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栋颇具设计感的楼前往南再往北走了两三户人家，就到了赵建成家里。听到李军旗的叫声，赵建成挓挲着两只又黑又油的手走出来招呼，原来他正在屋里修理摩托车。

回屋洗干净手，赵建成招呼我们坐下。他家的摆设和别的农户家中并无多大区别，也是正对门口靠墙放着一张条几，条几上摆放着电视机。唯一的区别，是他家东面墙上贴满了十几张大大小小的奖状。我收回目光，正听见李军旗在问赵建成家房屋修缮后是否不再漏水了。

原来赵建成家享受了危房改造的优惠政策。李军旗很殷勤地邀请我到外面看看赵建成家改造后的房屋。站在赵建成家的院子内，我抬头看向他家屋顶，房顶是蓝色的彩钢瓦，我转身问李军旗：“危房改造是由社区统一施工的吗？”在得到李军旗的肯定回答后，我在心中道，果然如此！

农村危房改造对象是在原址上改造的，被划分为四类重点对象，即居住在危房中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和由民政部门负责集中供养的对象除外）。房屋又按危险性鉴定等级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看到赵建成家的房屋改造情况，我初步认定他家应该是C级。

“你家被定为贫困户以后，不是可以移民搬迁吗？你们为什么没有搬迁？”我有些不解。

“我这座房子是2008年才盖起来的，打了一辈子工，就是盖起了这座房，我有些舍不得。”赵建成解释，“何况搬迁以后，这边的宅基地会被收回去，我喜欢住得宽敞一些。加上我家两个都是女儿，也没有必要在外面买房子。住在这里熟门熟路的，大家也好沟通交流。”

故土难离，这也许和年龄无关，而和一个人的心绪有关。

说起危房改造，汉中市信访局驻南郑区两河镇白庙村的第一书记陈小强感触很深。

生于1973年的陈小强，20岁当兵入伍。2016年底，经历23年军旅生涯的他，转业到了汉中市信访局。还没有来得及熟悉信访工作，两个月后，他就被派到了汉中市信访局包扶的白庙村担任第一书记。2017年，正是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最繁忙的时期，各种表格填写、数据填报，把他忙得焦头烂额。等忙完这些，梳理工作时，他却发现一项任务迫在眉睫。每年9月30日前，脱贫攻坚年度工作要把上一年上报的危房改造数目完成，等待验收拨款。而他2月驻村，忙乎了几个月的数据清洗工作，眼看验收日期就要到来了，危房改造的项目还未启动。这让他分外焦急，便去那些上报的危房改造户家中去做工作。

赵建成家里进行了危房改造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么一件好事，差点进行不下去，”陈小强后来和我聊起这件事还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一个群众相信自己家修缮房屋，政府会给补助，而且是每户1万元。”

“1万元？是不是每个地方的补助标准不一样？”我忍不住插问，因为据我了解的政策，省上补助7500元，市县应该还有相应的配套资金。

“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定。”

宣传政策遇冷，让陈小强急中生智，他出面联系了一家工程队，然后回局里申请，先由局里的扶贫基金垫付工程款，为危房改造户进行了房屋修缮。

改造完成，经过住建部门验收合格，将补助款打到了相关贫困户的卡里。这时，陈小强又遇到了难题。

“原来是群众不相信，现在是群众不愿意将打到卡里的钱拿出来。”陈小强很无奈，“特别是一位老太太，开始的时候怎么也不相信，工程队施工时，她还阻拦，现在是看到钱进了卡里，她又舍不得拿出来了。没有办法，我反复给她做工作，最后她终于把钱拿了出来。”

“这是鉴定为C级的，房屋进行修缮和加固。这个比较受群众欢迎。”陈小强进一步解释，“看到那些危房改造户拿到了补助，第二年不用我做工作，许多贫困户主动找上门来，要求给他们的房屋做鉴定。”

“危房改造申报好像比较麻烦？”我记得原来接触过一例因为没有被评定为危房改造户而上访的，于是发问。

“其实还好，就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陈小强回答，“政府组织专业人员或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对农村危房进行鉴定，由县级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核确定危险等级。然后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农户自愿申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审批。”

2018年，白庙村的危房改造申请一下子多了起来，让陈小强应接不暇。而被评定为D级危房的改造工作让陈小强头疼不已。

D级危房是要拆掉重建的。白庙村的政策是拆掉以后在原址重新建造的，每户补助3万元，可这个钱远远不够。因为在农村，许多村民终其一生只盖一次房，房子被鉴定为危房后重新修建，许多人就想将房子建得牢固一些，在用料上和打地基时都会高标准，大部分还要搞防震柱，这样就会超出国家制订的人均负债不能超过2500元的标准。按照国家定的标准，房子可以修起来，但远远达不到村民们的期望值，村民们就觉得这个好事没有办好。不在原址重新修建的，镇上进行集中安置，每个人只有20平方米的面积。

“我包扶的村子里有一对母子，就选择了到镇上的安置点。”陈小强告诉我，“40平方米，只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和一个卧室，母子两个怎么能住得开？农村人都喜欢住得敞亮一点，过去他们的房子虽然破旧，就算是土坯房，每户至少有四五间房，而危房改造对房屋面积规定得太死，没有留出村民们喂鸡、养猪和放柴的地方，不具备基本的生活条件，村民们不能够接受，引起的争议比较大。”

2017年，陕西省对危房改造鉴定为D级集中安置的，每个人核定为20平方米，而其中还包括卫生间和厨房，使许多集中安置的村民们不满意。2019年，国家就放宽了政策，卫生间和厨房的面积不再计算在内。可即使如此，陈小强包扶的白庙村的安置点还是让他满腹隐忧。

白庙村是南郑区的一个小山村，村民们依山而居，靠山生活，每个人都有林地。秦岭以南，冬天不送暖气，村民们会到自家山林里砍些树枝，劈成柴火取暖过冬。但安置点的房子没有考虑设置柴房，村民们就将劈柴堆放在楼道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为此，陈小强没有少给群众做工作。可大家都说，屋里就那么大一点地方，把劈柴一放，人就进不去了。

当时建造安置房时，根本没有规划柴房，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决。陈小强也只能听村民们发发牢骚，他曾经建议过，集中安置点可以参照城里的老小区，给每家盖一间堆放粮食、劈柴和杂物的房间，方便群众生活。但直到2019年4月，他驻村期满回局，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没有地方堆放劈柴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到了集中安置点以后，生产、生活上都遇到了问题。”陈小强说起这些，满面愁容。

到白庙村扶贫，陈小强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为该村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产业扶贫路。这条路是陈小强去贫困户张正荣家入户时发现的。白庙村全村共有105户贫困户，该村要在2017年整村脱贫，陈小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驻村的。开始为了整村脱贫，陈小强只能应付一些日常工作，没有时间静下来思考脱贫之后这个村应该怎么办。一次到张正荣家入户时，他看到老人家正在用棕榈叶编织东西，他很好奇，就问张正荣在编什么，老人告诉他在编扇子。那个编织品才刚刚有个雏形，还看不出模样，陈小强就耐下心来坐在一边观看，没过多长时间，编织品成型，原来是他小时候用过的蒲扇。“现在还有人用这个？”他十分纳罕，就问张正荣，听到张正荣的肯定回答，陈小强心中窃喜：如果村上会编织扇子的人多了，将这一手艺传承下去，还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产业。这样既避免了扶贫产业同质化竞争，也扩大了贫困户的增收渠道。从张正荣家里离开，陈小强心里都乐颠颠的，一个计划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回去后他就开始调研。

原来白庙村编织扇子的原材料棕榈叶比较丰富，村子每家每户都会草袋编织，但草袋编织技术含量低，产品比较粗糙，价格便宜，附加值低，销售终端比较低端，村民实际增收不高，而扇编技艺技术要求高一些，产品的附加值较高，特别是手工编织，在海外较有市场。经过调研，陈小强就将重点工作放在了销售渠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给村民们培训，进行批量化生产都不是问题。后来他开始在网上发布信息，着手联系相关企业，还真有一家企业愿意收购扇子，但有严格要求，因为这家企业是做出口生意的。

万事俱备。2018年3月，白庙村的第一期扇编技术培训班隆重开班。全村24户贫困户参加了培训。从事扇编30余年的张正荣成了技术指导，另外两个编织能手吴玉琴、李宗琴参加授课，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因为这项技艺不需要出什么力气，很适合一些残疾或年老的贫困户。

扇编所需的棕榈叶在白庙村后面的山上。在村子里时，很方便就能得到原材料，可是搬到离村十几里的安置点以后，获取原材料反而不容易了，许多贫困户就不能及时地交货，从而失去了增收渠道。何况安置点没有地，他们连吃个菜都成问题，有的人在门前空地上种了一些菜，也被人给偷走。

“菜也有人偷？”我觉得不可思议，惊呼出声。

“有呀，不单是菜，还有一些生活用品。”陈小强苦笑，“那些农村里又馋又懒的混混，有的人身上有小偷小摸的毛病。许多村的人搬到一起居住生活，没有人管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

陈小强就为搬到安置点的贫困户充过好多次电费。白庙村离集中安置点有十几里，安置点没有为这些搬迁户划拨土地，所有人都要回到原来的居住地继续耕种。这对那些手脚利索、家中有交通工具的贫困户还好说，对那些行动不便的残疾贫困户就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被评定为D级危房的贫困户，经济条件相比他人本来就差，原来在村里的时候，大家依山而居，每天去山上接泉水饮用，生活成本较低，现在搬到安置点以后，每天的饮水、用电都要花钱，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一些贫困户的负担。由于没有统一的物业管理，购水、用电都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充值，许多搬迁户不习惯，往往会在上级来检查的关键时刻打电话给村干部或第一书记说他们没有电了，陈小强和村干部就得给他们把电充上。

“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管理如果跟不上，这一群体脱贫后极易返贫，这是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问题。”陈小强有些忧心忡忡。

和陈小强的忧心忡忡相比，当初张三强和齐建林为我推荐危房改造户时是信心满满的，“我们社区找了工程队，为他们统一施工修缮加固了房顶、粉刷了外墙，他们的房子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推荐给我的赵建成和周保山对危房改造并没有什么感激之情。

看完改造后的房顶，我和他们一起回到屋里坐下。赵建成并不是一个善谈的人，我不得不找话题来打破沉寂。

“我是1971年的，但户口本上是1972年的。我十四五岁就开始出去打工了，那个时候只能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

赵建成开始讲起了他的经历。

赵建成家是月亮湾一组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种地人，一辈子务农，从没有外出过。赵建成姊妹五个，他是老小，日子虽苦，可也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变故发生在他12岁那年，他的父亲忽然暴病身亡，家庭重担一下子落到母亲肩上。当时，家里已经包田到户，上面的几个姐姐也相继出嫁，母亲咬着牙让当时小学毕业的赵建成继续读书。又上了三年学，初中毕业的赵建成实在不忍心母亲劳累，就决定辍学回家帮助母亲撑起这个家。(www.daowen.com)

在过去的三年中，母亲除了要把家里的地种好，还跟着一帮乡亲到山上挖药材卖药材。母亲的辛苦，赵建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初中毕业后，赵建成没有考上初中专，尽管分数可以上高中，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辍学。他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地享用母亲的辛劳。

14岁的他，跟着亲戚到西安一家建筑工地做起了小工。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八年。和大多数外出务工的人一样，那年春节，家里人安排他和梳洗楼的一个姑娘相亲，他看着姑娘人不错，两个人就很快订了婚，第二年麦收回家的时候，两个人成了亲。

结婚两年后，他的大女儿出生了，有了新生命的家庭，让他更有干劲了，他开始向技工方向发展。技工不但挣得多，而且出力少。

“为这个下了不少苦功夫！”赵建成说。不到两年，他就出师了，后来还成了一位有名的钢筋工。

2003年，他的第二个女儿出生。虽然母亲想让再生一个男孩，可他和媳妇都决定不再要了，政策也不允许。这样，赵建成就成了“双女户”。而那年，他们一直跟着干活的公司在印尼有一个项目，他就决定跟着出国。

看到赵建成难得打开“话匣子”，我就有些贪心不足地想问问他对脱贫攻坚的一些看法，我有意引导他：“你们家是怎么被评上贫困户的？”

“该被评上就被评上了呗！”赵建成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从国外打工回来，还是在西安的工地上打工，有一次施工时，被吊车吊着的预制板给砸了，致使脚掌粉碎性骨折，鉴定为三级残疾。那之后我就回到了家乡，平时揽一些零星小活儿干干。我们家那口子常年生病，患有多种慢性病。加上两个女儿正在上学，2016年底，经过小组讨论，我就将申请递了上去，2017年，贫困户数据清洗，一些不符合规定的贫困户退了出来，我家就被评定上了。

“被评上贫困户以后，我和爱人分别被安排到环卫工、保洁员的公益性岗位工作，这还没有干上两年呢，村里就将我们的公益性岗位拿回去了，说是去年我女儿大学毕业了，已经工作了，我们家也可以退出贫困户行列了。我女儿还没有完全就业，我和爱人就完全失业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这下，我终于明白赵建成为什么一说起脱贫攻坚的事情就不高兴的原因了。

赵建成是一个故土难离的人，他奋斗半辈子为自己在月亮湾修建了要住“一生一世”的房子，被鉴定为C级危房的“家园”经过修缮加固，让他觉得住得更加安心了，他说，余生他就在这里安度晚年了。

和赵建成有同样想法的是另一位危房改造户周保山。

周保山是村子里公认的能人。

但我见到这个能人，心里还是有些失望的。

“你别看他其貌不扬，他可是个传奇人物。”白浪社区主任齐建林看我的表情，连忙解释。

走进白浪社区“办公中枢”的男子看着有些邋遢，脚上趿拉着一双蓝塑料拖鞋，身上的黑灰西服敞开着，里面蓝色衬衣扣子胡乱地系了两颗。脸长长地拉着，嘴里的牙有些暴突。

“我这个贫困户也不是我自己找的。”他一开口更让我意外，“我没有找人，是村民们给我评上的。”

2017年，陕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扶贫和低保对象核实及数据清洗工作。白浪社区也进行了清洗，这次清洗活动严把精准识别“九条红线”，以“两不愁、三保障”为核心，确保“四率一度”达标。在“九条红线”的标尺下，白浪社区一些人也因为房屋豪华装修等原因退出了贫困户的行列。周保山就是这个时候被村民们评议后选上的，因为他家里有负债，还有两个学生娃。

周保山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评为贫困户，他在白浪也算是第一批“下海”的人，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成为贫困户。

“指望国家给钱不合适。”周保山抬起头梗着脖子，他交换了一下压着的两条腿，变换了一下坐姿。趿拉着拖鞋的脚晃动着，脚上蒙了一层灰。

“周保山，你在这儿呢。赶快把医保费交一下。你的医保费还是齐主任垫付的。”从外面回来的副主任董艳伟看着周保山说道。

“多少钱？回头我拿给你。”周保山将脸转向齐建林。

“没有多少钱，改天再算吧。”齐建林边在文件上签字边说。

“医保费也没有多少，为什么不交呢？”我很纳闷。

“过去的政策是交的话要把过去几年没有交的一块儿补上，我家4口人，补交的话钱不少呢，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周保山解释，“以后我就交呀，现在的政策可以当年交当年享受。”

“是那样算的吗？”董艳伟看向齐建林，“那这几年一直是你在帮他交？”

“贫困户脱贫有一项是必须要交农村合作医疗费。不交不行，他们不交，只好给他们垫上了。”齐建林笑着说。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齐建林，我记得前几天和张三强、李军旗他们闲聊时，他们说他们的工资很低，村支书高一些，也不过是1000多元，过去可以不在村上坐班，有事处理事情就可以，现在脱贫攻坚任务太重，上级检查特别多，天天都得在村委会上班，过去的生意都耽搁了。而且工资还是一个季度发一次。当时听他们说的时候，心中还是很替他们惋惜的。毕竟能当上村干部的人应该都是村里的“人精儿”，如果他们专心去经营自己的副业，一定能够发家致富。

而现在，社区主任竟然还要帮贫困户垫付合疗费？！我再次看向齐建林，好像见了“外星人”一样。而他好像司空见惯，倒对我的少见多怪有些诧异。

“我先前不交合疗，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得病。”周保山晃着腿说。

看到我流露出讶异之色，他接着说：“明天会怎样，你们看不到，我可以看到。”

听到他这番奇谈怪论，我愈发好奇。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奇人”？

“你家离这里远吗？不远的话，咱们去看看。”我看向周保山。

“不远，不远，跨过广场就到了。”周保山扭头用手指着社区办公楼的西边。

我们相跟着走到楼下，经过那个写着“乡村大舞台”的广场影壁墙，沿着河堤向西走了50米左右，就到了周保山家。屋后不远处就是小山，屋前的院子不是惯常农家的那种水泥地板，而是红砖铺地。刚下过雨，地面有些湿滑，隐隐地有绿绿的青苔露出来。二层小楼明显地经过了修缮，蓝色彩钢固顶、雪白墙体粉面。

“那个时候，想让他搬迁的，镇上、县上的安置点随他挑，可是他却不愿意。他房子有些漏水，村上就花了1.5万元给他进行了危房改造。”董艳伟觉得周保山的想法不可思议，“大儿子在西安上大学，还考了研究生；女儿今年就要高考，学得那么好，肯定会考一个好学校的，儿女都不会回来了，为什么不到县城去？这个宅基地的位置也不好。”

董艳伟嘟嘟囔囔的话引起了周保山的反驳：“你还年轻，很多事还看不明白。”

周保山说话时充满自信，谈起儿子更是傲骄自豪：“儿子现在在外面上学，有见识了，搬迁的事就是他让我不要搬的，让我保留着宅基地。看看，孩子出息了，都开始指导我了。”

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会有不同的考量，周保山不愿意搬迁自有他的道理，赵建成不搬迁也有他的固守。可危房改造真的是想说爱你不容易，制订政策要想让大家都满意，估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在实际工作中，怎样让这些改造户满意，却是对村干部和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的考验。