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成和周保山除了享受危房改造的政策外，还享受了教育扶贫政策。

2014年，赵建成的大女儿考上了首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消息一出，整个村子都轰动了，他大女儿是村里土生土长到北京上大学的第一人。

那一年，赵建成因为是“双女户”而直不起来的腰不觉地挺了起来。

站在赵建成家的屋子里，我指着墙上的奖状没话找话，“那些都是你女儿得的奖状吧？”

赵建成很有些自豪地说：“这些全是小女儿得的，大女儿已经到北京上大学了，去年下半年毕业了。”

“听说你大女儿很优秀，在北京上的什么大学？”

“具体记不清了，好像是一所对外贸易的大学。”

“这个大学厉害。大女儿选这个大学，是不是和你的影响分不开？”

“我对孩子的影响很有限，都是孩子自己学的，不过影响应该也是有一些的。”赵建成想了想后说。

“我这个大女儿从小学的时候就给我们说，她将来绝不在农村种庄稼。”赵建成有些自豪，“我在外面打工，没有办法关注孩子的学习，就经常给他们老师打电话，询问她的学习情况，加强和老师的沟通，有助于了解孩子的动向，我好适时地引导她。她妈身体不好，我就吩咐她妈不要出去打工，要经常到一中去看看孩子。”

“我们商南一中的教学质量还是可以的，孩子考上一中后，学校的学习氛围对她的影响比较大，她经常和身边的同学比学习，学校的这种比学赶超的氛围是促使她上进的主要推动力。”赵建成自己分析总结。

在和这些贫困户交谈的过程中，我有时候常常被他们的言谈给惊到，特别是那些在外务过工的，他们嘴里的一些名词用得妥帖又合适，让你惊叹这些本不应该是只有初中文化的他们能够说出来的，但你就是在他们的嘴里听到了，像陈文奇的“智障”、像赵建成的“推动力”。这也许和他们在外务工时接触到的人员层次有关系。赵建成一直跟着某大型建筑国企的项目部做工，耳濡目染的总会有一些影响。

“你大女儿那么优秀，对小女儿也会有影响吧？小女儿学习怎么样？”

“小女儿学习也不错，”赵建成指着墙上的奖状，“你看，这都是小女儿从小学起得过的奖状。”

我站起身走过去，盯着墙上的奖状看过去，那大大小小的十几张“三好学生”奖状，都是他小女儿得的。

“小女儿我们也没有怎么管过，她从小在湘河那边上学，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她8岁就住校了，我们对孩子的照顾很有限，都是孩子自己管自己。”赵建成说起这些有些过意不去。

赵建成的大女儿是2014年下半年到北京上的大学，那时，赵建成家并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女儿并没有享受上助学金。等到2017年，他们家被评上贫困户，原本在省内上大学可以享受的6000元助学金，北京的大学却不认，说是那是陕西省的规定，他们学校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无奈，他们只好接受这个现实。大女儿毕业后，一心想到对外贸易部门上班，可因为招聘考试时女儿的发挥并不算出色，她并没有如愿，所以她不打算就业，而是准备报考研究生。可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就按照学校联系的单位，为她填报了就业单位。这样一来，原本没有就业的大女儿，就“被就业”了。而这一决定，却直接影响了赵建成夫妻的失业和他们家的脱贫，所以一说起这些，赵建成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赵建成的话，让我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赵建成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两个女儿学习都很好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据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信息披露，201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20万，超越2017年的795万，高校毕业人数创历史最高，堪称史上更难就业季。本科毕业找不到理想中的工作，许多人转向考研。2018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177万，以7%的增长率终结持续两年的报考颓势。经济下行背景下，压力正逐步向考研和就业传导。^[1]

近些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现在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有许多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便转而考研。但对于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来说，考研之路更是充满坎坷，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学业上的压力，更有经济上的压力。赵建成说，他大女儿在读不读研的事上，还是很纠结的，一想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她就想马上就业，可一考虑自己以后的职业规划，还是觉得读研比较好。他说孩子在决定考研时，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和妻子都觉得，只要孩子愿意深造，他们砸锅卖铁都会供她读下去。

国家规定从2014秋季起，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都要缴纳学费。赵建成的女儿大三时已经备战考研，可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她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手计划找到理想工作就就业，一手是找不到就考研。毕业后找工作的结果不够理想，她就选择了考研之路。

尽管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可是对于大女儿的求学之路，赵建成和妻子非常支持。“我们不能让孩子再走我们的老路了。孩子有文化，她考虑问题比我们全面，现在她想深造，为自己谋划，我们是很高兴的。”

大女儿上学的时候，赵建成家还未被评为贫困户，许多优惠政策都没有享受到，但小女儿却享受到了。

看着墙上花花绿绿的奖状，我知道，赵建成的小女儿应该也是一个小“学霸”。

“小女儿小学、初中都在湘河那边上。孩子也很争气，学习也不用我们操心，去年也考上了商南一中。”赵建成说起小女儿，心里满满的都是自豪。因为，在当地，能够考上商南一中的高中部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校门。商南一中就是商南县的“名校”，它的升学率要远远高于另一所学校——鹿城中学。

赵建成的小女儿到县城上了高中后，他们才知道商南县在教育扶贫这一块儿可算是做足了文章。

因为家中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她到学校后，学校竟然为她安排了一名党员教师和她“结对子”，和她建立了长期的帮扶机制，点对点帮助她。有时候在生活上关心她，有时候在课业上辅导她，有时候看她情绪低落，会给她做思想工作。刚开始，她很不习惯，因为她从小住校，自己独立惯了，对外人的关爱还有些不适应，后来和老师处得时间长了，就觉得亲切起来，老师的每一句鼓励都成了她上进的动力。等周末回来给父母一学，父母也觉得学校的做法很好，忍不住会在村子里夸耀。

有姐姐的榜样在先，她在学校学习自是不甘落后，慢慢地，她的成绩在班里的排名步步上升，在全年级的排名也名列前茅。帮扶老师鼓励她，让她好好学，等将来考上大学，会为她申请陕投集团的助学金。

近年来，以陕投集团为团长单位的省国资委系统第九合力团，对商洛市累计投资9.66亿元，规划实施了35个产业扶贫项目，有力助推了全市脱贫攻坚进程。在做好产业扶贫的同时，陕投集团与商洛市签署了教育扶贫框架协议，从2018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捐赠300万元，资助商洛市1000名考入本科院校的贫困大学生就读，这对于贫困家庭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走向社会、实现人生梦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赵建成家离开，李军旗和我边走边聊。他说，他们村里的贫困户里有8户人家有大学生，因为各省政策不一致，有的在大学可以享受上助学金，有的省份也有不认的，这个他们也没有办法。除了前面说过的那几家，还有张三平的儿子张森，他儿子自从考上大学，就一直接受一位好心人的资助，帮他支付学费和生活费。那个程随山的儿子更优秀，竟然在全国演讲竞赛中得了二等奖。

听着李军旗絮絮地说着，我忽然想到白浪那边的周保山家，他家的情况也是两个孩子上学，因此他们也享受到了教育扶贫。

“只要是贫困户，能享受的政策我们都会让他们享受。”社区主任齐建林表示。

齐建林说这话的时候，刚好是周保山来社区办公室的时候，当时他和裴建敏擦肩而过，互相寒暄，互道老同学好。

“我们社区现在教育扶贫这一块儿做得特别好，”齐建林介绍，“因为咱省的教育扶贫政策特别好，我们贯彻落实到位。”

齐建林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本书，“教育扶贫在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他歉意地笑了一下，边看边说：“咱省学前一年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幼儿每生每年补助750元生活费；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生按每生每年小学1000元；初中1250元补助生活费，非寄宿生按50元标准执行；2016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实施普通高中免费教育，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每年按最高档2500元发放助学金；对贫困家庭职业学校在校生，除享受国家教育资助政策外，每人再一次性给予3000元扶贫助学补助；对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大学生，每生每年发放6000元助学金生活补助，实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补助全覆盖。周保山家一个儿子上大学，一个女儿在上高中，都享受到了教育扶贫的政策。”(www.daowen.com)

周保山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看着齐建林介绍。

听齐建林说完，周保山有些毫不在意地说：“咱村不是已经脱贫了，还说这些干什么？”

我看着他解释了一番，他点头说：“那我就说说吧。”

站在自家屋前，周保山两手叉腰，披在身上的西服，随着叉腰的动作，两边被撑了起来，就像超人的披风。我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静静看着他，听他“指点江山”。

“1979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家里穷，家里兄弟姐妹多，我又是老大，没有办法继续上学，就回到生产队挣工分。”

当时中国春潮涌动，高考、分田到户、自由市场等等前所未有的故事开始在各地陆续展开，为无数青年产生新的梦想插上了可能的翅膀。当然，如影随形的也可能是沮丧和失望。周保山无疑属于后者。

但他心有不甘。和不少同龄人相比，他爱看书，尽管书会让欲望膨胀，从而滋生烦恼，但毕竟能带来知识和眼界，让人有更强竞争力和更多机会。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小山村里的“饱学之士”，终于获得“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一次镇上的司法所长来村里做调解工作，发现周保山谈吐不凡，就告诉他说，所里需要司法员，看他有没有兴趣。周保山一听喜出望外。然后他就获得到商洛市学习几个月法律专业知识的培训机会，结业后成为一名司法调解员。

在镇里司法所上班的几年，开拓了他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家的大政方针、社会走向。但工作的琐屑、升迁机会的欠缺，慢慢又让他对调解工作失去了热情和兴趣。

白浪村的能人周保山在自家门前追今抚昔

周保山对我说：“村里人都把我叫作村里‘第一能人’，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是村子里第一个‘下海’的。那是1992年。”

“1992年？ ”听到这个特别的年份，我不觉想起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无数人的创业热情被激发。周保山也怦然心动，他决定辞职‘下海’。伴随着中国农民掀起的新中国第一轮建设热潮，他和三个兄弟一起筹建了当时的朝阳产业——砖瓦厂。

找场地、跑贷款、买设备、促生产。连他也没有想到砖瓦厂的生意会好到爆，小小的白浪竟然会因为砖瓦厂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不仅四兄弟发了财，还给乡亲们提供了工作机会。有用四轮车运砖跑运输的，有在农闲时间到他们砖厂搬砖打工的……

干了几年，眼看着生意越来越红火，他却因为家庭内部原因，被“三振出局”，而那时，他从信用社贷的款还没有还完。

遭遇了这场人生变故，周保山有一段时间的颓废。而在颓废时随手翻看的《易经》《奇门遁甲》《古医秘方》等书，又把他的人生导向了另一条道路。

1998年，周保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让妻子放下手里的一切去给孩子们陪读。“那个时候，妻子如果出去打工，一个月可以收入2000多元，一年家里可以多出2万多元的收入，日子会好过很多。”周保山刻意强调自己为这一决定付出的代价。

我知道他在夸大其词。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教授的工资超不过1000，农民工月薪应该超不过500。但我一点也没有揭穿他的愿望，反而点头肯定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他说他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孩子学到了知识，知识装在自己的肚子里，谁也抢不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无论到任何时代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他的英明决策下，一双儿女学习进步很快。大儿子考到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不但读完了本科，还被学校直接保研；小女儿考上了商南县一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说到孩子们，周保山双眼放光，连带着脸也生动了起来，看着不那么“一言难尽”了。

而周保山自从学习了周易八卦、研究了古医秘方，也终于“出山”了——完成了从司法调解员到“算命先生”的蜕变。他也不跑远，就在方圆十里八乡为经商的人指点迷津、为生病的人贡献秘方、帮家宅不宁的勘探风水……

但据说他却从不在白浪帮人做这些——兔子不吃窝边草？还是太近了就不灵应了？我一直想不明白，想问，又觉得唐突。

这样一年下来，按周保山的说法，就是也能挣一些闲散“银子”。

巫医，是一个比文明史还要悠久的职业，代不乏人。当阿里巴巴的马云都要向“大师”王林讨教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即使在科技如此昌明的时代，周保山的“算”与“医”，仍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或许这无关科学，而关乎心灵吧！

按村干部的说法，周保山的“贫”，是因欠债导致的。当年经营砖瓦厂时，他贷的款并没有还清。他说从砖瓦厂退出时，自己承担了这些债务。2000年，砖瓦厂经营不善，出现亏损，他弟弟派人说和，邀请他回去重掌大局。为了盘活资产，他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将一半砖瓦厂租赁出去，让一个河南老板开了黄姜加工厂，收取加工费；另一半招了另一个老板继续合伙经营砖瓦厂，共分利润，让砖瓦厂从亏损中脱身而出，一步步走入正轨，虽然没有以前红火，却也摆脱了亏损。直到2015年，因为环保等原因，砖瓦厂被关停，他才不得不再次开始自己的游走生涯。

不过这一次，周保山似乎更像一个“游方郎中”，他靠所谓的“秘方”走江湖。据说因治好了几个病人，一时间名声大噪，附近找他看病的人慢慢多了起来，靠卖药膏、药丸，一年也能收入几万元。

和大多数白浪人的感觉一样，我眼中的周保山也是一个“能人”。他的“能”，不仅体现在口才上，更体现在叙述中“过五关斩六将”的“无所不能”——这让我经常会产生疑惑——他这么能，为什么还混成贫困户？事实上，周保山并没有讲述的那么“能”，和其他“贫困户”喜欢“哭穷”相比，周保山更愿意“逞能”，永不言败。他的人生中没有“麦城”。

“今年女儿就上大学了，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她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国家都管了，没有什么负担。儿子也上了地质工程专业研究生，本来他还想出国，但他现在想着毕业后先就业，单位都已经签好了，等工作几年，手头有钱了再出去。就剩下我和老伴，我们的地比较多，已经租出去了，月月都有租金，有保障，生活不成什么问题。靠卖中药我一年还可以挣些钱，饿不着。”

说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洪亮，引得在河里洗衣服的妇女们隔着河岸大声喊叫：“周保山，你吃了什么喜豆，笑得那么开心？”

“你们不懂，因为我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周保山得意地笑着，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告别时，周保山告诉我，砖瓦厂关停时，留下了20万块砖，一直堆在地里，他想用这批砖修一座庙，让一心向“钱”看的农村人慢下来有个信仰。并说，地点他都看好了，在离白浪有四公里的一片荒山上，那里是白浪和王家店交界的地方。

听了他的梦想，我也不觉笑出声来，忍不住揶揄他道：

“环评能通过吗？”

【注释】

[1]数据来源于2018年国家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