被拖欠的大军中，居然会有一个四年后交往的人。

地方债据说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2018年4月18日，审计署发布了《2017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称我国5个省的6个市县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是国家审计机构第一次公布政府隐性债务的具体数字，但也只是揭露了规模巨大的政府隐性债务的冰山一角。^[1]

但在我此前的印象中，地方债一直是大城市发展中的病灶，根本想不到这也会成为基层小乡镇的危机。于是问：“丹凤那里欠了你多少钱呀？”

“400万，等于前些年我都白干了。”齐建林很无奈，“2017年12月，镇上的领导让我回来做村主任，我心里很不情愿，但最后我还是回来了。2018年6月，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我又被村民选为主任。这几年，脱贫攻坚工作抓得太严了，我都成了坐班的主任了，根本没有时间出去管我的工程，这样下去，我不但利益受损，而且过两年，估计就干不下去了。你没有时间，不去联系，就是有活儿人家也不会叫你了。”齐建林摊开双手，说话的声音不觉也变大了。

【注释】

[1]数据来源于国家审计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